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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胤 摘要：《蒙学报》是清末新学制酝酿期较早出现的教育刊物，主要按学程连载各种新式蒙学读物。本稿将关注《蒙学报》文体的前后变化，特别是编者在文言、白话之间的几度游移。《蒙学报》的“训蒙”从一开始就设置有从低到高、有浅及深的全套学程框架，与之相配套的文体，自不得不逐渐由白而文，并趋向于夹带“新名词”的“新文体”。这与当时维新舆论界趋向切音字或白话文的激进主张，以及此后《京话日报》、《启蒙画报》等刊物的白话启蒙姿态，都有所不同。而该报日本背景带来的“普通国文”新学科和新概念，更为这种文体试验提供了先行经验。 光绪二十三年（1897）九月，“蒙学公会”成立于上海。其宗旨分为会、报、书、学四端，欲从戊戌前夜士人热衷的“学会”起步，最终达成办学堂的目标。[1]随后创刊的《蒙学报》，正处在从“会”到“学”的中间环节。《蒙学报》又题《蒙学书报》，显示其并非言论主打的刊物，而以按期连载新体蒙学用书为主。与维新政论保持一定距离，使得该报躲过了戊戌政变、庚子事变等政局变乱，一直延续到庚子年末新政重启之时；壬寅年（1902）分类订成《蒙学丛书》，经管学大臣张百熙指定，作为官编中小学、蒙养学堂课本出版之前的替代品。[2]其对于清末学制酝酿期蒙学用书和新式教科书的潜在影响，实在不容低估。[3] 本稿关注的是《蒙学报》对于“文体”的经营和调适，以及随之而来的，“国文”意识在启蒙教育领域的生发。关于近代教科书的研究，过去主要集中在出版史或教育史领域，不无注重单行本而忽略报刊连载内容的偏颇。实则就国人自编的教科用书而言，后者不仅问世时间更早，所呈现出来的“试验”性质亦更显著，从中还可窥见编纂者与读者的互动，具有更强的即时性和临场感。不同于以往教科书或童书研究之注重“儿童的发现”，本稿的考察重点在于成人编纂者的文学意识，刊物的优势更为明显。从栏目设定的反复到课文形式的改善，可以看到在官定全国学制的统一规格诞生以前，《蒙学报》编者如何在外来学制和教科书体式的启牖下，为下一代国民摸索一种适应时局变化的“普通国文”，并确保这种新文学教育成为传达“各科知识”的有效媒介。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文体”，并非诗歌、小说、戏剧等具体文类（genre），而是指在清末一度成为士论热点的“文白雅俗”问题。戊戌前夜，以梁启超《变法通议•幼学》为代表的蒙学变革论兴起。他们强调“悟性”，反对经训记诵，突出蒙学“识字为先”的主张，与同时期出现的切音字论、白话文论合流，使识字作文成为蒙学教育改革的重点。[4]《蒙学报》开辟专注于识字作文内容的“文学类”，并有意识地调整“文体”以适应新知识的传播，正是在这一舆论背景下展开的。 一、《蒙学报》及其“文学类” 最初，《蒙学公会启事》由叶瀚、汪锺霖、汪康年、曾广铨四人联署，但《蒙学报》的实际发起者应为叶瀚、汪锺霖二人。曾广铨参与了早期译报，汪康年则是叶瀚利用同乡关系借重《时务报》馆资源的渠道。蒙学公会开创之初，叶瀚致信汪康年，声称：“敝会既与尊馆相比，一切总仰吾兄主持，弟等决不自参异见。”[5]此后《蒙学公会启事》在《时务报》刊出，梁启超为撰《蒙学报演义报合叙》，无不表征着《蒙学报》与《时务报》之间的密切联系。再从早期《蒙学报》所刊“题名”来看，不仅有汪大钧、沈毓桂、华蘅芳、周学熙、经元善、文廷式、江标、章炳麟、王季烈等新学界的名流，更包纳了如钟天纬、陈荣衮、姚锡光、茅谦等在戊戌以前已致力于蒙学变革的人士；此外，以切音字方案《盛世元音》著称的文字改革论者沈学，亦名列其中。[6]可知早期《蒙学报》的编书实践，本身就是戊戌维新前夜趋新舆论的产物。 叶瀚为《蒙学报》撰写缘起，颇引用“新会梁启超氏之论”，私下里更尝与人赞叹：“梁卓如（启超）先生大才抒张，论述日富，出门人问馀之言，救天下童蒙之稚〔难〕，敢〔甘〕拜下风，愿处北面。先生不知容我与否？”虽于所论细节不无“怀疑者”，但叶瀚对梁启超幼学论大体服膺，可见一斑。