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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定晚明清初思想文化的发展水平 近代化的动力渊源是中国近代史的核心命题，也是一大公案，“冲击—回应”和“在中国发现历史”各执一端，争到如今大家都渐渐没有了耐心和信心，干脆埋头于立竿见影、只此一说的具体研究。在这样的语境中，朱维铮先生的《走出中世纪》二十年后增订再版，不惟再现八十年代学界的关怀，且多能见人所未见、笔锋常带感情。 全书大义在论说从十六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中国走出中世纪的“过渡过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的确在酝酿一种不同往常的变化，一种明显脱离中世纪旧轨的变化”。如果这样，中国近代化的历程要从鸦片战争再往前追溯二百年。莫急着说奇怪，此说先由梁启超的清学“以复古为解放”肇其端，后有侯外庐的晚明“早期启蒙思潮”说为茕茕大者，外有多国学者近似论断，乃是有来头的。 只是这确实不能打消我们的疑虑。如何认定晚明清初思想文化的发展水平是第一个关键所在。晚明思想家、明末清初三大儒等对君主提出批评、对民生表示关切、对程朱理学及陆王心学进行反思；传教士往来，南明桂王小朝廷从上到下都皈依天主教，皇太后以教名“玛利亚”著称，她还主持御前会议派太监赴梵蒂冈求援；甚至明清鼎革之际，两个政权都不拒绝从武器到历法向西方学习，争着用“红夷大炮”。看起来，真有些近代的味道了。但，这就要走出中世纪了吗？ 近二十年来学界对晚明思潮的评价渐趋“回落”，或许更接近实际。朱维铮先生也不是没有注意到，黄宗羲在主观上仍把王阳明的唯心论当作真理，王夫之甚至没有正面触及君主专制的合理性问题，顾炎武赞美过《明夷待访录》，但由《日知录》来看，他是对前书朦胧的民主制度设想并不理解。当然，判断晚明清初思潮的性质，必须考虑如何评价其中的一些思想在晚清复活、为近代化出力的问题。但这些思想在晚清的复活，大体上不外乎几种情况：一是先进分子重读被湮没的传统学说，从中发现可资反思当代的资源，进而从西方或日本思想中找到新路；二是接触到外部世界的一些新思想，但一时还不能完全理解，于是在传统内部找到一些与之接近的思想资源以为依据，尽管两者是不同质的；三是对新思想心领神会而苦于不能被广泛接受，于是“别求新声于内邦”。 不论是触媒还是依据，传统因素始终不是新思想的主体，还是西潮引发新潮，进入新世界。只要静下心来想一想，推动形成三千年未有之思想大变局的主要因素是晚明、清初的旧籍，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洛克的天赋人权论、马克思主义，只要不上国学或“后学”的当，答案应该是较为清楚的。正如王汎森所言：“在‘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没有重大改变之前，思想的种种变化，有点像‘鸟笼经济’，盘旋变化是可能的，出现一批特别优异独特的思想家也是可能的，但是变化创造的幅度与深度还是受到原有思想资源的限制，不大可能挣脱这个鸟笼而飞出一片全新的天地。” 如何理解从清中期开始的长期思想低潮 由此我们的第二处疑点也就清楚了，这就是如何理解从清中期开始的长期的思想低潮。朱维铮先生说《明夷待访录》表达的是“朦胧的民主制度设想”，“朦胧”不好界定，但由“朦胧”而天明方为真朦胧，若由“朦胧”到深夜，恐怕就不是朦胧。朱维铮先生集中论述了以文字狱、理学钳制、密折制等为代表的清代高压统治问题，针对“那个时代某些古旧的文化心理和文化行为的遗存给走出中世纪的过程带来的困扰”，他提出“中世纪回光返照时代”的比喻，以解释为何“启蒙”后会复归专制。但如果说晚明清初有终结中世纪的趋势，那么清中期的反向就是“回光返照”；如果说晚明清初的思想只是一时之异动，是士人对社会失范以致明清代嬗的痛哭，那么清中期以后的统治模式就是自然的继续发展而已。 如上所述，我们理解了晚明清初思想家没有那么“新”，就知道中世纪本不曾发生终结的趋势，“回光返照”也就无从谈起。