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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9日12时40分，台湾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胸前抱着一个白色桶状旅行袋，走进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的一间贵宾室。 早已守候在贵宾室的徐云初和丈夫李扬，以及几位民政干部和学者朋友都默默站起来。徐云初从刘添财手中接过那只白色旅行袋，用近乎耳语的声音说：“外婆，回家了。” 刘添财千里迢迢从台湾护送回的骨灰，是1950年与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一同被枪杀的中共女交通员朱谌之(即朱枫)的遗骸。 1950年1月14日，朱谌之从台湾寄来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凤将于月内返里一行。”那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条归家的路，她竟然走了60年…… 带血的老照片 1950年6月10日16时30分，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朱谌之身中6枪，壮烈牺牲。与她一同被害的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以及曾任吴石副官的上校聂曦。 60年前，这起涉及国民党在台级别最高将领的间谍案曾轰动一时。在“间谍案四要角”中，朱谌之是中共华东局派遣到台湾、专门联络吴石的交通员。她在党内的名字叫朱枫。 朱枫牺牲一个月后，已经成为某军区总医院医生的女儿朱晓枫得知了噩耗。 “在这之前，我妈妈被组织上派到香港工作了一段时间。临近解放时，她本来已经移交了香港的工作，准备要回上海跟我们团聚了，可又接受了去台湾的任务。她在信中说：‘这个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提起往事，已年过八旬的朱晓枫一脸悲戚。 1949年，朱枫前夫的女儿陈莲芳(别名陈志毅、小名阿菊)在台湾生了小孩。名义上，朱枫是去台湾探望女儿和小外孙的。可朱晓枫知道，妈妈一定是接受了不同寻常的任务。“妈妈没有说，我们也不问。”在长期地下工作中，母女间早已有了默契。朱枫在给家人的信中说，去台湾两个月就回来。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竟成永诀。 得知母亲牺牲的噩耗，朱晓枫既惊讶，又有几分思想准备。“干地下工作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 关于母亲牺牲的经过，她仅从《参考消息》上转载的海外文章中略知一二，更多的细节无从查考。 岁月悠悠，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朱晓枫一直把对母亲的怀念珍藏在心底最深处。而那段壮烈往事，似乎也要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直到2001年，朱晓枫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第16辑上，看到了朱枫就义的照片。 照片上，朱枫被国民党士兵五花大绑，平静地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她身上穿的小花旗袍，还是在上海家里常穿的那件。”朱晓枫的心拧成了一团。 时隔半个多世纪，第一次看到母亲临刑前的最后一刻，朱晓枫的心情无法用言语描述。她给《老照片》写了一封信，一则想表达对挖掘史料者的谢意，另外还想知道更多关于母亲牺牲时的细节。 