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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庄诗文中的地域印记及其精神归宿

http://www.newdu.com 2017-10-22 文学遗产网络版 佚名 参加讨论

    地域环境与文学生成之间的关系,是古今中外先哲们共同关注的话题,相关论述不胜枚举。地域对文学之影响,是文学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1]。南宋后期文学家刘克庄出生于莆田(今属福建),这里是他面对的第一空间,这一生于斯、长于斯的空间赋予其气质,塑造其品格,影响其思维,刻画其记忆,乃其生命之根。莆田的文化传统、风物山川、名胜古迹、习俗语音,或隐或显地影响着其文学创作。莆田在刘克庄的文学作品与精神世界中呈现为一个复杂的空间,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莆体”和“乌石山”:历史积淀与自然山川的双重印痕
    刘克庄虽宦游一生,供职频变,然据其履历,八十三年生涯之中,有近五十年是在莆田度过的。他的文学是在故乡的传统中滋养出来的,因而也就天然地打上了莆田的印记。莆田,自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始属福建路兴化军,太平兴国八年(983)之后为军治所在,这里负山阻海,干戈不动,弦歌相闻,具有良好的文化氛围。北宋兴化名人蔡襄即说:“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举天下郡县,无有绝过吾郡县者。甚乎,其盛也哉!”[2]而据南宋李俊甫《莆阳比事》载:“莆阳登皇朝进士第者,自兴国八年王世则榜李欣始,至嘉定七年袁甫榜,正科已八百余人,特科已五百余人,新第者率题名于郡桂籍堂。”[3]刘克庄《和潘侯劝驾韵》诗亦云“唐季闽尤多进士,宋兴莆已四抡魁”[4],足见莆田地区科举人才之辈出以及人文气息之浓厚。在南宋科举考试经义与词赋并行的两大类中,莆田士人又以词赋最为闻名。刘克庄言“吾乡徐正字夤,唐末有能赋声,外国皆颂其赋”(《文止戈为武赋四韵》)[5],即已说明莆田词赋唐时早已闻名,北宋“闽士多好学而专用赋以应科举”[6],也是众所周知的。到南宋时,莆士以词赋中高第者仍不在少数,林大鼐、郑厚、黄公度、刘夙、刘朔,均是如此。直至元代文学家戴表元仍称扬“异方之精词赋者,莫如闽士”[7],可见词赋之盛,确实是闽中源远流长的传统[8]
    南宋场屋之辞赋乃以律赋为要,在刘克庄的文集中甚至出现了“莆体”这一概念。刘克庄在《丁元有墓志铭》中有“天下声律尚莆体,莆体发源自丁氏”[9]之句,在《林实甫墓志铭》中也谈及林秀发“试别头赋擅场,考官疑‘莆体’,避乡嫌不敢取”[10]。律赋而专有“莆体”,当是词赋在莆田繁盛而派生出来的地域色彩浓厚的文体。关于“莆体”的材料,大概由于“科举律赋不得预文章之数,虽工不足道也”[11]的缘故,我们已无法找到大量的莆人律赋比对考订,也就无法确定其具体的文风特色,但它是一种有莆田地域特色的文体则是可以肯定的。曾慥《类说》引《古今诗话》“闽士诗赋”条云:“真宗朝,试《天德清明赋》,有闽士破题云:‘天道如何?仰之弥高。’会考试亦闽人,遂中选。”[12]由于律赋讲究严格的声韵,此处闽士将“何”与“高”相押,若按“官韵”绳之,则极可能罢黜,但因考官亦闽人,偏袒而取之。由此,我们推测“莆体”律赋或亦在用韵上有以方音入韵之特点(这当然非其全部特点,仅是一端而已)。一般律赋都是押“官韵”,所谓“官韵”,大抵以《礼部韵略》为准,但“赋初入韵许用邻韵,引而有声相近而非邻韵者”依旧许用[13],声相近者也在可入赋韵之列的规定给了方音入韵以方便。林秀发参加的“别头试”,本就是一种强调避嫌的考试类别,其作赋为“莆体”,极可能就是用方音押韵,给考官辨认出为莆人而罢黜不录。