顾炎武的外甥“三徐”皆为清廷显贵，他经常去外甥家做客，“固然对外甥也有批评，但批评得最厉害的，却是不该将宴会延续到深夜，说是不合礼”；曾静的道理不过是“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戴震“以理夺势”，是具有新色彩的挑战君主，还是旧思想中臣子对圣上的劝谏，恐怕也不能作推断过深。这些面相，大都抹煞了旧势力“回光返照”期间新气象应有的挣扎，倒是和西方人冲来后缓慢的近代化过程相呼应。忽视“旧社会走循环套”的顽固性，为了论证历史的连续发展，得出近二百年间“回光返照”的定位，却可能恰恰抹煞了明清连续发展的历史真实。 如何评价“自改革” “自改革”如何评价是第三个疑点。结合本书与三联书店2000年版《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中朱先生的长篇导读，乃知“自改革”至少二十余年间一直为他所重。“自改革”语出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七》：“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洪亮吉、龚自珍、包世臣、《皇朝经世文编》、阮元改造海防之议直至戊戌变法，作者说从龚自珍开始，“‘自改革’便成为晚清思潮的一个主旋律”，并据此认为清英鸦片战争必打早在意料之中，因而帝国必败也非阮元、包世臣、龚自珍和林则徐等始料所不及；鸦片战争在中国思想界引起的出奇温和，当然是早有意料与始料不及的两种回应。 遗憾的是，我遍寻诸书找不到“鸦片战争必打、帝国必败”的直接证据，却发现了当事者林则徐的另一番“意料”：“虽其中不无波折，而大局均尚恭顺，非竟不可范围者”；“伏查英夷近日来船，所配兵械较多，实仍载运鸦片”；“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战败后的“温和”表现当然是真实的，却不是因为“早有意料”，恰恰相反，是没有触到痛处。“吾国则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马江之变，而十八行省之民，犹不知痛痒，未尝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偿款既输，而鼾睡之声，乃渐惊起。”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的对比似乎更能说明从十八世纪中期到末期国人的心理变化，第一次鸦片战争竟未在这个转变的序列当中，更可见东南沿海的几声炮响远抵不上第二次鸦片战争皇室被逼出逃的刺激，这在情理之中。而这样的温和，真的让人怀疑“自改革”在字面上传播范围的大小和在实践上的有无。 是“被近代化”还是“走出中世纪”？ 朱维铮先生拉长“走出中世纪”的起点，不承认鸦片战争的炮声标志近代的开端，还在于他担心那样就“意味着中国只能‘被近代化’”。“被近代化”实为本文开端提到的近代化动力争论纠缠的结果。非“走出中世纪”即“被近代化”是一个机械的二元论，两者之间，其实还有一层可能，就是“逼出中世纪”。如果不作历史假设而尊重历史发展的实际，中国确没有实现“内生型”的近代化。当被来自国内外的枪炮声逼出中世纪之后，我们也要走漫长的路。但中国的近代化也绝非亦步亦趋，完全在外力作用下按照西方的样板走。所以，“被近代化”太被动了，“走出中世纪”又太主动了。仅以思想文化论，从中体西用、全盘西化、整理国故到中西皆不能为体，就说不清楚是“被”还是“走”，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历史的新面貌绝非晚明思潮的发展可解释，这是一个新局步步进逼、步步走成新局的过程。在这个“逼出中世纪”的过程中，我们确实不大好判断主动与被动的作用孰多孰少，即使从曾有的一些发展中的结果来看，也总是既西化又有民族的特性因子在里面，但这就是中国近代史发展动力的真实状态，尽管它不那么清晰，甚至不能作确定的描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