经联系，朱晓枫得知，这帧照片的提供者是笔名秦风的台湾著名文史研究者徐宗懋。1999年，为了编辑《20世纪台湾》画册，徐宗懋在台湾许多单位的档案室里搜寻有价值的老照片。一天晚上，他在一家曾颇具影响力的报社的档案柜底部，发现了一个沾满灰尘的档案袋，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时间是1950年。 打开袋子，徐宗懋赫然看到一批血淋淋的枪决照片，朱枫等人受审和就义的照片便在其中。后据徐宗懋考证，照片本来是要刊登在报纸上做警示之用的，但由于画面太过血腥，大部分从未公布。 2003年，在正准备撰写《朱枫传》的南京作家冯亦同的帮助下，朱晓枫和老伴在上海见到了在大陆度假的徐宗懋。也许因为照片的缘故，徐宗懋与朱晓枫等人一见面，就感到十分亲切。 谈话中，朱晓枫内心升起一种强烈的愿望寻找母亲遗骨，迎奉她归葬故里。 恰逢其时的来信 60年了，朱枫的骨灰还在不在?怎样才能找到它?朱晓枫毫无头绪。她只知道，当年母亲是以探望阿菊的名义到台湾的，最有可能为母亲收尸的就是姐姐阿菊和姐夫王朴。 1949年2月，朱枫在给前夫的长女陈宜的信中问道：“阿菊他们现在不知在哪里，我很想写信给王朴，如果你知道或者他们来上海，你告诉他们我在香港的地址，叫他们写信来，有机会到公司来看我。” 阿菊大名陈莲芳，虽然不是朱枫所生，但从七岁起就由朱枫抚养，母女感情甚笃。当时，阿菊已跟着身为台湾省警务署电讯管理所主任的丈夫王朴(又名王昌诚)到了台湾。而朱枫彼时在香港一家中共地下党办的贸易公司做财务工作。除了明里做一些贸易工作外，她还兼做迎来送往的地下交通工作。 没想到，不久阿菊真的给朱枫来信了。信中阿菊说，她刚生了小孩，不能到香港看妈妈，不过欢迎她去台湾小住。 对于当时正苦于寻找交通员的中共华东局驻港负责人万景光来说，这封信犹如雪中送炭。 1949年初，解放军在大陆已势如破竹，全面解放指日可待。华东局开始着手加紧对台工作。负责人万景光后来被国民党保密局称为“中共对台湾工作的主角”。 当时的香港鱼龙混杂，纠结着各方势力。很多民主人士通过香港转向北平，也有不少国民党要员取道香港前往台湾。已经被任命为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赴台前在香港秘密会见了化名为刘栋平的万景光。这次会面中，一直思想左倾的吴石，接受了为共产党搜集军事情报的任务。而万景光则表示会在短期内派一名可靠人员到台，专门负责为吴石传递情报。 负责联络吴石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第一要绝对可靠;第二要有合理的赴台身份。一时间，万景光为这个交通员的人选大伤脑筋。由于交通员迟迟没有敲定，海峡对面的吴石只好冒险让自己的副官聂曦前往香港传递情报。 朱枫所收到的这封信，正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赴台理由。而朱枫本人的履历，也足以让万景光放心。 朱枫是浙江镇海一个大户人家的四小姐，虽然受过新式教育，思想却并不前卫。在父母之命下，早早便嫁了一个比自己大将近20岁的工程师陈绶卿做继室。几年后，陈绶卿染病离世，年纪轻轻的朱枫成了寡妇。每天除了照顾丈夫前妻和自己生的几个女儿外，朱枫只有“学写兰花，消磨光阴”。虽说衣食无忧，但那时的她却非常苦闷。 《镇海的女儿朱枫传》的作者冯亦同对记者说，如果不是抗日烽火，朱枫可能会像许多旧式妇女一样寂寂无声地了此一生。但民族救亡运动燃起了她的革命热情。她参加抗日宣传队、上街散传单、救护伤员、表演抗日剧目，在这一过程中，她还与第二任丈夫、革命青年朱晓光走到了一起。从此，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成长为一名革命者。 此后的数年中，朱枫一直在党组织开办的新知书店工作，夫妻俩聚少离多，儿子朱明只能寄养在前夫的长女陈宜家中，女儿朱晓枫也早早地被送到了爱国将领李友邦办的“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读书。