    推而广之,刘克庄虽亦循当时之官韵,但其韵文创作显然也摆脱不了这种地域方音的影响,惜今《后村先生大全集》赋之卷已残,所存无律赋,但通过刘克庄填词的用韵情况,我们可以确定其使用了方音押韵[14]。据今日对保留古音较好的莆仙戏音韵之调查,也能看到莆田方音相对官韵而言,的确很有其特点,如“割、肝、大、倚、债、何”六字,官韵显然各有所属,不可通押,但莆田方音是可通押的[15]。这种方音入韵,显然成为了刘克庄韵文中挥之不去的地域印痕,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莆体”。刘克庄的文学是在莆田这个具有浓厚文学传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的韵文创作在语音上更是有意无意地打上了莆田的烙印。莆田作为一个实存空间,以自己的历史传统与习俗语音影响着刘克庄的文学创作。与此相类,莆田的山川地理也时常出现在刘克庄的笔下,而且表现出丰富的内涵。
    “闽越江山,莆阳为灵秀之最”[16],莆田为丘陵地带,多山多水,刘克庄所居在莆田城东北方向的乌石山下,这里是他的家族聚居之地。据何乔远《闽书》卷二三载:“乌石山,自太平山而东。旧在城东北……林与陈、方、黄、宋、刘、王、郑、李八家,居是山之下,簪缨不绝,莆人谓之九大姓。”[17]乌石山在刘克庄笔下,最开始只是代表故乡,用来引出怀乡之思,《乌石山》云“客子家山亦此峰,可堪投宿听疏钟”[18]诗歌写到别处的同名之山,就是这种情感的表达。刘克庄在回人寿诗之启中,也常常用“颂乌石岗边之诗”、“寻乌石岗边之路”来表示他与回启对象在居处附近的交游,这里的乌石山是一种表示密切关系的背景。而后,乌石山则常为其回忆童年的载体,如七律《乌石山》:“儿时逃学频来此,一一重寻尽有踪。因漉戏鱼群下水,缘敲响石斗登峰。熟知旧事惟邻叟,催去韶华是暮钟。毕竟世间何物寿,寺前雷仆百年松。”[19]这首诗作于三十三岁时[20],此时刘克庄因在李珏幕府得谤而归里监南岳祠,此诗表达的纯是一种追忆逝去年华的普通情感,尚未见特别之处。
    与乌石山一样,莆田名岳——壶山(或称“壶公山”)也常常是刘克庄笔下描述家乡的背景,如《与客登壶山绝顶》、《次方武成壶山韵》等诗即是。同时,壶山也一样是伤逝主题的寄托物,如“眼中除却壶山外,多是新知少旧知”(《三月二十五日饮方校书园十绝》)[21]之类。而萦绕壶山、穿城而过的延寿溪,大抵亦有此内涵。《寿溪》诗云“丱角钓游今白发,重寻陈迹不胜悲”[22],《二月初七寿溪十绝》诗云“士不论穷达,离乡即可哀”、“城郭有时变,市朝回首非”[23]等等。在这里,山川对于刘克庄来说,无外乎“故乡”与“青春”两个主题。自然景物本身并未给刘克庄带来多少吟咏的冲动,但是山川永恒,人世变易。莆田的空间是不变的,人物却在更替,所以莆田山川总是刘克庄追忆逝去年华与怀念凋零故人的场地与背景。然而,这些对于刘克庄来说,其实并非最重要的。怀乡也好、伤逝也罢,这只是任何一个普通人都会有的寄情家乡山水的举动,莆田在“故乡”与“青春”的主题上,并没有特殊之处。譬如“青春”主题在临川也可以有。刘克庄十五岁时随父至临川,在这里生活了三年,当他再过临川时,亦不免发出“高年凋落尽,满眼少朋识”,“既生异县感,遂起故乡意”,“回思盛壮时,去矣复难得”[24]等等感叹。但是,莆田又毕竟不同于少年之临川、青年之金陵[25],莆田对于刘克庄的特殊意义还需另外寻找。
    二、从“乌石山”到“徐潭”:寄托江湖之梦的山水
    随着刘克庄仕宦经历的丰富,各种曲折、打击和不尽如人意事接踵而至,莆田的山川也开始涂上另一层色彩。六十六岁时的重阳节,刘克庄与子侄们再次登上乌石山。此前,他刚被御笔落职,从行在临安归乡,《送叶大明序》描述了他这时的状态:
    今蒙宽恩放归田里,睡至日高丈五,坐茂树,临钓矶,或抵暮忘返,而又束书不观,焚笔砚不为文,度人间至闲至佚无出余者,视向之且拜且立,且备顾问而费思索,其得失乘除何如哉![26]
    刘克庄似乎看破了红尘,开始享受村居的生活,并在此时将宋理宗赐书的“后村”、“樗庵”两匾悬于新居之上。于是《壬子九日与群从子侄登乌石山用樊川韵》说:“垂髫登巘捷于飞,岁晚重来脚力微。壹死壹生群从少,某丘某水几人归。即今秉烛游清夜,自古无绳系夕晖。莫忆宫门谢时服,海图尚可补寒衣。”[27]乌石山依旧是常见的伤逝背景,但尾联却多出了一分“归去来”的意蕴。以至到八十岁时所吟“我已归寻乌石路,人谁肯顾雀罗门”(《又采荔一首》)[28],更是将意思表达得清楚万分了:乌石山就意味着里居。由此,我们窥清了莆田最重要的意义:在刘克庄的一生中,莆田是他的“江湖之梦”,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空间,回到这个空间就意味着入世理想被放逐,且远离庙堂,它对应的是心态的隐逸、性格的疏狂,生活的主导绝不再是吏事,而是诗文。这直接促成了他的诗歌中大量喜雨、苦旱、田园、村居等题材的出现。莆田在这些诗文中作为隐性的空间而存在,刘克庄通过大量的这些题材来表达内心复杂的感受,掩饰梦想破灭的痛楚,这才是文学家刘克庄心中最为深刻的莆田。莆田的山川风物,以这种形式直击刘克庄的心灵深处,让他痛后生出隐遁之心,却又在里居时露出不豫之色。
    刘克庄最初是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儒生,他不仅继承着理学“内圣”的一面,更追逐着儒家“外王”的理想。在国家危亡、战事频仍的时代,事业功名是青年刘克庄的追求,他坚定地说要“生拟弃家寻剑客,死当移冢近骚人”(《南浦亭寄所思》)[29],偶遇挫折时也感叹“闲有工夫忧世事,老无勋业惜年华”(《立春二首》)[30],他不想只做一个动笔写小诗的书生,所以有“明时性学尤通显,却悔从初业小诗”(《偶赋》)[31]之句。在刘克庄的骨子深处,也像他所崇拜的辛弃疾一样“始终把社会责任的完成、文化创造的建树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融为一体,并以此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32]。但是命运并不掌握在他手中,频频得谤、屡屡落职之后,他只能无奈地感叹“早知不是封侯相,蓑笠何因肯出村”(《命拙》)[33]。归乡里居似乎已成为他的宿命。他将这种理想枉然的积郁赋予乌石山,让乌石山成为了他“老无勋业”的见证,这里并没有李白“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的雅致,而只是一声叹息。
    如果说乌石山的意义或多或少还有变化过程的话,那么徐潭一开始即以江湖隐逸的色彩出现在刘克庄笔下,让隐逸成为其晚年文学主题表达的重要表征。乌石山的意义是刘克庄赋予的,那是因为乌石山纯为自然山川,并无附加的历史,而徐潭则不同,徐潭本身即有着自己的历史内蕴,是人文传统与地理山川的结合物。刘克庄不仅赋予徐潭新的意义,他更需要从徐潭寻找意义,这让地域环境与文学精神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的亲切关系。
    徐潭是延寿溪的一段,《闽书》卷二四载:“延寿溪,溪自游洋发源,经莆田,潴延寿东入海。十里澄湛,无湍激声。一名绶溪,以其水绿如绶然……又唐徐正字夤亦隐此溪。而宋吏部尚书徐铎亦家于此溪。有延寿桥,桥北有石微露者,夤钓矶也。有潭名徐潭,亦以夤故。”[34]徐潭因唐末徐夤而得名,徐夤是刘克庄的乡贤,以律赋魁天下。徐夤的一生,大抵也经历了由待展抱负至归隐林下的心路历程。徐夤隐居莆田,而后有钓矶与徐潭的名胜,自然就让徐潭充满了隐逸之趣,这让归里赋闲、筑屋溪边的老年刘克庄找到了安抚心灵的寄托物,所谓“平生慕用徐先辈,异世溪边共一矶”(《诸公载酒贺余休致水村农卿有诗次韵》)[35]
