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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观念：理论研究与文献征引做到有机结合 缺乏材料支撑的理论研究必然空洞无力，而简单的文献罗列则难免琐碎短饤。将理论研究与文献征引紧密结合起来，以理论研究的逻辑需要组织文献征引，用充分、翔实的文献材料支撑理论研究，即用材料说话，是《论稿》突出的特色之一。例如，在《中国古代小说命名研究》一文中，作者考察古代小说命名与创作观念，根据现存文献对劝戒说这一创作观念进行细致的分析。首先引五代时后蜀何光远将所撰小说取名为《鉴戒录》，认为“其意不言自明”。其次引清代顾广圻《鉴戒录·跋》中“予向谓此书颇载极有关系文字，足当鉴诫之目”等文字，指出“顾氏认为此书文字记载贯彻了书名的鉴戒意图”。随后作者进一步指出，在明清小说创作之中，以书名阐发劝戒思想的现象十分普遍，劝戒内容相当广泛，宣扬社会教化、歌颂忠孝节义是劝戒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金陵万卷楼万历刊《三教开迷归正演义》以“开迷归正”之名为例。文中引小说的“凡例”第一则云：“本传独重吾儒纲常伦理，以严政教而参合释道，盖取其见性明心、驱邪荡秽、引善化恶以助政教”；第二则云：“本传指引忠孝之门、发明礼义、下返混元，又是丹经一脉”；第五则云：“本传……固以开迷是良药苦口之喻，寓言若戏，亦以开迷，是以酒解酲之说，乃正人君子、忠孝立身者不迷，而且哂喋喋嚣嚣者之迷。”作者从这些材料中得出《三教开迷归正演义》意在阐发儒家纲常伦理，并以此“开迷”的结论。 明代是坊刊小说的鼎盛时代，在论及明代坊刊小说的稿件来源（见《明代坊刊小说稿源研究》，作者认为主要有购刻小说、征稿、组织编写、书房主自编等四种渠道。其中论证购刻小说一途，作者于小说文本第一手资料中的识语、序、小引、凡例以及历代笔记史料中辑引出十本共计十一条文献出处，并一一注明文献的版本及刊刻时间、刊刻书坊名称，例如标注“万历十九年金陵周曰校万卷楼 周曰校《三国志通俗演义识语》：‘购求古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万历刊本）”等。这种看似水到渠成的文献征引，必须建立在大量的文献阅读和爬梳的积累之上，即对研究对象的史料作“沉潜的研索”，这正如 《论稿》一书体现出理论研究与文献征引相结合的研究观念。在《明清通俗小说识语研究》一文中，作者首先指出：“本文在对明清时期通俗小说识语进行整体观照的基础上，试图从文献整理和理论阐述两方面就这一特定的小说文体加以总结与探讨。”随后，作者进行了扎实的文献统计与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明清通俗小说识语的史料价值、广告意义、创作主旨等进行言而有征的论述，其结论令人信服。 二、 研究视角独特，注重对文学原生态的细致还原 最近十余年来， 从特定的研究视角入手，作者进行了包括小说命名研究、稿源研究、识语研究、凡例研究、读者研究等一系列极富特色的专题性研究。通过这一系列特定视角的考察，真实还原小说创作与传播、接受环节的原生态，有助于我们认识古代小说发展的真实历程和演变规律。 与小说序跋一样，凡例和识语都是明清通俗小说的一种特定的文体形式。作为依附于小说文本而存在的原始文献，它们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但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来看，关于通俗小说的识语、凡例研究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明清通俗小说识语研究》、《明清通俗小说凡例研究》两文中，作者从小说创作层面，着重阐释了识语与通俗小说创作主旨、凡例与通俗小说创作方法以及凡例与通俗小说回目的内在关系；从小说接受层面分析了识语与通俗小说读者阶层、凡例与通俗小说读者的内在关系。 《从识语、凡例考察读者对明清通俗小说创作的影响》与《论明清小说读者与通俗小说传播的关系—以识语、凡例作为考察对象》则是对明清通俗小说读者所作的系统而深入的探讨。明清时期，通俗小说进入大规模的出版、刊刻时代，小说刊本的流传范围更加广泛，伴随着读者阶层的扩大，读者对小说传播的影响也越来越突出。后文以明清小说识语、凡例作为分析重点，从小说插图、注释与评点、续书现象等三个层面，就读者与明清通俗小说传播的关系加以阐述，从而通过特定的角度考察读者因素在明清通俗小说传播历程中所留下的深深烙印。 三、 研究方法寻求创新，体现传统与现代并重的特点 作者既注重传统的考据学，也提倡现代科学的数理统计学等方法。考据学作为传统的治学门径，其严谨、细密的实学研究方法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曾结出累累硕果。 例如，吴还初是明代建阳书坊一位比较重要的小说作家，其编撰的小说，现存有《新刊出像天妃济世出身传》（一名《新刊宣封护国天妃林娘娘出身济世正传》，简称《天妃娘妈传》）二卷，福建建阳熊龙峰忠正堂万历年间刊刻；另一种是《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简称《新民公案》）四卷。