朱晓枫对记者说，抗战后期，她一路随着“台少团”来到台湾，而母亲则一直在日伪控制下的上海秘密工作。1940年，为了给书店采买纸张，朱枫变卖了寄存在银行中的惟一一枚三克拉钻戒。 “在几年的地下工作中，朱枫曾两次被抓进日本宪兵队，遭受拷打，拇指还落下残疾，却从来没有屈服过。”朱晓枫说。 赴台 接到指令后，朱枫曾大为踌躇。 曾深入研究朱枫经历的冯亦同认为，朱枫去信询问阿菊近况时，完全出于亲人间的牵挂，谁知阴差阳错，阿菊竟给她发来了入台邀请。万景光也正是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才决定让朱枫做联系吴石的交通员的。 冯亦同对记者说，刚刚接到任务时，朱枫颇为犹豫。在这之前，她刚刚给在上海的丈夫朱晓光去信说，很快就要结束在香港的工作回上海了。自从分别后，朱晓光随着革命队伍一路北上，而朱枫却因为工作需要越来越南下。在香港的朱枫，时刻关注着内地的战事。一旦解放，她便可以回上海与分别几年的爱人和女儿团聚了。 这时候又要去台湾，这让极重感情的朱枫举棋难定。 一直是朱枫老上级和革命领路人的徐雪寒曾在文章中回忆说：“(1949年)六七月间，接到她的来信，说华东局有关部门要调她到台湾去，问我的意见。我知道多年以来，为了革命工作，她与爱人和女儿天各一方，渴望回来团聚。我答复她说：可以将个人意愿如实向组织说明，但最后还应服从党的决定。” 个人的感情最终服从了组织的需要。不久，朱枫便在给爱人和女儿的信中写道：“这个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先去做。” 1949年11月25日，朱枫使用朱谌之的本名，以探望女儿的名义，踏上了前往台湾的轮船。 冯亦同对记者说，临行前，朱枫曾寄给丈夫朱晓光一张照片，从照片背面的留言可以看出，朱枫是怀着极高的热情和对未来的憧憬前往台湾的。照片中，穿着短袖的朱枫，安详地坐在铺着格子桌布的茶几旁。照片的背面写道：“她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不辱使命 11月27日，经过两天的颠簸，朱枫乘坐的轮船抵达基隆港。她顺理成章地住进了阿菊家。 根据组织上的安排，朱枫在台湾只能单独联系“两条线、两个人”，一人是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另一人便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朱枫在台的主要工作，就是联络吴石传递情报，再通过蔡孝乾把吴石提供的军事情报传递回去。 蔡孝乾出生于台湾彰化，生长于日本奴役下的台湾，自幼就萌生了反抗外来侵略的革命思想。1924年，16岁的蔡孝乾来到大陆，在瞿秋白的熏陶下，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上海台湾青年会。1928年他返回台湾组建台湾共产党，不久又回到大陆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蔡孝乾是惟一一名参加过长征的台湾籍共产党员。抗战胜利后，身为台湾人的蔡孝乾回到台湾，成为了中共在台湾的最高负责人。 为了撰写《朱枫传》，冯亦同查阅了很多原始资料。岛内有“活阎王”之称的保密局特务谷正文，上世纪90年代曾出版一本名为《国防部历年侦破匪叛乱案汇编》的书。在这本《汇编》中，冯亦同看到了关于“吴石、朱谌之案”的来龙去脉，甚至连他们使用的暗语都被一一记录下来。 住进阿菊家后，朱枫以“陈太太”的身份找到一家名为“三荣行”的南北货店，并称自己受香港“刘老板”(即万景光)之托，给郑先生带信。所谓的“郑先生”或称“老郑”，就是蔡孝乾。 朱枫向蔡孝乾转达了“刘老板”关于“生意”上的事情，并告诉他，自己住在女儿家，大约逗留两个月，希望蔡孝乾能协助她完成情报传递工作。蔡孝乾告诉朱枫，岛内形势险恶，党内已有重要人物被捕，他们随时准备撤离，并提醒朱枫要提高警惕。 朱枫表现得非常沉着。回去后，她马上拜访了自己的主要联络对象吴石。 在书房会面后，朱枫把“刘老板”的信交给吴石，并对他说，刘先生说以后你有什么材料，都可以交给我。