    淳祐三年(1243),主崇禧观的刘克庄里居莆田,五十七岁生日作《木兰花慢》词,这首词颇见刘克庄疏狂的心态,其中积郁不平的情感仍是主导,仍有一种等待再展抱负的幻想。词中有“儿时某丘某水,到如今老矣可樵渔”[36]之句,他说的“可樵渔”的“某丘某水”自然是泛指,这种泛指背后正隐约地体现出刘克庄并未有实际上的渔樵归隐活动,只能以“某丘某水”来表达心情。而当他淳祐九年前后[37],选址徐潭,准备筑徐潭精舍时,原来寄托隐逸情怀的“某丘某水”,即刻有了具体的名称——徐潭,这也意味着刘克庄的“可樵渔”有了实际的行动。刘克庄诗文中,直接描写徐潭的,有淳祐九年左右的《徐潭精舍上梁文》,淳祐九年的《徐潭即事二首》、《自和徐潭二首》,宝祐六年的《志仁监簿示五言十五韵夸徐潭之胜次韵一首》等,另外,与徐潭有关的“钓矶”、“樗庵”也多次出现。这些诗文,无一例外地指向“隐逸”主题,说明刘克庄在徐潭寻找到了足以抵抗出仕理想的力量,能够让他较为坦然地接受各种挫折之后的里居生活。这较之乌石山来说,已经从理想放逐的悲愤无奈,走向了归隐田园的怡然自适。换言之,莆田山水已经由乌石山的“放逐”主题,转向了徐潭的“隐逸”主题。
    从“乌石山”到“徐潭”,是莆田山水“着我之色”的一种转变,也是青年刘克庄到老年刘克庄心态转变的缩影。这种转变,具体而言,又当以淳祐十二年(1252)为标志年。这一年后村新居建筑完成,徐潭精舍大概也整葺一新,此前刘克庄已向宋理宗请赐宸翰“后村”、“樗庵”,恰好于此之际将匾额悬于其上。所谓“樗”,即是无用之木,刘克庄以此名庵,显然已经深切地体会到自己抱负的无望。从出仕到现在,他已因各种政争而被罢六次之多,监南岳祠、主仙都观、主玉局观、主云台观、主崇禧观、主明道宫,他甚至怕再次经历这样的事件,所以说“宁为野老骑黄犊,怕作祠官祭碧鸡”(《碧鸡草堂上梁文》)[38]。而另一方面,暮年已至,身边交游纷纷谢世,他绝然不知自己尚可再活近二十年,所以“未必封侯胜种瓜”(《送游潮州二首》)[39]的感叹转而为“未觉封侯胜种瓜”(《忆昔》)[40]的觉悟,一字之差,却衬托出其心态的转变。
    对于晚年刘克庄来说,徐潭是莆田山水中慰藉其心灵、影响其创作的代表。在莆田这个丘陵地带,“某丘某水”太多了,刘克庄选址在徐潭隐居,固然有其自然条件的限制,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徐潭的历史内蕴与其自我心态的一种深度契合。由于这种深度契合发生在老年刘克庄身上,因而他不仅选择徐潭作为寄身之处,更是慎重地将其作为葬身之地。他在《徐潭草堂上梁文》中说“命乃在天,死便埋我”[41],八十岁所作《念奴娇·丙寅生日二和》词云“草堂绵蕝,百年栖托于此”[42],八十二岁所作《公论》诗云“前身定是徐先辈,延寿溪头了一生”[43],这都表示他要将自身托于徐潭,而其逝后所葬之处也确实是在徐潭之原。这种举动象征着莆田人文景观与刘克庄文学精神的融合,他在徐潭寻找到了寄托,也让徐潭增加了历史内涵。“徐潭住后村”[44]出现在后来文人对莆田名胜历史的书写之中,而清人翁方纲说“徐潭往迹徐刘阅,徐耶刘耶何分别”[45],更是将刘克庄对徐潭的意义与徐夤作同等地位看待,刘克庄与莆田山水之间形成了一种深刻的内在联系。
    三、荔枝:地域意象的典型