[7]叶瀚曾与其弟叶澜合作《天文歌略》、《地学歌略》等启蒙韵语读物。针对梁启超《西学书目表》与《读西学书法》不便初学的缺憾，叶瀚撰有《初学读书要略》，更拟借鉴卢戆章、沈学、蔡锡勇等人的切音字方案，草创“中国文法书”。[8]叶瀚的幼学著作不出梁启超《幼学》篇所列“歌诀书”、“文法书”、“门径书”等范围，但他注重幼学程度差异，突出“文法”与切音文字等新资源，又较康、梁等有更明晰的自觉。正是在叶瀚的主导下，《蒙学报》从一开始就带有在启蒙教学中试验同时期文字改革与文法教育新论的倾向。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蒙学报》出刊，最初为周刊，至次年五月第26册改为旬刊。涉及识字作文方面，早期《蒙学报》编有“文学类”，包括了《中文识字法》、《启蒙字书》、《中文释例》、《小学初等读本》、《文学初津》等内容。就中，至少《中文释例》是叶瀚早已撰成的，即其书信中屡次提及的“中国文法书”；《启蒙字书》则借鉴了马礼逊（R. Morrison,1782-1834）《五车韵府》音序排列的形式，原本亦是“文法书”的一部分。 叶瀚曾说蒙学有识字、文法、舆地、名物四难，但自家心得还是“文法”。[9]其《中文释例》一书所传达的“文法”观念堪称驳杂。叶瀚首先罗列古文音近、借代十六例，据说都是“从高邮王文简公（引之）《经传释词》悟出的理”；在分别义类时，并不径用来自西方的名字、动字、形容字等分类，而是指出：“中国文法，既用音近、借代，通变极繁，不能呆定类例，只能约分大纲。”换言之，后经《马氏文通》提倡而流行的西式词类划分，在叶瀚看来，并不适于中文状况，因此参照传统小学与训蒙属对的旧例，提出实字、活字、虚字三类字的区分。在回溯诗文演进时，叶瀚更指出以往词章家规模格调字句，“其所用虚字、活字，多是仿用留存的，以致古文词例之字，日即销亡，于是语言文字相离日远”。[10]总体来看，叶瀚的“文法学”意在调和清代小学、蒙学、词章学与近代西方语法学的内容，个别观点不无新意。但问题是，混淆了个人撰著与教学用书的区别，未必能适应“八岁至十二岁初学启蒙”的要求。 《蒙学报》每册报头都有“识字法”，作为启蒙最初所用的字课，采用了图文并列的双栏体例。国人自编识字书，从《要用杂字》、《世事通考杂字》之类传统“杂字”，[11]到近代魏源《蒙雅》、陈荣衮《妇孺须知》、钟天纬《字义》等新式字课，均仅有字说而无图示。光绪初年美国传教士范约翰（John M. W. Farnham, 1830-1917）为清心书院幼童编辑的识字课本《花夜记》，较早采用了配图，堪为《蒙学报》取法的对象。[12]但与《花夜记》“以苏州语释之”或配以英文不同的是，或许出于顺带介绍科学常识的动机，《蒙学报》最初所载“识字法”的释文仍为浅易文言。如第1册第一课为“天、地、人”三字，上栏画带有经纬线的地球，人在地球上，旁注：“人立在地上仰头看见者便是天”。比起文字困难来，对于尚未接触西学的童子乃至其父师而言，更难接纳的，恐怕还是“地圆”、“经纬”之类的近代科学常识。《识字法》的第六课是“风、云、雨”，下文用加了断句点的小字解释道： 日光射热入地面．气热而涨上升．至北．北极冷气流来补之．动而为风．地面受热．至晚．则散入空气．遇冷．凝水点．气含水点．重而下降．透光少暗．则似结而为云．雨者．水点积聚．下降入地之水也． 此处解释大气环流生成云、雨的原理，并配以复杂的“恒风方向图”，颇似此前上海新学界流行的《格致汇编》、《益闻录》、《格物质说》等“格致”类读物的体式。新式蒙学教育的识字读书，从一开始就蕴含了达成语文能力与灌输科学知识的双重目的。但如何在知识与文字之间获得平衡，至少在初刊《蒙学报》之时还处于尝试阶段：这里的图、文显然都超出了初识“风、云、雨”等字幼童的理解能力。 二、文白之间 当时读者对《蒙学报》的文义过难不无意见，第6册刊出《来函总覆》提到：“来书有谓文义尚深，宜力求浅显者。启蒙之道，本贵由浅及深。但中国于课蒙之法，苦无善本，东西各国新书极为便宜，又苦于文字各殊，译人自有神吻，一时难以强合。”《蒙学报》编者对此的回应，是将选择数种“演为白话、歌诀”，[13]并在接下来的第7册作出体例调整：除了刊登叶瀚撰《中史历代事类歌》，更在“识字法”、“读本书”、“修身书”三类，引进了文白对照的体制。如《金石类、植物类识字法》的“金”字下，不仅有“gold”的英文注释，更有“文话”与“白话”两个版本的解释：