这是信上不便写的，所以由我口头传达。 吴石从北墙上的一个秘密小保险箱中取出一只小圆铁盒，郑重地放到朱枫的手里。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现有海军基地并舰只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 3天之后，在基隆码头，朱枫按约定把已经到手的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一位定期往返香港、基隆间的“安福号”海轮大副手中。很快，这批绝密军事情报被传递到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 按照1950年“吴石案”刚刚结束时，刊载在香港《新闻天地》上署名李资生的文章《吴石间谍案破获始末》中记载，朱枫大概每周联络吴石一到两次，最固定的时间是每星期六下午四时，有时候星期三下午四时，她也会去一趟。而每周日上午十时，她又必定会和“老郑”会面。 不知不觉，朱枫到台湾已有两个多月，她先后与吴石联络过六七次，又传回了国民党空军各大队番号、驻地、飞机种类、架数，炮兵团、战车团的数量，武器装备，各部队官兵人数，主要军事机关长官名册以及某驻防区的军事态势图等。 神秘的出境证 就在朱枫频繁往来于吴石和蔡孝乾之间传递情报时，岛内风云突变。 1950年1月下旬的一次联络中，朱枫没有如约见到化名“老郑”的蔡孝乾。她从蔡孝乾留下的字条中得知，化名“老吴”的“台工委”主要负责人张志忠被捕。蔡已经隐蔽起来，他希望朱枫赶紧想办法撤离。 危急时刻，吴石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这样，朱枫便以探视病亲的名义，于1950年2月4日傍晚搭乘军用运输机，飞赴舟山。 在向朱枫发出警告后不久，蔡孝乾便落入了保密局的罗网。蔡孝乾在台湾有许多落脚点和掩护身份，保密局的暗探并不知道他的行踪，但他们得知“老郑”一直与他的小姨子住在一起，并以兄妹相称。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跟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形影不离，这成了蔡孝乾的致命破绽。 经过户口排查，特务们发现了一名叫“邓昌华”的中年人与其妹“邓莉”的户口登记记录。特务们感到这个“邓昌华”就是他们要找的“老郑”。特务们找到住址后，发现早已人去楼空。可他们不死心，经过几天的埋伏，终于等到了“老郑”。 特务们从蔡孝乾身上的一张10元新台币上发现了两个电话号码，其中一个正是朱枫女婿王朴家的。经过几天的审讯，蔡孝乾供出了朱枫。 此时，身居高位的吴石并没有暴露，但一张不起眼的出境证却给他引来了杀身之祸。 原来，蔡孝乾感到岛内形势危急，急于送他的小姨子马文娟回大陆。为此，他托朱枫通过吴石办一张出境证。吴石让太太王碧奎把办出境证的事交待给聂曦。很快，出境证办好了，可事态急转直下，蔡孝乾来不及取证就被捕了。 这张留在警务处、无人领取的出境证成了特务们的线索。他们发现，出境证上的照片竟然就是蔡孝乾的小姨子。 追查之下，这张出境证竟然是聂曦受吴石太太王碧奎之托办的。保密局立刻拘捕了王碧奎，几番套问之下，王碧奎承认这张出境证是经常来家里的一位“陈太太”托她办的。通过这张神秘的出境证，保密局特务画出了“陈太太(朱枫)”、吴石与“老郑”的关系图。 (下转第20版) (上接第17版) 就义 1950年2月6日，保密局的特务追到王朴家时，朱枫已于两天前乘飞机到定海去了。 此时，舟山群岛仍在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中，作为首府的定海县城更驻扎着许多国民党士兵。特务们了解到，朱枫在定海应当有两个去处。一是她在定海的妹妹家，另一个是位于舟山群岛最东端沈家门医院的朋友处。 朱枫原打算到达定海后，马上找船去上海。可是临近春节，几天都没有渡海的民船。朱枫只有一天天地住在有50张病床的沈家门医院，焦灼地等待。 