有关吴还初的生平材料极少，仅有《天妃娘妈传》上卷卷首题“南州散人吴还初编”及《新民公案》卷首《新民录引》题“大明万历乙巳孟秋中浣之吉南州延陵还初吴迁拜题”。关于其籍贯问题，学界有黄永年的“建阳当地人”说，官桂铨的“福建漳州”说，刘福铸的“福建莆田”说，李忠明的“江苏常州人”数说。作者在明代另一位建阳书坊雇佣的小说作家邓志谟所著《得愚集》中，发现为两条学界所忽略的新材料，纠正了诸说之错漏，提出了极富说服力的新论断。其中卷二《答 《论稿》中收录的考证类文章还有《顾元庆新考》、《〈南海观音菩萨出身修行传〉作者探考》、《清代王琦生平考证》等，都是作者多年严谨、踏实考证的成果，也为学界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材料支撑。 当然，极具参考价值的不仅仅是这些，还有遍布在全书中的各类数据统计与附录的表格。包括前文提到的《明代坊刊小说稿源研究》一文就明代“购刻小说”以及明代书坊主的创作与刊刻状况进行统计；《明清通俗小说识语研究》、《明清通俗小说凡例研究》等文章就明清通俗小说的识语、凡例加以统计；在《结构的转换—唐代小说与后世戏曲相关作品的比较研究》一文中，作者统计发现，元代根据唐代小说改编的杂剧共有40篇，现存17篇；明清时期改编作品共有杂剧48篇，现存33篇；传奇83篇，现存52篇。 在考察唐传奇命名的文体意义（见《论中国古代小说命名的文体意义》）时，作者指出李少雍在其《<史记>纪传体对唐传奇的影响》（刊于《文学评论丛刊》第18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一文中提到的唐传奇单篇有14种以“传”命名，7种以“记”命名，2中以“录”命名，“唐传奇单篇中，不按纪传体方式命名的，实际上只有《游仙窟》、《湘中怨解》、《传奇》三篇”，作者认为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没有顾及到小说集，所以还不够全面。接下来，作者主要依据汪辟疆《唐人小说》所录篇目的正文部分，同时参照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唐代小说嬗变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书，从单篇传奇和小说集两个方面进行统计，共罗列出以“传”命名的共25种，以“记”或“纪”命名的共21种，以“志”命名的4种，以“录”命名的共15种，作者认为“这些数字可以视作唐传奇历史化的直接证据之一。”从以上所列多篇论文写作来看，作者相当注重通过数据统计说明自己的观点。 四、 注重对研究对象的界定，强调写作规范 对研究对象、概念进行严格的界定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前提与基础，《论稿》一书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作者对研究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加以详细说明。以《中国古代小说命名研究》一文为例，作者于篇首即强调“在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对本文的研究对象、概念加以界定”，并指出以下四点：第一，论文所讨论的古代小说主要包括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第二，主要指小说的篇名或小说集名称。第三，提出存在随意更改书名的现象，并引余嘉锡《古书通例》、叶德辉《书林清话》、邱炜萲《菽园赘谈》中材料为证，将后人追加或随意更改的书名，不作为论文的研究对象。第四，出于避讳而改动的小说书名也不作为论文研究对象。在《明清通俗小说凡例研究》中，关于附录《明清通俗小说凡例一览表》的注释，作者用420余字严格、细致地界定了研究对象的定义，交代了表格排列次序的依据以及小说篇目的版本。《论明清小说读者与通俗小说传播的关系—以识语、凡例作为考察对象》一文在注释中也强调：“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识语、凡例中，很多涉及小说读者的地方并没有指出具体的读者姓名，而是以‘读者’、‘观者’、‘览者’、‘阅者’、‘知者’、‘识者’、‘士子’、‘君子’、‘士君子’等字眼出现，这些均属于本文研究的范围。” 这种严谨、踏实的文风贯穿于《论稿》全书之中。书中收录的作者早期综述类文章，既有对前人研究的概括性总结，也体现对前人研究的学术尊重。正是基于这种态度，作者在进行后续研究时，仍然注重指明哪些是前人已经得出的结论，并对前人的研究成果给予尽可能客观、中肯的评价。 傅璇琮先生在其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2000年版）的《重印题记》里提到：“书籍，特别是学术著作……它应有自己的价值品味，要保持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气节，要有这样一种自信：这部书是必能进入学术发展的序列之中的。”笔者认为，程国赋教授的《中国古典小说论稿》无疑具有这种学术自信。 [作者简介]:赖晓君，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