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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以下简称葛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描述了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凸现了精英和经典的背景和 底色，无论从方法论还是从本体论的意义上，都为思想史增添了新的内容。 “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 世界’，而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 在思想史的视野中。” 所谓一般知识与思想，“是指最普遍的，也能被有一定知识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对宇 宙间现象与事物的解释”，它通过最基本的教育构成人们的文化底色，被人们普遍认可，并作为日常生活的规则、解释。任何一个精英都会接受这些一般知识和思想的启蒙，在日常生活中遵从其指导，“所以它可以成为精英与经典思想发生的真正的直接的土壤与背景。”在这样的视角下，思想就成为从共同的知识体系出发，对相同问题的共同关注和不同思考。例如，在传统的思想史中，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总是经渭分明，有时甚至是水火不容。葛著则认为是当时人们在同样知识背景下对宇宙时空、社会秩序、个人存在的共同思考和不同 阐解。由于大家处于同一知识体系、观念框架、话语系统中，这种思考与阐释难免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这恐怕比前者更符合历史事实。 思想史视野的拓宽，使我们注意到被传统思想史忽略的部分，理清了在传统思想史中有着重 要地位的精英思想的渊源。原来，在传统思想史中难登大雅之堂的星占卜筮、房中养生、兵 家阴阳，却在实际的生活世界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阴阳、黄老、儒法，这些对后世有至深影响的思想流派，竟与星占历算、祭祀仪轨、医疗方技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思想并不仅仅是天才们的想法，也深深地植根于普通人的知识、观念中。或许这种实际存在于普遍 的社会生活中的知识与思想的接续和演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历史，或许正是这些在潜 移默化中接受，日用而不知的知识与观念才真正主宰着社会生活甚至历史本身。 当思想史真的改变了自己的叙述角度和观察框架，把过去并不那么精英和经典的文本也当做构筑思想史语境的资源，那么，那些平时并不被重视的信札、书画、年历、日记、公文、广 告以及其他的种种资料，就会进入思想史的视野(葛兆光：《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 。 思想史一旦开始关注一般的知识与思想，它所依据的文献和资料便大大地丰富起来，一些被传统思想史忽略的文献、实物便进入了思想史的视野，成了“思想史解释的资源”。在这方 面，葛著创获尤多。 其一，对考古新成果的运用。20世纪后半段一系列考古新发现对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 葛著吸收了这些新发现和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做出“思想史的解释”。在第一卷第一编中，葛著通过对良渚玉琮的形状、纹饰、质地及其象征意义，对濮阳龙虎图案所象征的东西 空间观念、春秋时间观念，对凌家滩玉龟玉版刻有的神秘四极八方图案的分析，指出：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一开始就与“天”相关，由天地四方的神秘感觉和思想出发的运思与想象 ，是中国古代思想的原始起点；列举出土文献中兵书、数术、方技类占相当数量，说明这些看似形而下的知识却正是古代思想的知识背景和基本依据。 其二，是对汉字和目录学等材料的分析。“现代的思想家们常常说，语言文字建构了人们意 识中的世界，在语言文字中可以呈现一个民族深沉的思维和意识结构”，基于此，葛著探讨了汉字的象形以及古代中国人感知事物具体性的传统的形成，作为词的汉字的衍生分类和汉 语的句式特点与中国人思维分类的关系，指出，由此可以推测古代中国思想世界的思路和方法，探寻某种思想和制度的起源，理解古代中国生活的重心和兴趣。此外，通过对比《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著录书籍数量的增多与门类的减少显示两汉到唐初知识与思想的演变，透过《艺文类聚》等类书的分类次序，来显示当时社会对知识与思想的整和与规范，用《五经正义》等对经典的注疏，来勾勒被政治权力所确认的知识与思想的大体边界，这些至少在思想史的写作中称得上独辟蹊径。 其三，是对图像资料的分析研究。这也是本书对“思想史解释的资源”的最大开拓。因为图像同文字一样也是历史中的人们所创造的，它必然蕴涵着某种有意识的选择、设计和构想，而在其中恰恰隐藏了历史、价值和观念。临沂金雀山九号墓、马王堆汉墓不约而同出现绘有上、中、下三层世界的帛画，在大量汉墓中出土的反映升天题材的画像石，透露出当时人们对普遍关心的关于生命、人生幸福等问题的焦虑和思考，以及支持这种思考的那个时代的普遍知识和思想观念。同样，当利玛窦将第一幅依照西洋方法绘制的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进献给万历皇帝时，它所代表的新的世界观念就对传统的中国人的“天下”、“中国”、 “四夷”观念形成冲击，使中国一直以来作为支持政治、文化、思想、生活的终极依据的普 遍知识与信仰的合理性受到质疑。在支持者与反对者的辩论声中，中国的知识、思想、信仰 世界发生了变化，尽管这变化相当艰难和缓慢。 正如一些专家所指出的那样，葛著可能深受某些西方学者如福柯、如年鉴学派的影响，在笔 者看来，葛著对上述新材料的运用也缺乏系统的方法论意义上的总结，显得有些随意和杂乱 ，然而，“作者试图从新的角度写出一部中国思想史，尽管没有完全取得成功，但是学术界 一种可贵的探索，也代表了一种方向。”(葛剑雄语)而且，注重对思想史背景的考掘和关注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这本身就是对传统思想史写作模式的突破。 ——摘自《中国新闻出版报》2003年4月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