取自日本的《东文读本书》同样添加了白话内容，但不同于《识字法》部分严格的文、白对译，《读本书》的“白话”更像是解说而非翻译。在第十四课“兄弟同出游”白话部分的开头，因为时当岁首，便多出如下一段“入话”式的文字： 解曰．今年你们学生．又大一岁了．恭喜．新年大正月．趁大家放学的时候．要好好的玩耍．但是你们不要道玩耍的事．这里头没有人情物理在内．因而我托日本译人．翻一段玩耍的正理．与你们看着．天下的事．大半都是因玩耍造作出来的．这却不烦细讲． 此段在“文话”部分，相对应的仅有“顷者属岁首．学堂亦为解馆之期．儿女出游．各适其适”寥寥二十一字，“白话”却敷衍出超过百字的内容：不仅有“人情物理”的教训，亦提示了日本译者的作用；而近似说书人的口气，以及开头的“解曰”二字，更使人联想到其时流行的“演义白话”一说。同样属于“读本”体裁的《中文修身书》，亦分“文话课”与“白话课”，白话的“演义”意味亦颇强。如第12册所载孔融让梨故事（第二十三课），文话课区区“孔融别传”四字，到白话课中则衍为：“此故事出在孔融别传内。别传的解说。係不是正史内的列传。人另外替他做的。”除了敷衍铺陈以外，《读本书》课文当中亦有“白话解”比“文话课”简短的情形，因为白话部分不再逐字翻译，甚至抛开“文话”正文，只顾阐发义理。从第7册至第14册，《读本书》、《修身书》部分的“白话”基本上承担着此类注解或发挥的功能，并未威胁到“文话”作为正文的地位。 随后《蒙学报》体例的调整，使以“白”释“文”的格局未能持续下去。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廿三日出版的第8册尝试改版，区为分别供“五岁至八岁用”和“九岁至十三岁用”的上、下两编。《识字法》、《读本书》及叶瀚新撰《文学初津》被列入上篇“文学类”，而较深的《启蒙字书》则属下编。至三月十五日刊行第15册，再次订正门类，重分上下编为“三岁至十岁”、“十岁至十三岁”两个大阶段，上编更厘为三个小阶段：1）三岁至五岁用《识字法》，体例由此前的分列文白解释，改为每张八字，“每字下注明类名色式，用一二句陈说即止”。2）五岁至七岁用中文、修身《读本书》；并添加《释名》一种，提供前编《识字法》所教字的详细训诂，这一阶段的宗旨是“重在记诵，略事解喻”。3）七岁至十岁则开始传授史、地、算学知识，同时新编练习作文用的《文学初津》。 [14]在此框架下，不仅有了教训十一至十三岁成童的《格致演义》、《东邦古史演义》、《西国古代史演义》等白话知识书，中文、修身两种《读本书》的正文，也都在第15册标明“改正用白话”。 原先的“识字法”判为分属不同学程的《识字法》、《释名》两种，类似于梁启超《幼学》篇所列“识字书”与“名物书”的区别。[15]新《识字法》仍为图文对照，但解释极为简要。如“桃”字条下，仅“徒刀切．果也”五字，旁以图示桃之叶、果、花、核、仁等。知识方面的解释归入《释名》，所用文体则文白混杂。而分义项解释的办法，更使《释名》近于字典、百科全书的形式，也开辟了《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绘图识字实在易》等新体识字课本的体例。 至于《读本书》的“改正用白话”，似乎仅在第15、17两册有所体现，亦有可能编者的“白话”概念本不如后来论者那般狭隘。若将白话之“白”释为“浅白”，则第15册以后《释名》、《中文读本书》的文体大致可归入时论所谓“浅说”一类。稍后提倡报章、训蒙读本用“浅说”的陈荣衮，长期以来被认定为“白话文运动”的先驱，却曾指出“官话”不便土人，“上海俗话”等方言亦不能行之他方，则不如“酌中为之，亦行以浅说而已”。[16]由此可知，“浅说”虽与“文言”相对立，但既非官话，亦非土话，也就不是“言文一致”意义上的白话。介于文、白之间的“浅说”，既可视为通向更高级“文言”的媒介，同时也是当时传布外洋新知的主要文体。随着拟想学程的加深，《释名》、《读本书》等部分的题材亦逐渐从中国古典故事，转为介绍东西洋新知识的简介，这就难免要遭遇新名词的介入。 