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后的诗词创作需要融入国学，新一代诗词作者应当涉猎群经子史，国学研究者也应当关注现当代诗词，共同促进中华文化的复兴。
     >> 当今诗词的复兴与国学复兴已是双轨并行，不同者是前者侧重于创作，后者专力于研究，不足之处是六十年来的当代诗词以及民国间的现代诗词尚未进入国学的视野。
     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国学运动开始兴起。学术界研究新儒家，与海外学者交流，民间自发地办起儿童读经班和书院。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南北各大学纷纷成立国学研究院、国学研究中心，创办刊物；各类国学、儒学专著频繁出版，各种国际规模的儒学研讨会接连召开，并多次举行祭孔大典；国家投资在海外创办孔子学院，普及汉语言与中华文化。国学运动先是发起于民间，知识界为数不多的学者参与，然后逐渐扩展，得到政府高层的支持，因而民间、学界与政府达成前所未有的共识，形成三者互相呼应、良性互动的关系。“没有任何一场运动像‘新国学运动’这样深沉、稳健、平缓而有力”，其目的“一是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二是建设民族精神家园，三是丰富并提升精神境界”，“重振国学，对于推动整个文化发展，复兴中华民族文化，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重振国学，理应成为国家的重大文化战略”。
     国学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及其研究的学问，包括儒家经学、史学、诸子学、集部文学以及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小学。古典诗词是国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诗经》为十三经之一，是孔子施行“六艺之教”的教科书，《楚辞》中的《离骚》也被后人尊称为“经”，《诗》《骚》共为历代诗歌取之不竭的源泉。诗词与群经子史、古文辞赋中蕴涵的人文精神交光互摄，古代诗人词家无不熟读儒经，博通子、史。在废除科举制度的清末和民国，涌现出几代国学大师，诸如沈曾植、康有为、王国维、章太炎、刘师培、柳诒徵、马一浮、黄侃、钱基博、陈寅恪、钱穆乃至年辈较晚的钱仲联、饶宗颐，不仅在国学研究上有卓越的建树，而且擅作文言文与旧体诗（钱基博、钱穆很少写诗，但对诗词有深切的了解），多为诗词大家名手。儒家经学在国学中最为重要，为史学、子学、文学之源，但治国学者必先通小学与文学。晚清史学名家张尔田致钱仲联书云：“弟少年治考据，亦尝持一种议论，以为一命文人，便不足观。今老矣，始知文学之可贵，在各种学术中，实当为第一。”当代饶宗颐先生认为“一切之学必以文学植基，否则难以致弘深而通要渺”；南怀瑾也说“文化的基础在文学，文学的基础在诗词”。由于诗词重点在于抒写人之情性，读诗能陶冶情操、变化气质；诗词的语言在格律规范下千锤百炼，为汉字凝结的精华，融真善美为一体，因此受到国学家的高度重视。许多老辈学者以专治诗学、词学成名，如刘永济、陈匪石、汪东、汪辟疆、王易、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程千帆等等，同时也是诗词创作高手，是国学家队伍中的重要成员。了解诗词在国学中的位置，了解诗词与经史诸子之学的密切关系，对于推动当今诗词的创作和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晚清、民国以来的国学家承续古代的道统（人文精神）和学统（人文知识），在诗词创作方面非但如陈衍所说“合诗人之诗学人之诗二而一之”，词也同样是“词人之词与学人之词二而一之”，内涵宏博深沉，风格高华典雅，在近百年名家诗词中，这一类作品分量最重，也最耐人吟味。其他如新文学家、书画艺术家之诗，政治家、军事家之诗，乍读新鲜、有激情，多读则乏味，这是笔者二十余年间读诗的总体印象。改革开放后诗词复兴早于国学复兴十余年，但创作质量与民国诗词差距很大，关键在于缺乏国学方面的充足营养和底气。中青年成就较高者，也往往只读一些古典诗词和诗话词话之类，从诗内求诗，很少有人去读经史元典；多数人仅凭一点才情和灵气写作，纵使呕心沥血，也不能上臻博大深闳的境界。这是几十年批判传统、冷藏国学，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学科分割的后遗症，也是经济建设时期急功近利、人不悦学的结果。再观近年的国学研究，集中于传统经学、理学和现代新儒学，海内外国学专家很少有人治诗学、词学并写作诗词，其学术论著往往“以西释中”，带有深厚的欧美思想文化色彩，缺乏像王国维、陈寅恪、饶宗颐那样古今中西融贯、诗作也卓有成就的大师通儒。因此笔者以为，今后的诗词创作需要融入国学，新一代诗词作者应当涉猎群经子史，国学研究者也应当关注现当代诗词，共同促进中华文化的复兴。“五四”以后白话文大行其道，全面占领学苑文坛，随着老一辈国学家的乔木凋零，今日能写出纯正文言的学者，已如凤毛麟角。唯独古老高雅的诗词，既出于知识精英之手，又为民间广大的作者读者群体所喜爱，可以说是现当代唯一活着且流传广泛的传统文学，这是欧化新诗和时下流行的俗文化、快餐文化所无法取代的。关注和研究现当代诗词，恢复和推行中断几十年的诗教，应该是弘扬国学、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的一条甚佳途径，是一种德育、智育和美育兼备，合乎理想的教育方式。
     总之，当今诗词的复兴与国学复兴已是双轨并行，不同者是前者侧重于创作，后者专力于研究，不足之处是六十年来的当代诗词以及民国间的现代诗词尚未进入国学的视野。现当代诗词研究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新国学”，如同海内外蓬勃兴起的新儒学、新新儒学（海外新儒家成中英语），是传统国学在新世纪的延续与支流。诗友徐君晋如说诗词理应正名为“国诗”（有似国画、国乐），以确立本民族诗歌的地位，我表示支持。国学中的“国诗”创作和研究，有着广阔发展的前景和光明灿烂的未来，“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有待于诗人、学者的开拓与创造。我热切期望新世纪能出现真正的国诗大家和新国学大师，使中华诗词如浴火重生的凤凰，展翅高翔于世界！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