1950年2月18日，阴历大年初二。被困沈家门14天后，朱枫没有等到渡海的民船，却等来了敌人的包围。最初，特务们并没有发现朱枫的踪迹。随着时间一天天推移，一个陌生女人长期滞留在医院中，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在确定这个女人就是他们要找的“陈太太”时，特务们收网了。 被捕之后，朱枫料定台北方面出了问题，大概吴石或蔡孝乾已经暴露，否则敌人不会兴师动众地到定海抓她。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没有完成，自己又成了阶下囚，等待着她的将会是残酷的审判吗? 一则忧虑，一则受寒，朱枫在狱中发起了高烧。2月26日晚上，高烧难耐的朱枫向看守要了一杯热水。趁看守不注意，她取下贴身挂着的一个带金链条的金锁片，又撕开大衣的肩衬，取出藏在里面的一只金镯子。黑暗中，她把金锁片和金链条分开，又把金镯子折为两段，分四次和着热水吞入腹中。 第二天，当看守打开牢房门时，发现朱枫已经在床上蜷成一团，昏迷不醒。这样重大的要犯决不能让她不明不白地死去。看守们找来医生，给朱枫灌泻药。可她吞进去的二两多金子，并没有排出。 保密局特务立刻用飞机把朱枫送回台北。到台北医院后，医生们给朱枫照了X光，清楚地看到几块金子仍在她的胃里。医生们决定继续给朱枫用泻药，实在不行就要开刀。服药一夜之后，再照X光，金子已经从胃进入肠道，又过了一天全部排出。 等待着朱枫的，将是比死亡更加可怕的审讯。 此时，曾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蔡孝乾已经彻底叛变，他不但供出了与朱枫和吴石的联络，还把吴石向中共传递的军事情报和盘托出。此外，他把所掌握的中共台湾工委各级组织和党员的名单也一五一十地招了。 蔡孝乾的叛变，不但造成吴石暴露，也使得在台400多名共产党员被逮捕。中共在台湾岛内的组织力量瞬时崩塌。而叛徒蔡孝乾却在发表了一篇“公开声明”后得以苟活，并成为了国民党在台特务机关的少将。 1950年6月10日16时30分，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共华东局女特派员朱枫、“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中将陈宝仓、上校聂曦，被杀害于马场町刑场。 当年负责抓人的谷正文在事后的“对本案综合检讨”项下，对于中共女特派员朱谌之有这样的评论： 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朱匪于被捕夜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变，早作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 1951年7月，朱晓枫收到了陈毅、潘汉年签署的上海市人民政府《革命烈士光荣证书》。1973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吴石将军被追认为烈士。他也是周恩来临终还萦怀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是张学良。 找到阿菊 随着两岸关系逐渐从冰封状态回暖，朱晓枫曾试图寻找过母亲的遗骸。她托友人打听到了多年前王朴在警务署宿舍的电话和地址。可友人实地探访发现，那里早已改建成了公寓大厦，线索就此中断。 时光荏苒，2003年见到徐宗懋后，当时已经74岁高龄的朱晓枫对他说：“我现在老了，惟一的心愿就是死前可以迎回母亲的遗骸。” 后来，徐宗懋回忆说，虽然他认识不少历史人物的家属，但从来没参与某种后续调查。他感到压力不小，但面对一个老人的请求，徐宗懋又怎么忍心推辞? 不过，当时他并没想到，这将是一场历时七年的追寻。 接受朱晓枫的委托后，徐宗懋打算从户政登记着手，寻找王朴。两周后，台北的户籍工作人员过滤出16个“王朴”，最后发现其中一人在年龄和籍贯上很像朱晓枫的姐夫。