旨在训练“《读本书》后一层属词工夫”的作文书《文学初津》，涉及学童作何种文章的问题，更显豁地体现了《蒙学报》的文体倾向。[17]该书自《蒙学报》第5册开始连载，虽然出于叶瀚之手，却并不在其原先“中国文法书”的设计当中，很可能是在总结早期《中文释例》等不适用的经验后，另行筹划的新作。《文学初津》的目标，是使幼童“学习文法易于通顺”，也不同于此前叶瀚杂糅的“文法”观念，而基本等同于作文法。从《识字法》、《释名》、《读本书》到《文学初津》，《蒙学报》逐渐形成完整的语言文字教育序列。但《文学初津》本身亦兼备识字、读书、作文的功能，每课画为一张三栏表格：第一栏为“识字”，按照实字、活字、虚字等词类，分别解释字义；第二栏是问语、答语，叶瀚总结出从“正问反答”、“实问虚答”、“分问合答”直到“先疾后徐问”、“先徐后疾答”共三十八种不同问答形式，将当时新学蒙书流行的“问答书”体裁，融汇到作文教学当中；第三栏为填字，通过填空来训练造句作文的能力。 《文学初津》综合了识字、读书、作文三方面训练，兼及各科知识，与《读本书》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开卷第一课罗列的生字、问答、填字均为白话，生字解释则参用文言或更“俗”的白话（如“就，俗语曰即刻”等）。但随着课程进展，文字程度及所课内容均有所加深。从第三十四课起，[18]更改用《四书》内容作为问答文段，填字材料则往往取自《朱注》。这固然可以解释为戊戌政变带来的反动，但在当时，即便急进趋新的教育改革者，也极少直接反对《四书》内容的主张，一般只要求改进其读习方法。 《蒙学报》第46册所载《文学初津》提到“汤武革命”，应是己亥年（1899）前已撰就的内容。[19]该课虽采用了《孟子》字面，但其涉及的主题、词汇却全然属于当下。戊戌政变后，维新志士、留学生相继东渡，随着日文著作的流行，来自明治时期日本的新名词被大量输入。特别是在己亥（1899）至壬寅（1902）之间，梁启超先后提倡“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史界革命”，遂使来自古典的“革命”一词获得近代含义。而稍早《清议报》刊发欧榘甲的《中国历代革命说略》，就已将包括汤武革命在内的“易姓革命”，与西方近代的Revolution概念相对接，提到：“中古之世，有开天辟地之大革命家出，则神汤其人也。”欧文指出，“民心所向，则革命随之”，强调《孟子》“七篇之中，至于汤武，三致意焉”。[20]《文学初津》所见“汤武革命”一课，正应在此舆论背景下理解。 在该课“识字”部分，叶瀚打破了语法意义上的词类区分，别立“特别字”一类，专门载录“革命”、“共和”、“专制”等新名词，问答文中更出现“国民”、“公有”、“私有”等新概念。其释“革命”，称“民所不与，则天命改矣”，与《清议报》所论如出一辙；但解“共和”为君民共主，又似靠近“周召共和”的古义，表现出编者在新、旧义项之间的徘徊。无论如何，在《四书》及《朱注》字面的背后，叶瀚等趋新者期待童蒙最终踏入的“文学”堂奥当中，已隐现稍后梁启超一派“新文体”的暗流。 《文学初津》最后一课“引《大学》实问语”，有云：“《礼记》有《大学》一篇，原有次序，而不能遽取以教幼童也。……今甫入塾之人，即骤以语之，又但求成诵，而不讲其义，何如读浅近之书，为较有趣味哉？”固然是此前通过梁启超《变法通议•幼学》篇而广为人知的论调。但与此同时，叶瀚更指出：“今编《文学初津》，所以教孩之法略备矣，当略知《大学》之端倪。”则又为向下一学程阶段过渡埋下伏笔。[21]《蒙学报》的“训蒙”从一开始就设置有从低到高、有浅及深的全套学程框架，带有某种程度上“学制”的意味。其所灌输的旧学新知，在授予基本常识的同时，更有通向“蒙学”之上更高教育阶段的用意；与之相配套的文体，自不得不逐渐由白而文，并趋向于夹带“新名词”的“新文体”。这与此前切音字、白话文论者的激进主张，以及此后《京话日报》、《启蒙画报》等刊物的白话启蒙姿态都有所不同。故其文体在几番试验之后，基本上固定在可上可下的“浅说”的层面。 