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里斯托夫·安德烈的《冥想》（郭可译，三联书店，2014年5月），我拿起来的那一刻，误以为是我一直寻找的图像学研究中的艺术与思想史另类解读。细翻一下才发现它的书名就是它的内容，一部关于真正的冥想心理学与精神练习的导引之书。 是的，冥想。从呼吸到倾听，从沉思到体验，“我沉入奇妙的冥想，我对非经我造之物微笑”。我相信这一整套关于冥想的体验与诱导是有益身心的，虽然有时候我还是觉得那只是另一种与身体和呼吸联系在一起的心灵鸡汤而已。我也知道此时此刻还有比进入冥想更重要的事情，知道此时此刻能够享受冥想实在是太奢侈的享受。“Meditation”既是冥想，也是沉思，也可以是禅。为什么在这里是冥想而不是沉思？目前我们迫切需要沉思，但不一定需要冥想和禅。因此，应该了解冥想与沉思的区别，应该知道艺术可以如何帮助冥想与沉思。 作者克里斯托夫·安德烈是法国著名心理学家及精神科医生，他擅长在艺术作品中寻找帮助病人解脱痛苦的工具以及康复的答案，他获得的散文奖竟然叫 “帮助人活得更好”。这部《冥想》详细讲述冥想的各种观念和每个步骤、阶段，引导读者进入冥想的自由状态，二十多幅精心挑选的欧洲油画充当了形象与审美的导引作用。但是，我在阅读中发现，其中不乏对现实中的人性与邪恶的思考可能更有意义的作品和解读，相信在沉思中可以认识艺术与人性的复杂性。 164页是原在佛罗伦萨圣马可修道院北侧宿舍的一幅题为《受侮辱的耶稣与圣母和圣多明我》（弗拉·安杰利科绘于1438年）的壁画：在黄褐色的墙壁和深粉绿色的背景板前，耶稣基督端坐于暗红色的方席上，手执芦苇权杖和金球，但被布条蒙住眼睛，并正受到一个在侧面的人头喷唾沫和另一侧的手执一根棍棒以及空中几只手掌的骚扰攻击。耶稣孤立无援，但神态庄严。出现在画面上的还有分坐于耶稣脚下两边的圣母玛利亚和圣多明我，看起来玛利亚正陷入沉思和悲伤之中，圣多明我则在看福音书。她和他显然都无法直接帮助耶稣，只能通过沉思或阅读与耶稣紧紧相连。 面对这样的画面，作者的所思所言显然已不能仅仅作为引导进入放松、进入呼吸冥想的阶梯，同时也导向对人性的拷问：在眼前的一片黑暗中，他一个人怎能同时既受凌辱又凛然威严呢？“假如我们是壁画中的耶稣，我们可能会被落在自己头上的暴力所湮没、窒息和压制。绝望的经历会导致盲目：它会使我们的视野变得局促，我们的眼界只会去关注那个落在我们头上的不幸的大洪水。这种经历也是扼杀人性的：我们成了受痛苦摆布的牲畜，成了受它折磨的疯子。任何与世界的联系都不可能了：巨大的痛苦会产生隔绝、封闭和僵化。这会使人在外在的波折之外再加上内心的溺亡，令内在的生活像外在的生活一样被撕裂。”（166 页）我感到有点奇怪的是，这部教人如何通过冥想而进入“全意识生活”的准教科书，怎么会走到了这里，耶稣正在经受的这种内心苦难难道是我们所无法想象和理解的吗？到了此时，我们难道还不能把沉思与冥想区分开来吗？“我们生存的新状况剥夺了人所有的沉思，将人自身抛入致命的疯狂之中，犹如一场森林大火将动物从最深的藏身地驱赶出来。”（斯特凡·茨威格）这是对沉思的作用和它所遭遇的状况最深刻的表述：沉思是人最深的藏身之地，它使人免于疯狂；也正因为这样，外在的邪恶总是要把它从人的身上夺走。 但是，这种不容被剥夺的沉思到底应该是什么？作者的解答是，在这时候“保持人性的感受力至关重要，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做到这一点。应该执著于我们的人性，执著于我们周围唤醒这种人性的东西：自然，美感。我们的头脑还应始终向痛苦之外的东西开放”。应该说，这几句话说得特别精准而深刻。面对那些以摧毁人性为己任的邪恶，如何还能保持人性的感受力，这是非常真实和极为严峻的挑战。 本节的题目是“面向神秘”，但是从这幅作品和对它的解读来看，毋宁说“如何面向无法预见和理解的恐惧”可能更贴切些。“谁都不喜欢置身于虚弱无力的境地，但我们并非总有选择的余地。因此，如何对这种境地有个准备呢？”这是作者在小结中提出的问题，答案是修炼全意识，“经常在头脑中应对各种给我们造成麻烦的情绪和感受”（171页）。那么，这种需要经常在头脑中应对的麻烦，究竟源于什么样的现实呢？ 德国浪漫主义画家伽斯帕·戴维德·弗里德里希（1774-1840）是人们比较熟悉的画家，他的《云海上的旅者》（1818年绘）是浪漫主义绘画的代表作之一。安德烈对这幅作品的解读真的充满了那种引导性的冥想色彩。在给画中主角打上“精神的旅者”的标签之后，作者可以听到他如何听到各种淡然和轻松的声音：鞋子的声音、心脏和呼吸的节奏、相续的脚步声，以及手杖落在石头上的声音；可以知道当他终于站到山顶的时候，先是品味自己的成功：“我来了，我终于来了！”接纳骄傲、自豪、高兴的感受，然后超越所有这一切，走向其他更有意义的东西：壮丽的地平线、纯净的空气、山顶的宁静、轻风的声音（191页）。 但是在通常美术史著述中，弗里德里希的作品反映的是来自德国北部的新教观念，涵括了浪漫主义的所有主要特征——主观性、个人主义、精神性和对自然的爱。在艺术史叙事与冥想引导之间，差异仍然是很明显的。 从冥想或沉思可以联想到精神分析的问题，正如人性中的邪恶往往是以精神分裂为其基础。美国历史学教授伊利·扎列茨基的《灵魂的秘密：精神分析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季广茂译，金城出版社，2013年5月）把精神分析视作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知识运动和社会运动之一，把精神分析的起源、发展及其蕴含置于相关的历史背景之中，探讨其与社会、政治与文化的相互作用。作者认为，“精神分析鼓励人们拥有客观——即以‘精神分析’的方式——审视自己的能力……精神分析导致了新伦理的形成。这种伦理假定，人只有深刻地进行自我反思，才能过上有意义的日子。”（500页）这种客观地审视自己的能力也正是进入冥想的全意识生活的能力。到了上世纪的七十年代，“精神分析分化成两种不同的事业：一种是准医学的医疗实践，旨在治疗心智障碍和情绪障碍；一种是一套研究文化的新方法。这两种事业——‘医疗的’和‘阐释的’——踏上了完全不同的历程”（同上）。但是，在克里斯托夫·安德烈的《冥想》中我们却明显看到心理治疗与文化阐释的并存与相互作用，或许这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的另一种潮流。 然而，生活比任何思潮更能提出尖锐的问题与迫切的需求。就如扎列茨基在书中提到的，“在人们恢复记忆、把握历史的努力中，精神分析文化无处不在。1995年，阿根廷陆军参谋长提到了‘集体无意识’，提到了‘悲恸的形成’，提到了‘穿越’苦难的需要，因而表达了歉意。”（508页）这不正是对那幅《受侮辱的耶稣与圣母和圣多明我》的遥远的回应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