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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解讀《文選》的途徑 解讀《文選》，唯一的途徑是研讀原文；而更好地理解原文，各家註釋又是不二選擇。從廣義上說，所謂“文選學”，主要是《文選》註釋學。通常來說，閱讀《文選》，大都從李善註開始。因爲李善註《文選》，是一次集校集釋工作。他彙總了此前有關《文選》研究的成果，擇善而從，又補充了大量的資料，因枝振葉，沿波討源，成爲當時的名著。宋代盛行的六臣註《文選》，其實也是一種集成的嘗試，將李善註與五臣註合刊，去粗取精，便於閱讀。除六臣之外，還有一些古註。清代以來的學者更加系統地整理校訂，希望能夠對於《文選》文本及歷代註釋作系統的集校輯釋工作。但總的來看，還留下了這樣或那樣的遺憾。最主要的原因是，《文選》的版本比較複雜，有三十卷本，有六十卷本，還有一百二十卷本。同樣是李善註或者是五臣註，各本之間的差異也非常大，常常叫人感到無所適從。這就使得集校集註工作充滿挑戰。還有，新的資料不斷出現，尤其是敦煌本和古鈔本的面世，不斷地給“文選學”提出新的研究課題。 長期以來，我在研讀《文選》及其各家註的過程中，遇到某一問題，常常要前後披尋，比勘衆本，總是感覺到掛一漏萬，缺乏一種具體而微的整體觀照。於是，我很希望能有這樣一個輯錄舊註、編排得宜的讀本，一編在手，重要的版本異同可以一目了然，重要的學術見解亦盡收眼底。（阮元《揅經室集·一集》卷十一《國朝漢學師承記序》云：“元又嘗思國朝諸儒，說經之書甚多，以及文集說部，皆有可采。竊欲析縷分條，加以翦截，引繫於羣經各章句之下。譬如休寧戴氏解《尚書》‘光被四表’爲‘横被’，則繫之《堯典》；寶應劉氏解《論語》‘哀而不傷’，即《詩》‘惟以不永傷’之‘傷’，則繫之《論語·八佾篇》，而互見《周南》。如此勒成一書，名曰《大清經解》。徒以學力日荒，政事無暇，而能總此事，審是非，定去取者，海内學友惟江君暨顧君千里二三人。他年各家所著之書，或不盡傳，奥義單辭，淪替可惜，若之何哉！”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版，第二四八—二四九頁。）爲此，我曾以班固《典引》及蔡邕註爲例，作了嘗試。（文載《秦漢文學論叢》，鳳凰出版社二八年版。）《典引》最早見載於范曄《後漢書·班固傳》。其後，梁代昭明太子編《文選》收錄在“符命”類中，接在司馬相如《封禪文》、揚雄《劇秦美新》之後。范曄《後漢書》載《典引》與《文選》錄文已有差異，而《文選》各本之間差異尤大。 先看范曄書和尤袤刻李善註本的異同。最明顯的不同是范書没有收錄約四百字的序文。而收錄序文的《文選》本，序文下卻没有蔡邕註。由此推斷，蔡邕所見《典引》和李賢註《後漢書》似乎都没有序文。另外，文字方面也多有差異。凡通假字，姑且不論。即較重要者如：“以冠德卓絶者，莫崇乎陶唐”，“卓絕”，范本作“卓蹤”。李賢註：“爲道德之冠首，蹤跡之卓異者，莫高於陶唐。”說明李賢所見之本也作“蹤”。而五臣李善註之奎章閣本作“綽”。“以方伯統牧”，范本作“以伯方統牧”。李賢註：“伯方猶方伯也。”是李善本作“方伯”是也。“黄鉞之威”，范本作“黄戚之威”。李賢註：“黄戚，黄金飾斧也。《禮記》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賜斧鉞然後殺。”既然用《禮記》的典故，當作“黄鉞”爲是。奎章閣本作“黄鉞”是也。“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范本“用”作“朋”。李賢註：“朋，群也。”是李賢所見本也作“朋”字。由上述幾例看，尤刻李善本較之范本略優。但是，根據胡克家《文選考異》（據專家考證，《文選考異》是顧千里所作，考見李慶《顧千里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尤刻《文選》時，曾據多種版本校改。