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年杨宪益重返母校牛津大学   一个以翻译赢得声名的文化老人，最后十年究竟是怎么走过的?《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以日记的形式对此做了记录。该书首发式暨书外文献展开幕式日前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行。杨宪益的译著原件、诗稿手迹、老人与家人友人的照片以及作者赵蘅的绘画等一并展出，展览将持续到5月8日。 断蓬亦平安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妻子仙逝后，杨宪益先生独自一人走过了他最后的十年。其晚年生活不能不说清冷：丧偶独居，老友离世，自己体衰多病，去医院要打的，看病要排队，住八人间的病房，“看护他们的家属们在嘁嘁喳喳地说话，让本该宁静的病房陷入一种类似集市的氛围”。但对这些，杨宪益都淡然处之，赵蘅书中这样一段文字有助于我们理解晚年杨宪益的心态： 世界上好像只有两个人在他们的最后时候不觉得欠自己什么了，一个是凡·高，另一个是我的舅舅。凡·高开枪自杀前暗想对这世界已没什么要表达的了，该画的他都画了，画了也是穷，但他起码尽力画完了。所以他该扣动这扳机。 舅舅年轻时代的坚实底子使他一生成就丰厚，单看李岫所罗列的译著目录就令人瞠目结舌。他的晚年是潇洒地看着他辛勤培育过的孩子一个个回来，重印、再版，丛书、系列源源不断。他不再遗憾什么了，乃迭在天国等他团聚，他暂留在大家身边也好，他都不在乎。 杨宪益一生乐于奉献，晚年更是慷慨得毫无保留。每次客人来时，他都备好东西送对方。即使是手上戴的戒指，有人夸好看，他也会说喜欢就拿去。家里一柜子书几乎都送光了。他的豁达，从其为老友黄宗江夫人阮若珊写的悼亡诗中，也颇能看出：“凤霞仙子赴瑶台，乃迭若珊随后来。莫道天宫常寂寞，四人正好打桥牌。” 让别人写传记，更好一些 赵蘅的父亲赵瑞蕻和母亲杨苡分别是将世界文学名著《红与黑》和《呼啸山庄》翻译成中文的著名翻译家。赵蘅从小受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做起了画画和写作。她有记日记的习惯，随身带着画笔，一发现有趣的画面便用画笔记录下来。 除赵蘅外，杨家的其他同辈兄弟姐妹都从事其他行业，与杨宪益精神交流较少，家里来文化圈的客人，大多只有赵蘅一人陪在杨老身边。赵蘅被长辈们称为“最乖的孩子”，是家里的“救火队员”，舅舅一有事，她都随叫随到。 杨宪益生前，与作者赵蘅有这么一段对话： “舅舅，你认为每个人到晚年，是不是应该留下本传?” “那当然。”他肯定地回答。 “是自己写，还是别人去写呢?” “别人写更好些。”他说。 作为杨家后辈中唯一能写的，赵蘅十年如一日，在日记中详细记录舅舅的言行，她说：“如果舅舅在天有灵，一定会为这本书的出版感到高兴，但当时因为怕他多心，记录舅舅晚年生活的一些片段，没能请他亲自审校，不然可以做得更好。”这成为赵蘅心中永远的憾事。 小金丝胡同最后的时光 妻子戴乃迭仙逝后，杨宪益主动搬离了外国专家居住的百万庄公寓，先是在五路居独居一年，后搬进了女儿杨炽在后海边小金丝胡同的四合院，这两处居所连同医院，成为杨宪益晚年主要的生活场景。赵蘅详实记录下这几处居所发生的各个细节——家庭聚会、朋友来访、生病住院，让读者看到了这位翻译大家的另一面，比如：“舅舅回到沙发逗着趴在沙发扶手上的小猫。我从来没看见过他这样的表情，无比怜爱的，嘴里不时发出‘喵喵’的声音。” 联文 陈丹青说杨宪益 我读杨先生自叙，最喜欢两笔，一笔说他夜里和夫人喝酒，中间被捕了，他心里想的是那半瓶酒可惜了。说他被押到班房，他挤进去，睡着了，第二天边上的老友说，你嘴里的酒气很好闻哪。另一笔，说他从监狱放回家，半瓶酒还放在桌上。我不会理解为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悲惨，相反我以为，其中几位好汉，因此活得特别传奇。杨宪益就是一位，他是真公子，落难落得起，因为他见过真世面，他的口头禅是“无所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