    除了上文所论莆田山水之外,莆田的物产也在刘克庄的诗文中有广泛的反映,其中尤以荔枝内涵最为丰富,最具典型意义。福建荔枝闻名天下,《淳熙三山志·土俗类·物产》“果实”第一条即记载闽中荔枝之盛,其种类达二十八种之多。荔枝之于闽中,犹如牡丹之于洛阳,谢杰《荔支名记》曰:“荔支者,果之牡丹也。牡丹盛洛下,洛人士珍而谱之,荔独盛闽,谱可闽士阙哉?”[46]荔枝对于当地文人之意义,足当重视。莆田今称“荔城”,莆田荔枝又是闽中最上品,而具体到刘克庄所居之乌石山下,则更是莆田之最矣。《方舆胜览》引《郡志》曰“莆田荔支为天下第一,乌石荔支为莆田第一”[47],可谓褒扬之甚,类似的诗句如宋代王十朋“莆中荔支胜闽中,乌石山前又不同”[48]等,也有许多。至于宋人蔡襄《荔支谱》、明人徐𤊹《荔支谱》亦多录乌石山下、延寿溪边诸种上等荔枝,如“陈紫”、“宋家香”、“状元红”、“皱玉”之类。刘克庄居于盛产荔枝之地,其生活自然就离不开荔枝。荔枝在他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他对荔枝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左目》诗云:“已盲犹赤痛,久不出鸡窠。丹荔曾遗毒,青灯亦一魔。抛书无味甚,节腹奈馋何。二癖依然在,徒劳问眼科。”[49]将荔枝与读书看成其一生中同等重要的癖好,另外他还曾花巨款购买好品种的荔枝树[50]。在刘克庄的文学作品中,荔枝蕴涵着鲜明的地域色彩和具体的时空指向。换言之,刘克庄笔下的荔枝是不同于中国传统诗文吟咏中的一般荔枝意象的,而是莆田当地实实在在的荔枝物象的心灵化,其所蕴涵的意义多为现实衍生的,鲜为历史传承的,是“现实意象”,而非“历史意象”[51]
    荔枝进入文学作品,当自司马相如《上林赋》“答遝离支”始,之后陆续有荔枝诗、荔枝赋出现,此类诗赋多将其看作“异方风物”,咏叹其难见与珍奇,如王逸《荔枝赋》即是。至唐,因杨贵妃好荔枝而生出一段故事,文人们便将荔枝与政治联系在了一起,如杜牧《过华清宫》即是。明林古度《荔支通谱叙》云:“即杨贵妃一妇人女子,偶甘是物,而名为之益彰。自唐以后之谱荔者、赋咏荔者,又莫不借贵妃以为故实。”[52]由此,作为历史意象的荔枝,即有两条主要发展线索,即“异方风物”与“贵妃事件”。而后稍有演绎者,则“异方风物”转而为借荔枝喻怀才不遇,“贵妃事件”转而为借荔枝讽刺议论政事。这四类,可从明人邓庆寀《闽中荔支通谱》所录诸多“事类”、“诗赋”中得到印证,其中与政事涉瓜葛者尤为文人所津津乐道。刘克庄所写之荔枝,却并非仅此而已,他的荔枝意象多数时候是跳出此类传统的。荔枝作为历史意象淡出了刘克庄的视野,而作为现实意象则在诗文中凸显出来,这主要表现在荔枝于刘克庄诗文中的“实指性”和“特喻性”。
    所谓“实指性”即指向当下生活世界中的具体物象。历史意象是没有实指性的,比如刘克庄笔下的“辽鹤”,它常常出现在表达沧桑变换之感时,是从书面引申而来的一种语典。辽鹤之所以不断出现,不是因为刘克庄真实地看到了作为动物的鹤,而仅是利用其背后所代表的历史意蕴。现实意象则不同,它是有实指性的。刘克庄写荔枝,并非荔枝的历史意蕴打动了他,亦非他的文学表达需要利用荔枝的历史意蕴,而是因为荔枝参与了他的现实生活,成为他与当地文人交往的媒介,酬唱的主题和表达思念的载体,并且“日餐丹荔”、“晨起采荔”表现出他平常生活的乐趣。刘克庄集中有四十余首有关荔枝的诗歌,其中次韵唱和者即有《和南塘食荔叹》、《温陵太守赵右司惠诗求荔子适大风雨扫尽辄和二绝》、《表弟方时父寄荔子名草堂红若欲与吾家玉堂红争名者次韵谢之》、《次韵张秘丞皱玉诗》、《和南塘荔支五绝》等等,在这些诗歌中,荔枝的各类品种如“陈紫”、“郎官红”、“草堂红”、“玉堂红”、“皱玉”、“法石白”、“太仓红”等都成为吟咏的主题,朋友之间就荔枝的色、香、味进行品评,对自家荔枝的种植生长状况进行绍介,这绝不是文人笔下的传统荔枝意象,而是交游生活必不可少的话题。刘克庄晚年与林希逸交情甚笃,一位住莆田,一位住福清,二人之间多有书信往来,其中《答林中书书》一文四百余字篇幅有大半是讨论荔枝的。与此相类,刘克庄《跋蔡忠惠帖》言及其家藏有徐师闵《荔枝谱》碑本,也透露出刘克庄有收藏“荔枝谱”的兴趣。如此等等,均见荔枝作为莆田物产,借其特有的地域性,深入到刘克庄的当地交游生活之中,从而影响其文学题材的选择。
