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在《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段话可谓是对师道的最好阐述。中国历史上不乏恪守师道之人,比如刘师培、黄侃。 古文经学大师刘师培,被章太炎誉为“国学界的凤凰”。刘师培一家五世治《春秋》,但对《春秋长律》中的历法问题一直没有搞清楚,故迟迟未能定稿。1910年,刘师培向同为端方幕僚的武人徐绍桢请教六历之学,并请他校勘《春秋长律》:“闻先生历算精深,请校阅疑误,则小子无遗憾,先人当罗拜矣。”徐绍桢见刘师培一脸谦恭,居然飘飘然摆起谱来:“你诚心诚意请我校正,明天应当准备好衣冠,捧书来,我看看书稿,若我能修改,你再穿好衣冠,行完跪拜大礼之后,我秉笔校正。”第二天,刘师培果然具衣冠捧书前来,徐绍桢接过书稿,仔细阅读了两三个小时,然后对刘师培说:“错误甚多,不仅条签疑难也。当尽半月之力,为君改正。”刘师培听后立即跪地行礼,顶书谨呈。十天后,徐绍桢为《春秋长律》校正错误百余条,刘师培看后叹曰:“徐先生算学,真高深莫测矣。”刘师培国学功底比武人徐绍桢不知要强多少,但为了弄懂历法之学,他居然甘心拜其为师,一时在学林传为佳话。 一代名士黄侃狂放不羁、目无余子,但他却“能服善”、“能下人”,恪守师道尊严。黄侃比刘师培只小了一年零三个月,可谓是同辈学人,论学问两人不差上下。1916年,黄侃与刘师培见面,黄侃读了刘师培关于《左传》的著作后,当下拜服,称刘为“旷代奇才”。1919年春,刘师培病重,自感来日无多。一天,他和黄侃闲谈时说:“吾家四世传经,不意及身而斩”,深以膝下无子为憾。黄侃安慰他说:“你在北大授业,还担心你的学问没有传人吗?”刘师培叹息道:“北大诸生恐怕难以担当此任。”黄侃问:“那你觉得谁能继承你的学问呢?”刘师培道:“像你这样足矣!”黄侃听后,猛然站立,正色相告:“愿受教。”次日,黄侃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来到刘师培家磕头拜师,当众行扶服四拜大礼。黄侃甘心做刘师培的关门弟子,这让不少学人颇不以为然。黄侃说:“《三礼》为刘氏家学,今刘肺病将死,不这样做不能继承绝学。”刘师培去世后,黄侃亲撰《先师刘先生小祥奠文》,以“慰我悲情”。不仅如此,黄侃还将刘师培的墓志铭拓片装裱后挂于书室,“朝夕面对,如见师恩”。 师道二字值千金。无论是刘师培拜徐绍桢为师,还是黄侃拜刘师培为师,都充分体现了韩愈所说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值得后学谨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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