這些或許是尤刻所改，雖然有很多已不可詳考，但是依然可以推尋到一些蛛絲馬跡，如尤刻序中“此論非耶？將見問意開寤耶？”五臣本無“將見”七字。奎章閣本註：“善本無將見問意開寤耶七字。”可見，此七字或是尤刻所加。據何本而增，便不得而知了。 再看尤刻李善註本和五臣註本的差異。“猶啓發憤滿”，五臣本作“猶樂啓發憤懣”。張銑註：“樂，謂樂爲其事也。”是五臣所見有“樂”字。奎章閣本也有“樂”字。“五德初始”，五臣本“始”作“起”。張銑註：“言帝王以五行相承，乃初起是法。”是五臣所見本確爲“起”字。奎章閣本也作“起”字。“真神明之式也”，五臣本“真”作“聖”。奎章閣本也作“聖”字。“恭揖羣後”，五臣本“揖”作“輯”。“有於德不台，淵穆之讓”，五臣本“淵穆”前有“嗣”字。李周翰註：“自謙不能嗣于古先聖帝明王之列，此深美之讓也。”是五臣所見有“嗣”字。“是故誼士偉而不敦”，五臣本“偉”作“華”。張銑註：“湯以臣伐君，故古今義士以爲華薄之事不爲敦厚之道也。”是五臣所見確爲“華”字。“性類循理”，五臣本“循”作“脩”。“至令遷正”，五臣本“令”作“於”。“孔猷先命”，下有蔡邕註：“繇，道也。言孔子先定道誠至信也。”可以肯定蔡邕所見爲“繇”字，而不是“猷”字。五臣本“猷”作“繇”。劉良註：“繇，道。”是五臣所見也作“繇”字。“寤寐次於心”，五臣本“心”上有“聖”字。范本也有“聖”字。奎章閣本也作“聖心”。“憚勑天命也”，五臣本“天”下無“命”字。奎章閣本亦無此字。從上述幾例來看，五臣註本似乎更接近於蔡邕註本。過去我們對於五臣註多所否定，如果就《典引》異文來看，五臣自有其獨特的價值。 通過這樣的個案研究，我發現，校讀《文選》，至少可以選擇三條途徑：一是根據不同的版本，包括早期鈔本如敦煌吐魯番本、日古抄本、宋元刊本等加以勘對，還有時代較早的書法作品、碑刻文獻等，像唐代陸柬之書《文賦》、柳公權書《演連珠》等，也是比照的依據。（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影印出版。陸柬之爲虞世南外甥，應當生活在唐代貞觀年間，故行文避“淵”、“世”字，當與李善同時代。）二是借鑒他書選錄者，如《文選》選文，有一百多篇見於史傳，可據以比校；還有的是前人隻言片語的引證，也是校勘的資源。三是根據同書不同篇目所引及上下文意的推斷考訂。校讀正文文本，雖然於字句的去取定奪之間，差異較大，但是終究還是有很多便利條件，有所依據，有章可循。相比較而言，整理《文選》各家註釋，就遠非易事了。衆所周知，《文選》註釋影響最大的主要是李善註和五臣註，此外，還有李善所徵引的各家舊註以及《文選集注》所引各家註。在流傳過程中，李善註本與五臣註本雖各有傳承，但是與後來的六臣本相比勘，就會發現其中的關係錯綜複雜。而六臣註諸本，也不盡相同，有的是李善註在前，五臣註在後；有的則是五臣註在前，李善註在後。這樣，各家註釋，詳略各異，繁簡不同。因此，要想整理出一個眉目清晰的舊註彙釋定本，不是不可能，但是相當困難。 清代學者研究《文選》，主要集中在李善註與五臣註上。正文與註釋相互校訂，根據舊註體例定奪去取，内證與外證比勘尋繹，因聲求義，鈎沉索隱，在文字、訓詁、版本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令人讚嘆不已。當然，他們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問題。概括而言，主要集中在下列三個方面： 首先，清代以來的《選》學家，根據當時所見書籍對於李善註釋所引書加以校訂。問題是，李善所見書，與後來流傳者未必完全一致，譬如李善所引《說文》、《爾雅》就與今本多有不同。更何況，清代《選》學名家所見書也未必就是善本。如果只用通行本校訂李善註，其結論很難取信於人。下舉數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