徐宗懋拿着地址兴冲冲地找到“王朴”。 “您是王朴先生吗?”徐宗懋问。 “没错，有什么事?”开门的老先生一口京腔。 “您以前是不是在警务署工作?” “没有!” 此王朴并非彼王朴。徐宗懋“一颗热腾腾的心顿时被浇熄了”。随后，他登寻人启事，写文章，甚至把一个台湾的摄制组拉到南京，为朱晓枫做了专题节目，但这些努力都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转眼两年过去了，寻人毫无进展。眼看着一个非亲非故的人为自己的事情奔忙，朱晓枫感到很过意不去，甚至想就此放弃，但徐宗懋并不灰心。 2005年，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他找到了阿菊的下落。 那一年，陈莲芳(阿菊)已经85岁了。她的先生王朴在几年前过世，如今陈莲芳白天都在一个老人健康疗养院，晚上才回家。 在友人的陪同下，徐宗懋在疗养院找到陈莲芳。陈莲芳虽然已经85岁了，但看起来还很精神。徐宗懋开门见山说：“我受您妹妹朱晓枫的委托来看您!” “妹妹?我没有妹妹!”老太太冲口而出。 徐宗懋解释，朱晓枫是她同父异母的妹妹，老人脸色凝重。当他进而提到继母朱谌之时，老太太马上反应说：“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有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 从老太太激烈的反应中，徐宗懋感到了那个时代留在她心里的压力。 “朱谌之死后，是您先生收的尸吗?”徐宗懋问。 “没有，我先生为了这件事还被关起来查了好几个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 “您知道埋在哪里了吗?或火化后放在哪里?” “不知道，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 好不容易找到了阿菊，可她却一问三不知，惟一的线索也断了，徐宗懋感到万分沮丧。 后来，徐宗懋在“国防部”的原始档案中发现，1950年9月底，陈莲芳曾经向“军法局长”陈情，请求领取母亲的遗骸与遗物，以便有朝一日归葬大陆。不久，“军法局”回复，同意陈莲芳的请求：“……据请领取朱谌之遗物一节，准予具领……”可不知什么原因，最终陈莲芳没有去领朱谌之的遗物，也没有过问骨灰的处置。 从文件中，徐宗懋看到，1950年6月10日朱谌之遇难后，遗体即由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派人送去火化，此后便再无记载。 陈莲芳没有为母亲收尸，朱晓枫并不怨她。“那种年代，他们一定也承受了很大的政治压力。”朱晓枫表现出一种只有阅尽世事的老人才会有的豁达。 “朱湛文”还是“朱谌之” 阿菊没有去领骨灰，追访朱枫遗骸的最后一点线索也断了。徐宗懋几年的寻找搁浅了。迎奉母亲遗骸回家，难道只能成为朱晓枫的一个奢望了吗? 转机出现在2010年初。 2007年，当《镇海的女儿—朱枫传》一书出版后，一位在上海的潘蓁先生曾致电冯亦同，他说自己的父亲解放前夕以教师的名义前往台湾做地下工作，几十年来音讯皆无。近年来，他一直在朋友的协助下寻找父亲的骨灰。他愿意为寻找朱枫烈士的骨灰出一份力。冯亦同当即表示了感谢，但他并没有对这份热心给予太多的期望。 没想到，2010年初，冯亦同接到了潘蓁的电话。潘蓁说，他在一份名为《政治受难者墓区整建工程纳骨塔骨罐迁移名册》上看到编号233的无主骨灰罐名为“朱湛文”。“朱湛文”会不会就是“朱谌之”呢? “以前都是连笔，‘讠’很有可能被看作‘氵’，而‘之’也很可能被误认为‘文’。”冯亦同说。他马上把这个猜想告诉了朱晓枫和徐宗懋，大家都认为，很有道理。 在随后的邮件中，潘蓁提到那份“迁移名册”是几年前辛亥第二殡仪馆为所留存的612个台湾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无主领取的骨灰罐所造的。朱枫烈士的骨灰也许还保存在辛亥第二殡仪馆。 