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风宝剑孤臣泪》是历史学者姜鸣继《天公不语对枯棋》之后，倾十数年心力完成的一部新作，汇辑近20篇文章，插配一两百幅极为珍贵的历史图片，和前书构成姊妹篇，继续为我们讲述晚清中国的政局人物。书名取自李鸿章的一首临终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乱，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诗作表述了这位近代中国最重要也最具争议的政治家、洋务派巨擎在生命走向终点时，内心深处的末世悲凉。这种悲凉越出了一己之私，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分。 蒙文通先生说：观史，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社会历史之转变关键处正读史之观澜处也。 今人习称的晚清，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正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段，研究晚清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蹒跚路程，是史学专业出身的姜鸣数十年不变的情怀，是他回望历史时投注的始终如一的视角。 打开这本新作，如同展开晚清历史的长卷画作，中国的大门缓缓打开，中西交冲，新旧消长。引进了摄影术、西医、火车、铁甲舰，开始有了驻外使馆、海外留学和学成后的海归，有了近代外交和官员出访，中国政治格局的动荡变化也由此展开……画面波澜壮阔，落笔却精微细密，丝丝入扣。 “以散文的笔法写论文，以论文的严谨写散文”，这是作者一贯的写作立场，两副笔墨合一，兼具历史论文的理性严谨和散文笔法的人世情怀。对作者而言，意味着面对双重的要求和难度，既要有青灯黄卷的研读打底，且须“非学术”的文学笔法“引人入境”，理解不易，呈现更难。 为此，本书在史料的选择和运用上，尽可能多地使用新近公布的档案、奏折、书信、日记、诗歌，乃至旧影像和国内外报刊，再同奏折、朱批等巧妙结合，使得每篇文章皆有丰富内涵，且不少史料为作者首次披露，不少观点为作者首次提出，无论关注的视角，还是涉及的事件，多是史学界关注却未作深入研究的。比如，研究晚清著名“清流”张佩纶与洋务派大佬李鸿章、与军机大臣、“清流”的后台老板李鸿藻之间的往来书信，从中发掘出大量沉睡的历史秘辛，从深度和广度上，大大丰富了今人对晚清政局和人物的认识。 书中首篇《以镜镜人须眉活》，由一组晚清官员的照片说起，照片中人人都保持着一种安详、威严的坐姿。无论是单人照还是多人合照，背景显示，都是同一地点、同一时间拍摄。 他们是谁？何时所摄？何人所摄？作者为我们讲述了发生在一百三四十年前的一个完整的故事。在菊蕊桐阴的秋日下午，一位英国摄影师在位于今天北京东城东堂子胡同的总理衙门院内有些卑陋坍败的花园中，为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各位总理衙门大臣依次拍照，留下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组照片。总理衙门大臣，地位显赫，用时下的说法，他们是慈禧太后之下，大清帝国中央政府最主要的管理团队，也是主持外交事务的负责人。而拍摄者，来华的苏格兰摄影师汤姆森也非等闲之辈，他是一位很有故事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同光重臣集体拍照的这次活动被他记入回忆录留存下来，而这些影像作为宝贵的视觉文献，至今珍藏在伦敦威康图书馆中，和汤姆森数以百千计的亚洲照片构成威康图书馆的重要藏品。到了互联网时代的21世纪，尘封的老照片，被远隔重洋的一位中国学者搜寻出来，与多年前读到的照片中人物之一宝鋆的诗作勾连起来，加上汤姆森的回忆录等第一手资料，逐一厘清了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还原了整个拍摄活动的全过程，以及拍摄者的身份经历和照片的归宿，于是我们不仅有机会看到这些晚清大员的颜容相貌，也对照相术初入国门时的实况有了真切的了解。 类似的故事还有《在那华丽的宫廷里》，讲述首届留学英国，学习海军的中国留学生。1877年，清政府向英国派出第一批留学生十二人，皆系福建船政学堂培养的首届职业军人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佼佼者。作者实地考察了伦敦格林尼治的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在中国军人曾经学习和生活过的地方徜徉，感受他们居停的环境，体会他们在泰晤士河畔的音容笑貌，参考文献记载，还原了他们在华丽如宫殿的皇家海军学院的生活，本书收入其中十人在英国留下的影像，个个英姿勃发，引人遐想。 《社交季的新客人》记述了1878年6月19日（光绪四年五月十九日），清政府驻英使馆，也是第一个驻外使馆成功举办的中国外交史上第一场招待会。伦敦《泰晤士报》报道此事：“昨晚中国郭（嵩焘）公使与夫人在波特兰大街45号使署有一茶会，此为天朝使者初次在欧洲举行之盛会。”有意思的是，这恐怕是由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郭嵩焘自掏腰包举办的招待会，可没想到，由于公使夫人的出席竟引出一场风波。 《一时耆旧尽凋零》讲述1890年（光绪十六年）冬季，北京发生一场凶险异常的传染病，导致多位位极人臣的高官——工部尚书潘祖荫、户部左侍郎孙诒经、礼部右侍郎宝廷等等，甚至宗室怡亲王载敦、宫中丽皇贵太妃，都先后患病，迅即去世。值得留意的是，北京的这场瘟疫与“俄罗斯大流感”疑有关联，后者席卷了整个西欧，并传向世界上许多地方，至少25万欧洲人死去，全球的死亡数字据说高达百万人。直到如今，北京流行的这场瘟疫，其病因、规模似未曾引起医史专家的关注，并给予有效的研究。 《朝开铁路，夕死可矣》讲述李鸿章谋划修建铁路之初，一场修建铁路的大讨论，呈现出新的观念和新鲜事物的普及，都会遇到难以避免的曲折困顿。中国近代历史就是如此在曲折中蹒跚前行，一步步行走过来。 书中像这样看似无关宏旨的立题，作者多能以小见大，牵扯出影响晚清政治、外交、洋务、教育、医学等诸多侧面的重要事件；而同光朝的政要、社会精英，如慈禧、李鸿章、左宗棠、翁同龢、张佩纶、郭嵩焘、严复、吕耀斗、唐国安等等各方人士身上，那些不大为人留意的传奇故事一一铺排开来。史学界过去主流观点一直认为，光绪前期北京政坛上活跃非凡的“清流”，是与洋务派为代表的“浊流”对立的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作者在研究李鸿章和张佩纶信札之后，发现许多有趣又耐人寻味的真相，对于正确判断光绪十年前后清政府上层政局，非常重要。 姜鸣自己有个比喻，说历史学家犹如猎人，常年在岁月的森林中逡巡。做出一项研究成果，宛如绕过密密匝匝的大树，探视到树荫背后躲藏着的长耳兔子，猎人和大家遂得以心安了。 姜鸣对晚清历史的一探再探，使我想起朱维铮先生的一句话：清理若干历史积疑的实相，不敢说我重读近代史的短书小文能够恢复历史实相，但至少表明历史实相有待恢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