    荔枝也常常出现在刘克庄赠送友人的诗歌中,这些诗中的荔枝,多有其具体的时空指向,如《送张应斗还番𠃓》“蕉荔漫山雾雨繁,虬须客子悔南辕”[53],是以荔枝作为代表莆田的送别背景;《送项使君季约》“清斋灯火夕,闭合荔支时”[54],是以荔枝作为农历五月送别的时间表达;《挽陈岩方隐君二首》“刍成昔喜同浮白,荔熟今悲自擘红”[55]中的荔枝则为睹物思人的载体。《寄方时父二首》:“轻红入谱因人重,淡墨遗贤岂命悭。欧九玉堂在天上,不如杜二草堂安。”[56]自注云:“玉堂红,余家名荔。时父自名其家荔子为草堂红。”这更体现出荔枝在刘克庄诗文中的“实指性”。而另一方面,食荔、采荔生活,则侧面呈现出刘克庄里居时的状态,尤有田园之趣。刘克庄专以“啖荔”、“采荔”为题的诗歌,并不在少数,且有《采荔子十绝》、《食早荔七首》等组诗,都充满谐趣。
    具有“实指性”的荔枝,指向的是实存空间莆田,这与前文所论莆田山水的“故乡”与“青春”主题有些类似,荔枝亦可看作只是寻常的故乡风物写入文学作品而已,并无特别意义。荔枝的特别意义仍然要归向“隐逸”主题,这即是刘克庄笔下荔枝的“特喻性”。
    荔枝有其象喻意义,前文已经谈及,即由“异方风物”转而象喻怀才不遇、遭遇不公之类,如苏轼《食荔支二首》“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等诗句,即隐含一种旷达中的失意。因为荔枝多生长在南方边远地区,往往远离政治中心,所以生出近于“放逐”的寓意,大概也是顺理成章的。如李纲《画荔枝图》“南闽荔枝名四方,非因谪官那得尝”等等,也是如此。荔枝在贬谪文人那里早已与官场失意联系在一起。但是,贬谪之地常常不会是自己的家乡,这使得他们笔下荔枝的“放逐”意味就会非常浓厚,而刘克庄的里居虽有贬谪之意,却是回到家乡,荔枝意象所蕴含的多隐逸之趣而少放逐之悲。这种具有隐逸趣味的荔枝意象,与传统荔枝意象的内蕴相比,显然是具有特殊性的,即“特喻性”。
    刘克庄七十岁所作《采荔子十绝》之一云“未知故山荔,何似首阳薇”[57],此时是刘克庄第六次罢黜后的第五年,他的心态已如前文论及徐潭时所言,真生归隐之心了。他在这里将荔枝比作首阳之薇,寓意是明显的。在刘克庄的一生中,吟咏的各种动植物繁多,但从来没有一种东西能像荔枝一样可以“首阳薇”相许,这是邈然高蹈的士人最看重的象喻之物,即便是刘克庄终生又爱又怕的梅花,也绝无此等地位。他在七十三岁作《荔厄一首》又云“不饶后村荔,如夺首阳薇”[58],从“未知……何似”的问句变为“不饶……如夺”的肯定,这里将荔枝看作隐逸象征物的情感应该说是愈为醇厚了。景定元年(1260)上半年,七十四岁的刘克庄仍是奉祠里居状态,他作《采荔二绝》云:
    日三百颗沃馋涎,肘后丹方勿浪传。晚与放翁争旷达,荔枝颠向海棠颠。
    思莼羹豉辞京洛,为海棠花客剑川。帝悯后村翁老病,即家除拜荔枝仙。[59]
    “荔枝颠”与“荔枝仙”已是他对自我身份的一种定位,“颠”乃喻其酷爱荔枝的程度,“仙”则喻其当时的生存状态。七十九岁作《食早荔七首》云:“向来唤做荔支颠,浪得颠名不记年。帝悯此翁颜色老,即家除拜荔支仙。”[60]诗人再一次对这种带有戏谑性的人生定位作出表达。荔枝在刘克庄笔下的“特喻性”,正是建立在晚年刘克庄整体心态作出调整的基础上的。当刘克庄的人生理想已不在魏阙庙堂,而是回归寄托江湖之梦的莆田时,其中地域色彩浓重的物产——荔枝,才有别于传统“历史意象”的荔枝,成为刘克庄所独有的“现实意象”。也正因为这样,作为刘克庄笔下“现实意象”的荔枝,其“特喻性”意义又胜过其“实指性”意义。“特喻性”所对应的正是刘克庄心灵深处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莆田。