三、日本资源：“读书科”与“读本书” 虽有《识字法》、《文学初津》在文白之间的反复调试，但就对后来“蒙学读本”和“国文教科书”体例及文体风格的影响而言，《蒙学报》首创的“读本书”栏目更应受到重视。 “读本书”的名称来自《蒙学报》翻译的日本小学教科书。译者古城贞吉是日本熊本县出身的汉学者，同时也是活跃的新闻记者。光绪二十二年（1896）夏，古城来到上海，先后担任《时务报》、《农学报》的东文报译。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秋冬之际至次年初，古城贞吉为《蒙学报》翻译了《东文读本书》、《东文修身书》、《儿童笑话》、《学堂奇话》等著作。而在《蒙学报》发刊伊始，更有在日本经商的广东人周杰臣寄赠“日本幼学书五种”请古城翻译，极力渲染当时日本“举国遍地皆学堂学会，认真讲求，凡幼男女入学堂读书”的盛况，并介绍从寻常小学到师范学堂及各种专门学校的学制，强调“广译日本各新书”的重要性。[22] 尽管如此，古城译报时期《蒙学报》的“东文”部分，只不过是与曾广铨等所译“西文”内容相并列的栏目，地位类似《时务报》的“东文报译”，说明其时日本经验尚未上升为蒙学变革的首要资源。《蒙学报》开始大量载录日文著作，反而是在光绪二十四年初古城贞吉离开上海以后。是年七月，汪锺霖致函汪康年，声称《蒙学报》已归其专办，拟将曾广铨负责的西文部分停译，“专请东人暂译东邦各种教科书”，标志着《蒙学报》取用外来“典范”的一大转折。[23]而戊戌间《蒙学报》与日人广泛联络的行迹，更见于早先叶瀚为松林孝纯译《日本小学校章程》所作的序言： 去年之秋，予与汪子甘卿（锺霖）立蒙学公会于海上。……暇与东人士游，辄相与商榷，考求定学堂课本。时则有若西村君子俊（时彦）之代联东京学社，送报与书焉；时则有若小田桐君辅勇〔勇辅〕之译赠《东邦小学节略》焉；而劝立小学，情词恳切，语论至数十纸之多者，则又有森井君国雄焉；今松林方丈纯孝〔孝纯〕又译赠此小学专章，往师圣制，近撷西法，吾国学校仿而行之，必有成效可观。[24] 后来为《蒙学报》翻译了大量日文著作的松林孝纯，实际上是东本愿寺系统的传教僧。光绪九年（1883）来华留学，担任东本愿寺上海别院附属“开导学堂”的助教，并经理苏州东文学堂事。[25]东本愿寺上海别院内设有“育婴堂”、“亲爱舍”等针对日本侨民的学校，起初仅教授读写、珠算之类简单科目；至光绪十四年（1888）前后改设“私立开导学堂”，始基于明治政府《小学校令》施行新式教育，教科书按照东京府规定，程度相当于日本国内“寻常小学”。[26]作为开导学堂创立时重要成员，松林经历了日本人学校从“寺子屋（私塾）式的教科”到新式学制下寻常小学的变迁过程，其对于学制、教科书的关注自不待言。而以其译作为媒介，松林孝纯的教学经验更有可能影响到《蒙学报》引进日本资源的倾向。[27] 松林孝纯所译《日本小学校章程》，实即1891年11月17日日本文部省所颁《小学校教则大纲》。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在《蒙学报》汉译发表时，仍为日本现行的学务规章。按照修身、读书及作文、习字、算术、地理、历史、理科、图画、唱歌、体操、裁缝、手工等科目，《小学校教则大纲》反映了明治中期日本小学校分科教授的体制；特别是其中“读书及作文”一科的要旨，“规定了直到1941年为止长达半个多世纪日本国语教育的内容框架”，[28]其译文更值得注意： 第三条 授读书作文．先令知普通文字．及日常须知之文字．文句．文章．读方缀字．及其意义．又用稳当言语字句．以养推辨思想之能．兼要启发智德．[29] 松林译文中“先令知普通文字”，看似与下句“及日常须知之文字”重复。实则原文是“普通ノ言語竝日常須知ノ文字……ヲ知ラシメ”，“普通言语”一词在翻译时被置换成了“普通文字”。另外，译文在“文章”与“读方缀字”之间，也不该下断句。该句直译应为“文章的读方（读法）、缀方（写法）及其意义”，与前文“言语”“文字”“文句”三项并列。[30]经过松林孝纯译文的处理，原本被首位强调的“普通言语”未能得到充分呈现，“文字”、“文章”却获得了意外的突显效果。