得到这个信息后，徐宗懋托自己的好友、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专家朱浤源教授以学者的身份到殡仪馆代为查询。 朱浤源教授看到这两个名字后，直觉感到这个“朱湛文”一定就是他们要找的“朱谌之”。 2010年1月10日，他第一次来到辛亥第二殡仪馆管理处。在管理处的档案中，朱浤源发现“朱湛文”的名字并非233号，而是新编的77号。虽然有了号码，但能否找到骨灰罐，殊无把握。 从朱浤源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到，纳骨塔是一个白色的谷仓型建筑，200多个无主骨灰罐套着白色编织袋，杂乱无章地堆放其中。在台湾最冷的二三月间，朱浤源与管理处原承办人员雷元荣，三次冒雨上山进入纳骨塔中寻找。经过一个一个地翻检，他终于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写着77号的骨灰罐。 朱浤源大喜过望，他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徐宗懋，但此时他并不能确定77号骨灰罐就是“朱谌之”的。因为每一个骨灰罐外都套着编织袋，编号是写在编织袋上的，必须打开编织袋才能确定名字。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只有拿到家属的委托书，他们才能打开编织袋查验。 2010年4月，朱浤源利用到北京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见到了朱晓枫的女婿李扬。得到了朱家的委托书后，朱浤源再度上山查验。可当工作人员打开77号骨灰罐的编织袋后，却发现骨灰罐上写的名字并不是“朱谌之”。朱浤源一下傻了眼，难道几个月的努力就这样白费了吗?他感到万分沮丧。 后来，朱浤源向殡仪馆管理处反映了情况。管理处的刘处长非常重视，他决定在清明节扫墓高峰过后，对纳骨塔内所有的无主骨灰罐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整理那些错置的骨灰罐。 一个一个翻检后，朱浤源终于找到了写着“朱谌之”的骨灰罐。原来承办人员在登记时看错行了，所谓新编77号，其实仍是原来的233号。记者在李扬展示的照片中看到，白色编织袋下的黄色陶罐上赫然写着“朱谌之”三个红字。 李扬对记者说，朱教授在给他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由于阴气极重，他和雷先生都感到了3天的不舒服。“我们都祈祷朱谌之在天有灵，保佑我们找到她，使她的遗骨可以回到故乡。” 朱教授、雷先生和徐宗懋的古道热肠，让海峡对岸的朱晓枫一家非常感动。“如果不是有很强的同情心，谁会愿意翻检骨灰呢?”李扬说。 曲折回家路 骨灰终于找到了，下一步就是怎样运回来。开始谁也没想到，运回来的难度竟不亚于寻找。 2010年5月，朱浤源拿着李扬提供的委托书找到辛亥第二殡仪馆管理处，要求代表家属取回骨灰。但管理处表示，朱谌之的骨灰是当年国防医学院存放在这里的，他们只有保管权，没有处置权。朱教授又找到海基会。海基会的回信说，“此系特案，不予办理”。 这时，朱浤源也受到了来自单位领导的压力，领导让他不要再过问此事。李扬感到不应该让朱教授承受这份压力，于是决定自己想办法运回外婆的骨灰。 “我考虑要办成这件事需要两个证明文件。第一，要证明朱谌之的骨灰存在;第二，要证明我们是她的亲人。”李扬说。 当时，李扬已经拿到了台北殡葬管理处出具的确认朱谌之骨灰的文件。那么，如何证明朱晓枫是朱谌之的女儿呢?这件事让李扬感到很头疼。身在南京的朱晓枫更感到费解：“我是她女儿，她是我妈妈，这还需要证明吗?”可是程序就是程序，一丝也马虎不得。 朱枫是在解放前去的台湾。目前，惟一能找到的朱枫的身份证，是1946年在上海办的，还用的是化名朱静。既没有朱枫的身份证，也没有她赴台的证明，又没有朱晓枫的出生证明。“怎么才能证明她是谁，我是谁呢?” 思量了很久，李扬想到，朱晓枫的档案里会不会记录着她母亲的名字呢?