    总之,莆田作为实存空间,其本身隐性的人文传统与地域色彩即已影响着刘克庄的文学创作,而作为象征空间,刘克庄又不断地赋予莆田以意义,也不断地向莆田索求意义,是其精神归宿之所在。刘克庄文学中的“故乡”、“青春”、“放逐”、“归隐”等主题在莆田不断地演绎,这种演绎对刘克庄的诗文在题材选择、意象塑造、主题表达、风格形成等方面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可以说,莆田对刘克庄是由外而内的滋养,而刘克庄对莆田则是由内而外的表达,他们之间相互勾连,共同丰富了彼此的内涵。从明代郑岳的《莆阳文献》,到清代郑王臣的《莆风清籁集》,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注释:
    [1]宋代文学中的地域差异,可参看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第七章第一节,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蔡襄:《兴化军仙游县登第记序》,《蔡襄集》卷二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09页。
    [3]李俊甫:《莆阳比事》卷一“前代名贤,皇朝进士”条,《宛委别藏》本。
    [4][5][9][10][18][19][21][22][23][24][26][27][28][29][30][31][33][35][36][38][39][40][41][42][43][49][53][54][55][56][57][58][59][60]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24页,第1298页,第3831页,第4069页,第16页,第37页,第391页,第276页,第642页,第151页,第2482页,第519页,第1045页,第14页,第41页,第57页,第78页,第292页,第4742页,第3322页,第914页,第1113页,第3320页,第4735页,第1127页,第970页,第220页,第365页,第936页,第976页,第662页,第811页,第855页,第958页。
    [6]欧阳修:《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二册第521页。
    [7]戴表元:《君信诗集序》,《戴表元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页。
    [8]详细论述可参见陈庆元《福建文学发展史》相关章节,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1]王若虚:《文辨》,胡传志、李定乾校注《滹南遗老集校注》,辽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426页。
    [12]曾慥:《类说》卷五六,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3704页。
    [13]丁度:《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附《贡举条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参见陈鸿儒《后村词韵杂谈》,载《龙岩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刘晓南《宋代福建诗人用韵所反映的十到十三世纪的闽方言若干特点》,载《语言研究》1998年第1期。