无论如何，该条介绍同时期日本小学读书作文课程的大致内容，对《蒙学报》以降清末蒙学用书的编纂，乃至新学制下语言文字学科的建立，都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范本。 在明治前期学制始创的过程中，日本小学校并未形成关于语言文字的统一学科。文部省于1886年颁布《小学校之学科及其程度》，确立了“读书”、“作文”、“习字”三个独立学科并存的局面。其后“读书”、“作文”二科合并为“读书及作文”，至1900年新制《小学校令》颁布，方才出现“国语”一科。[31]读书、作文、习字分立原则的引进，逐渐与戊戌前后幼学论构建的识字、文法框架相糅合，有可能成为学制颁布以前中国人自建新式蒙小学堂课程的参照。而在《教育勅语》所谓“尔臣民……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等原则影响下，[32]日本小学校“读书科”将“用稳当言语字句”表达的语文能力与“启发智德”的知识传授、修身教化功能相并列。此种“二元的”课程目标，对于早期缺乏师资及硬件设施的中国新式蒙塾而言，自有整合各科知识、省略学科的潜在优势。 与“读书科”相配套的“读本”类教科书，由于包纳了修身、历史、地理、理科各科内容，更有可能充当学制酝酿期各种“蒙学读本”最为经济的体裁来源。松林译《小学校教则大纲》中关于“读本”的规则是： 读本之文章．总要平易而可为普通国文之模范．故采授儿童易理会．而令其心情快活纯正者．又其所载事项．须用修身地理历史格致．其他必须日常生活而可添教授之趣味者． 在清末教育文献中，此处是较早在本国文章的意义上使用“国文”一词的例子，自是译文搬用日文原词（「普通ノ國文」）所致。《小学校教则大纲》对“读本”教科书所应采用的“文章”即文体有所规定，强调“普通国文”的概念。何谓“普通国文”？《大纲》前文提到寻常小学读书科授“假字（假名）文及混用汉字浅易文”，高等小学读书科授“普通混用汉字文”。虽然此时日本教育界不无采用单纯假名的谈话体文章的呼声，但“读书科”最终的训练目的，仍是汉字片假名混用的所谓“普通文”。须知明治时期广泛应用于政府公文、报章政论、学术著作的“普通文”，正是“汉文训读调”的文字；后者大量采用汉字词及训读汉文经典的风调，有利于迅速准确地传达西洋新概念、营造高雅严肃的著作格调，却与日语固有的“古文”或记录日常言谈的“言文一致体”相距甚远。[33] 值得注意的是，满眼汉字的“普通文”也是梁启超等渡日后发起“新文体”的模板。[34]关于“普通国文”的规定，与戊戌前后中国蒙学变革论者采用俗语文甚至切音文字的主张形成对照。来自日本的经验表明，无论是“修身、地理、历史、格致”等科的新知识，还是出而应世的现实需要，都决定了启蒙教育不可能采取语文改革激进论者（言文一致论或拼音文字论）一味求简、求速的路线，而必须顾及当世“普通”的文体。前述《蒙学报》文体选择的变化，正是符合了这一认识。 四、“普通国文”的展开 《蒙学报》从创刊时就有“读本书”栏目，连载古城贞吉所译《小学初等读本书》（又题《东文读本书》）。经比对，古城所译实际上就是1887年前后日本文部省为配合小学“读书科”教学而编辑的《寻常小学读本》卷之一。 《寻常小学读本》在一开始运用了“谈话体”，“作为低年级用的初步的文章，结果却成了引向非言文一致的当时普通‘假名汉字混用文’的阶梯，尚未能承认口语文与向来文语文享有同等的地位”。[35]但即便是采用“谈话体”的前几课，在汉学者古城贞吉古意盎然的译笔下，也都变为带有不少难字的纯正文言。从印刷形式上看，《寻常小学读本》原文有分段、有句读点、有分隔单词的空格，而《蒙学报》译文仅有断句点；原文采用东京地区谈话流行的“であります调”，[36]译文则多用“也”、“矣”、“盖”、“焉”、“乎”等文言助字和叹字。原文、译文二者最显著的差别，还在于用字：日文读本采用片假名，仅出现少数简易汉字；而一旦译为汉文，则不得不多用难字，且无法与前课衔接。 这些问题，《蒙学报》编者一开始并未意识到，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第9册发行时才发现：“本馆近由日本教育家考得所译东文读本，原文係和音白话，且每题只用数实字、活字作方字识，然后连成文理，作读本一段。