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顾炎武亭林先生诞辰四百周年，缅怀先哲，高山仰止。谨以往日读先生书之一得联缀成篇，敬抒数十年景行行止之悃忱。
     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毕生追求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八字，为孔子在不同场合，就为学、为人的提问，对弟子所作答复。前四字重出于《论语》之《雍也》、《颜渊》二篇，后四字则见于同书《子路》篇。由汉唐以迄宋明，历代经师及理学中人，每多疏解，代有其说。大体而言，前者论为学，后者则是论为人。
     顾亭林先生接续前贤，在所著《日知录》中，分别以《博学于文》和《廉耻》为目，对孔子所言二语八字，引征群书，实事求是，做了具有深刻时代内涵的阐释。关于“博学于文”，先生认为，此一“文”字，断不可简单地等同于《诗》、《书》六艺之文，乃是《易经》所言“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文”，是《论语·子罕》中孔子所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之“文”。因此，孔子于此所言之文，并非诗文，而是关乎天下国家的人文。先生的结论是：“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日知录》卷7《博学于文》）关于“行己有耻”，《廉耻》条开宗明义，即谓古往今来，维系国家的礼义廉耻四大支柱，耻最为重要。先生认为：“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身历明清易代，目睹士大夫之寡廉鲜耻，先生痛言：“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日知录》卷13《廉耻》）
     在中国学术史上，顾亭林先生之所以超迈前贤，伟然自立，不惟在于先生准确而深刻地阐释了孔子所言二语八字，而且还在于他前无古人地将二者合为一体，提升至“圣人之道”而大声疾呼。康熙六年，先生在《与友人论学书》中写道：“愚所谓圣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亭林文集》卷3《与友人论学书》）以言耻为先，将为人与为学合为一体，不惟成为顾亭林先生的毕生追求，而且也为当时及尔后的中国学人，树立了可以风范千秋的楷模。
     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 
     当明末季，理学盛极而衰，中国古代学术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历史呼唤转移风气的学术大师，历史需要承先启后的一代哲人。顾亭林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学术巨人。先生一生，为回答这一艰难的历史抉择，留下了久远而深刻的思考。归纳起来，其思考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提出“理学经学也”的主张，把理学纳入了经学的范围。先生写道：“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较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亭林文集》卷3《与施愚山书》）这就是说，理学的本来面目，其实就是朴实的经学。要把经学治好，需要学人为之付出数十年的努力，终身以之，死而后已。断不可脱离儒家经典本身，舍本逐末，沉溺于理学家的语录之中。
     其次，倡导开展经学史研究，从学术源头上确立兴复经学的学理依据，进而梳理演进脉络，把握异同离合。先生说：“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如论字者必本于《说文》，未有据隶楷而论古文者也。”（《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四》）
     再次，示范了训诂治经的方法论。先生认为，唐宋以还，经学不振，病痛乃在率臆改经，而究其病根，则是不识古音。先生说：“三代《六经》之音，失其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又说：“至于近日，锓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书，率臆径改……，则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尤可叹者也。”有鉴于此，先生拨乱反正，提出了正本清源的治经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同上《答李子德书》）这就是说，研究儒家经典必须从考订文字入手，而经文的考订又必须从弄清古音起步，训诂乃治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方法。
     晚明以降，在宋明理学向乾嘉朴学演进的历史过程中，顾亭林先生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努力，尤其是训诂治经方法论的提出和示范，作出了无与伦比的历史贡献。康熙中叶以后，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恪守“故训明则古经明”之矩矱，因声及义，深入开拓，不惟使古音学研究由经学附庸而蔚为大观，而且还形成了主盟学坛的乾嘉学派，产生了全面总结、整理中国数千年学术的丰硕成果。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顾亭林先生一生，给我们留下了甚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最具永恒价值者，恐怕当属先生始终如一的高度社会责任意识。
     先生早年，之所以弃绝帖括之学，究心历代史籍和官私文献，开始结撰《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乃是目睹明末社会积弊，危机深重，因之而“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亭林文集》卷6《天下郡国利病书序》），试图去寻求救国救民的途径。入清之初，他先是投笔从戎，武装抗清，继之潜踪匿迹，联络四方，都是对清廷剃发易服民族高压政策的反抗。北游之后，以二马二骡装驮书卷，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精心结撰《音学五书》、《日知录》，或是为了“一道德而同风俗”（同上书卷2《音学五书序》），维护悠久的古代文明；或是旨在探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同上书卷9《与黄太冲书》）。用先生的话来讲，归根结底，就叫做“明道救世”。先生曾就此致书友人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自年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蒋山傭残稿》卷1《与人书》）先生晚年，客居山西，病魔缠身，依然关注民生疾苦，以救民于水火为己任。在《病起与蓟门当事书》中，先生表示：“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亭林文集》卷3）
     顾亭林先生这一始终如一的高度社会责任意识，在《日知录》中得到了学理上的升华。先生发人深省地提出“亡国”与“亡天下”两个观念，进而辨析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始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根据先生之所见，历代一家一姓王朝的更迭，叫做亡国。而世代相承的优秀文化传统遭到践踏，文明破坏，道德沦丧，以致人而不人，等同禽兽，那就叫亡天下。先生认为，这两个观念既有联系，又有深浅轻重之不同，相形之下，天下是根本。因此，先生的结论是：“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13《正始》）有清一代，迄于今日，顾亭林先生的主张不胫而走，经晚清学人归纳，就成了掷地有声的八个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顾亭林先生是明清更迭的社会大动荡造就的时代巨人，是中国学术史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宗师。先生人格高尚，学术不朽，我们应当世世代代纪念他。（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