    [15]参见游汝杰主编《地方戏曲音韵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36页。
    [16]黄滔:《司直陈公墓志铭》,《莆阳黄御史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何乔远:《闽书》第一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48页。
    [20]相关诗文系年,若无特别说明,均据程章灿《刘克庄年谱》,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5]刘克庄三十一岁在金陵入李珏江淮制置幕,上书论政、志在边陲,是其理想最为昂扬的时期,也是他后来常常提及之盛年往事。如《去春》:“去春烽火照江边,曾草军书夕废眠。万里旌旗真属命,一丘耕钓且随缘。偶然谢客元非病,间亦寻僧不为禅。尚有惜花情味在,铜瓶终日玩芳妍。”(《后村先生大全集》第43—44页)这首诗作于他三十四岁,时归里近一年,诗即表现出伤逝之主题。
    [32]王水照:《苏、辛退居时期的心态平议》,《王水照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页。
    [34]《闽书》第一册,第577—578页。“正字”,原作“正宇”;“徐铎”,原作“许铎”,据文义改。
    [37]刘克庄于淳祐九年所作《徐潭即事二首》有“一窗看设囊萤几,四壁惟安梦蝶床”(《后村先生大全集》第506页)等句,已透露出其在徐潭有草堂,故精舍选址筹建,当在淳祐九年左右。淳祐十一年,刘克庄有《求宸翰奏札》云:“去家三里有小精舍,山多古木,取庄周语曰樗庵,乞赐臣‘樗庵’二大字。”(《后村先生大全集》第2065页)此“樗庵”即“徐潭精舍”。
    [44]孙枝蔚《溉堂集》后集卷三《为吴介兹题节霞阁》云:“争墩不是先生事,只似徐潭住后村。”《清人别集丛刊·溉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356页。
    [45]翁方纲:《徐潭结习图为筠楼侄赋》,《复初斋诗集》卷一六,《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4册第499页。
    [46][52]邓庆寀:《闽中荔支通谱》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5年版,子部第81册第459页,第437页。
    [47]祝穆:《方舆胜览》卷一三,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18页。
    [48]王十朋:《荔支七绝》,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20页。
    [50]《买陈紫》诗题下注云:“癸亥冬用钱二十万买丹荔一株,旧券云陈紫也。乙丑夏着子,形魁梧而味甘滋,为赋是诗。”(《后村先生大全集》第975页)
    [51]本文所言“现实意象”与“历史意象”并非严格的意象分类,而只是一种表述策略。本来我们也无法真正地将意象作出整体性的划分,正如陈植锷所言:“诗人的创作千差万别,意象的创造千变万化,实际上很难有一种分类方法能将一切诗歌意象囊括无遗。”参见陈植锷著《诗歌意象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4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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