前此竟未查及。今既得此法，即将中文照其法作为读本，馀仍前例。” [37]换言之，重要的不再是日文“读本书”字面的翻译，而是要从中汲取抽象的法则，“照其法”来自编“读本书”。 实则早在《蒙学报》第7册，就出现了与《东文读本书》并行的《中文读本书》，二者均附白话解释。至于编者所说的东文读本之“法”，实即每课只用数个“实字”（名词）、“活字”（动词及形容词）作为生字，以生字为中心连结成文，将识字与阅读相综合的体裁。从第9册开始，《读本书》的内容亦逐渐与同期刊物前后的识字、作文栏目贯通，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如第9册《读本书》栏目为“驴马同途”、“王生杀虎”二课，开卷《识字法》即教授“驴、虎、狼、鹿”等字以为预备，后幅《文学初津》又设置关于动物的内容作为温习，遂形成以“读本书”为中心的识字、读书、作文教学整体。与此同时，《读本书》的课文之前更模仿《文学初津》增加了“识字”，按照叶瀚《中文释例》的词类标准，注明生字所属词类。如“驴马同途”一课，课前即有“驴（实字）任（活字）背（实字）马（实字）重（兼名实字）”等识字内容。[38]此种别标生字的体例，在后来的“蒙学读本”及国文教科书中得以传承，一直延续至今。即便未能完全解决初学读本用字过难、不相衔接的弊病，却是将日文“读本书”经验加以创造性转化的成功范例。[39] 百日维新期间，曾拟在南京创设“小学报章”的丹徒士人茅谦致信《蒙学报》，提到在维新政策鼓舞下，一时学堂大兴，但“中文教法之书，颇无善本，此《蒙学》一报所由重也”。[40]比起格致、史地之直接援引外力，“中文教法之书”即便能借鉴外国体裁，其内容却必须照顾中文的特性。这也正是《蒙学报》编者从引进“读本书”的实践中所得的经验。由于古城贞吉离开上海并停止寄稿，第9册起，东文《读本书》《修身书》均告停刊，此后《蒙学报•读本书》的内容皆为国人自编。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蒙学丛书》分类刊行时共得四卷，每卷六十课，计二百四十课，成为同一时期“蒙学读本”的大宗。 如前所述，《蒙学报》第7至14册所载“读本书”（第十四至二十八课）尝试为“文话课”附“白话解”，但其白话部分仅是对“文话”正文的注释或发挥而已。至第15册再度更改体例，“读本书”正文始注明“改正用白话”，课文内容为本地风光的“齐桓公救卫”、“二桃杀三士”，采用了近似说书人口调的白话文体。然而，紧接着第16册的“读本书”课文为取自《伊索寓言》的“乌鸦衔肉”，行文则介于“文”、“白”之间： 人情莫不喜恭维．而往往上当．鸦之为物．本不善鸣．一日口啣食物．稳栖树上．有一饿狐见之．欲夺其食．苦无方法．忽心生一计．谓鸦曰．久慕先生歌喉百啭．愿聆一曲．以清俗耳．鸦信为然．喜不自胜．遂开声张口．其食物已落．狐则食而啖之．复仰谓鸦曰．以后有赞先生歌唱者．切勿信之．必有故也．俗云．甜言须防是饵．凡人嘴里说得好听．不可遽信．须辨其是非真假也． 这篇课文实可追溯到道光二十年（1840）在广州初版的《意拾喻言》。作为《伊索寓言》首个根据英文翻译的汉译本，该书成于英国教士罗伯聃（Robert Thom, 1807-1846）之手，原是备“吾大英及诸外国欲习汉文者”练习“词章句读”之用。故全篇皆文言，以便外国传教士、商人由此熟悉当时中国的通用文章： 鸦本不善鸣。一日口衔食物。稳栖树上。适有饿狐见之。欲夺其食。无以为法。乃生一计曰。闻先生有霓裳羽衣之妙。特来一聆仙曲。以请〔清〕俗耳．幸勿见却。鸦信为然。喜不自胜。遂开声张口。其食物已脱落矣。狐即拾之。谓鸦曰。将来有羡先生唱者。切勿信之。必有故也。 评曰。俗云甜言须防是饵。是也。[41] 光绪十四年（1888）付刊的张赤山译《海国妙喻》，所载《喜媚》一篇，文字大略相同。[42]《蒙学报•读本书》编者对来自《意拾喻言》或《海国妙喻》的原译稍作润色：如将难懂的“霓裳羽衣之妙”改为“歌喉百啭”，自是照顾幼童程度；用空格将原故事分为四段，开头冠以“人情莫不喜恭维，而往往上当”的警语，结尾将原文所引俗语加以扩展，更显生动。其中虽有“凡人嘴里说得好听”一句白话，但从通篇行文来看，仍以文言为主。