如果可以把档案借出来，给公证处看一看，不就行了吗?可是到朱晓枫档案所在地某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一问，李扬发现此路不通。原来，军人档案按照规定不得外借。 这下难倒了李扬，难道就此放弃吗?他不甘心。 他辗转把启运烈士骨灰的事，反映到江苏省司法厅的有关领导。领导一听朱枫的故事非常感动，认为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应该支持。在江苏省司法厅的协调下，军区终于同意破例外借档案了。在朱晓枫的档案中，赫然写着：母亲，朱谌之。凭着这份人事档案，朱晓枫得到了证明她与朱枫关系的公证书。 有了必要的证明材料，李扬却不知道应该找哪个部门办理此事。“一般人谁会遇到这种事儿呢?”李扬笑着说。 由于朱枫烈士是在台湾牺牲的，李扬想大概应该找海协会试一试。海协会的有关领导看了李扬提供的材料，又听了朱枫烈士的故事，深受感动。此前，海协会与海基会之间从来没为民间个人事务发过公函。不过，感动于烈士的事迹，海协会研究决定破例向海基会发一个公函。 一个月后，李扬收到了海基会的回函。“措词非常客气，同意家属去取骨灰，而且附上了13页的赴台说明。”李扬说。 他和妻子徐云初花了整整一个晚上来研究这13页说明。研究来，研究去。李扬发现受种种原因所限，他们无法满足“赴台说明”中提出的要求。也就是说，他们无法亲赴台湾取回朱枫的骨灰。 难道就此作罢，让之前这么多人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吗?李扬不甘心。他又找到海协会寻求帮助。 海协会的同志告诉他，不久之前，一位台湾女艺人在辽宁出车祸身亡，她的母亲来到大陆，顺利地把女儿的遗体运回故乡。此后，两岸开通了一个专门为运送亲人遗体或骨灰的快速通道。可不可以试试这条路呢? 受到启发的李扬找到了负责此事的民政部下属的殡葬协会。“正会长、副会长坐了一排，我又把朱枫烈士的事迹和家属迫切想迎奉烈士骨灰回家的事情说了一遍。”李扬对记者说。会长们听完后，非常感动，当场表示一定要促成此事。 他们商量了一下，觉得殡葬协会在台湾的会员单位中国生命集团应该能办这事。于是，一个电话打到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处。刘添财表示，他们正有此项业务。 此后的几个月中，李扬又补充了无数公证和手续。中国生命集团的工作人员也多次往返于所在地高雄和台北之间。11月底，一切手续齐备，朱枫烈士的骨灰终于可以回家了。 抱得忠骨还 2010年12月9日那一天，已80岁高龄的朱晓枫并没有到北京迎接母亲的骨灰。但那一天，身在南京的她，心早已飞到首都机场那间小小的贵宾室中。 朱晓枫9岁就离开母亲投身“台少团”，与母亲聚少离多。在她的记忆中，与母亲最幸福的时光，就是1946年从“台少团”回到上海，与母亲朝夕相处的三个月。那三个月中，她们同吃、同住。她看着母亲忙碌于各种工作，闲暇时候她们则会去看看电影，逛逛公园。 她与母亲最后的分别是在1946年的夏天。在吴淞口，朱枫送女儿登上前往苏北解放区的船。 “虽然知道去了解放区可以吃大锅饭，共同劳动，母亲还是不放心，给了我一块金锁片，让我需要的时候，就掐下来一点，备急用。” 朱晓枫站在吴淞口一艘很小的船头上，向母亲挥手。能去解放区，她特别开心，母亲也是。她以为重逢就会在不远的将来，没想到与母亲再一次“团聚”的路，竟走了漫漫60年。 这样漫长的旅途，也非朱枫所能逆睹。在即将赴台之前，朱枫给爱人朱晓光的信中，温情脉脉地回忆着二人短暂而甜蜜的爱情生活— 我常常想起霞浦路吃茹粥，五岱洋种菜挑粪，嘉陵江畔月黑风高的晚上，你从安乐旧木桥边候我，在集中营探访时的感觉和宪兵队出来后你对我的感情……还有在安陆云梦通过封锁线，我曾经黑夜掉在田塍下面，你一次次把我拉上是那样温情地，这都使我不能忘却。 “我们后半生该有了快乐。”朱晓光在回信中这样憧憬着他们的未来。 而今，历经沧桑变迁，世事流转，忠魂终归故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