事实上，罗译《意拾喻言》与早期《蒙学报•读本书》课文多有重合。《蒙学报》编者先后改写甚至搬用了其中《驴马同途》（第十七课）、《狐鹤相交》（第二十三课）、《鹿入狮穴》（第二十五课）、《狮驴争气》（同课）、《狮蚊比艺》（第三十七课）、《鹰龟》（第四十课）、《杉苇刚柔》（第四十五课）等故事。[43]将清代中期外国成年人学习中国“词章句读”的书籍，挪用作清末幼童的读书教材，时代与接受对象的错位竟未妨碍文本的传递。时值戊戌时期，《伊索寓言》已有数种白话本可资利用。尤其是裘毓芳同时连载于《无锡白话报》的白话本《海国妙喻》，据研究很可能转述自张赤山文言译本，[44]实难逃《蒙学报》编者的视野，但《读本书》却依然取用了更早的文言版本。[45]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蒙学报》第31册开始连载《读本书》第二卷，取材逐渐转向《二十四孝》、《日记故事》等传统蒙学的短篇故事。随着拟想学程的提高，行文自然更趋于文言化。该部分大概在光绪二十四、二十五年间已撰就，二十七年（1901）春续刊后仍连载数次，应为使用旧稿。而从第二卷第三十九课起直至第三、四卷完篇，《读本书》的取材再次发生变化，几乎完全采用西洋新事奇闻。尤其是如“剥田鸡悟化电之理”、“喻石叶知万物之源”、“乘气球藉测风云”、“创无线以通电报”等格致类内容占据了其中大半篇幅。 实则在早期《蒙学报》的“读本书”栏目中，就已能看到“格致”题材频频亮相。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二十一日出版的《蒙学报》第27册，《读本书》内容为富兰克林放鸢引电。其文与图的来源较为清晰，或可揭示后期《读本书》偏于“格致”的缘由： 电气为格致之妙用．然究得其理者．颇费苦心．西人考究电学名家傅兰克令．彼知天空所有之电气．与人所造之电气．是一物而不异．欲证其理．乃于天雷雨时．放一纸鸢．纸鸢上带一铁针．而用麻线放之．下端接丝线．防电气入手内．初放上时．不觉电气下来．稍缓即觉麻线发涨．电气顺麻线而下．富〔傅〕氏蓄之于收电之器．是为考天上之电．与人间所造之电一样之证．乃后来有人效富氏放纸鸢空中．偶一不慎．为电气击死．然则考出格致之学．固亦捐性命．耗心力．而始有进境．后人得依法为之．受前人之惠不浅矣．[46] 按照《蒙学报•读本书》版式的惯例，每课占据半叶篇幅，分上下两栏，分别载录文字、图画。该课配图为一庭院，富兰克林坐中央放纸鸢，臂弯挽一女孩，后又有女子抱起婴孩向纸鸢（如图甲）；若是引电时景象，则富兰克林周围三人环拥之，岂不危险？实则此课“读本书”所载之文与图，均来自二十年前《格致汇编》所刊《美国傅兰克令传》，内有一段提到： 从前格致家电学未精，不知人造之电与天空闪电为二为一。傅兰克令乃设法制一纸鸢，上置钢尖一条，以蔴线放之，线下端系一钥匙，钥匙下系以丝线。手执丝线之处，以防电过于身，因丝线不易引电也。当雷闪时，见纸鸢线下之钥匙能发电光火星，从此考知人造之电与天空闪电实同一物也。如第八图，为傅兰克令年老时与其孙试放纸鸢之图。[47] 《蒙学报》编者对此段文字多有增改，首尾嵌套议论，结尾时提炼出格致之学“捐性命、耗心力而始有进境”等论点，均为原传记所无，体现了《读本书》的文体特色。但传记中提到的“第八图”（如图乙），却着实能提示二个文本之间的继承关系。正如传记所说，此图原来是富兰克林“年老时与其孙试放纸鸢之图”，并非引电时情形，故环立多人亦无碍；《蒙学报》转录时删去了此句说明，却袭用了《格致汇编》原图的构思：  
《蒙学报》配图精美，在戊戌前后的蒙学新书中独树一帜。当时的总图绘叶耀元，同时兼任报馆算学撰述。[48]作为上海广方言馆、京师同文馆的优等生，叶耀元毕生撰有多种数学、测绘学著作，并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夏发起《新学报》，分算学、政学、医学、博物等栏目介绍格致新知。戊戌时期《蒙学报•读本书》图文之取材于“格致”，可能与叶耀元自身的学术背景有关。[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