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北京嘉德2013秋季拍卖会上，传出惊人消息：鲁迅1934年6月8日致陶亢德的一封信，不过200多字，以655.5万元的天价成交，平均一个字值3万元人民币！同样在北京嘉德拍卖会上，2013年5月，鲁迅两页《古小说钩沉》手稿以690万元成交，为起拍价的11.5倍。2014年1月，茅盾手稿《谈最近的短篇小说》经过44 轮激烈竞价，最终以1207.5万元的天价创下中国文人手稿拍卖新纪录。 
     名人书信（包括著作手稿），成为中国收藏市场的新宠。这是由两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 
     一方面是随着电脑、手机的普及，电子邮件、手机短信以及微信取代了纸和笔，纸质书信几乎绝迹，名人书信成为“时不再来”的稀缺资源。物以稀为贵，名人书信当然也就价值倍增。 
     另一方面则是许多“先富起来”的人们，把购买、收藏名人书信作为新的投资渠道，人称“软黄金”。由于名人书信增值速度远比真金白银快，鲁迅书信从十年前的数十万元急升至如今的数百万元，所以名人书信也就成了拍卖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值得顺便提及的是，台湾前“行政院副秘书长”萧家淇在申报个人财产时，特别注明拥有包括林书豪、林志玲、姚明、周杰伦、蔡依林等名人签名物件。在他看来，这些名人签名物件，也是很有价值的财产，所以需要申报。 
     我还要顺便提及一件小事：我在北京大学上学时，图书馆出售摘录文献的卡片，一分钱可以买几张。我买了几十张。最近整理手稿、书信时，发现这一摞泛黄的卡片。细细一看，竟然是一张张印着孙中山头像邮票的民国时期明信片。在明信片的反面，被印上一条条红色横线，供摘录文献时写字之用。在卡片之末，还印有“孑民图书馆”字样。孑民，是北京大学老校长蔡元培的字。1916年至192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1940年3月5日蔡元培病逝。为了纪念蔡元培，北京大学建立孑民图书馆。孑民图书馆利用已经成为“废纸”的民国明信片印制登录图书的卡片。在1958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把多余的这些卡片作为摘录文献的卡片“贱卖”给学生。最近我上网查了一下，这种民国明信片如今每张价格为3600元人民币！这清楚表明，时间使邮品不断增值，同样也使名人书信不断增值。泛黄，是时间沉积之色，也是黄金之色。 
     我从未从拍卖行购买过一封名人书信，家中却拥有那么多名人书信。我是在无意之中，收藏了许多名人书信。这些名人书信写着“叶永烈同志收”“叶永烈先生收”。我的那么多名人书信，可以说由两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 
     一方面大抵由于我长期从事纪实文学创作，采访的层次高，“人脉”甚广，所以与许多名人有了交往，有了书信往返。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正是纸质书信盛行的“黄金时代”，所以收到的纸质书信甚多。 
     另一方面则是得益于从小养成的收藏习惯。我的父亲是一个细心人，他收藏了我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的所有成绩单，在我成人之后“移交”给我。在我1957年考上北京大学之后，我收到父亲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我至今保存着这封信，因为这封信教我如何写信。他在信封上写着： 
     北京市 
     北京大学第三十斋第三一二室 
     戈悟觉同学转 
     叶永烈同学亲启 
     浙江省温州市铁井栏第八号叶志超寄 
     1957.9.20 发 
     父亲写的信封，把收信人、寄信人的地址都写得清清楚楚，连发信的日期也写上。当时，我刚到北京大学，住址未定，所以信是寄到我的同乡戈悟觉那里转的。父亲在信中提醒我： 
     你今后写信封，必须将受信人及寄信人的地址、姓名详详细细写出，切勿如这次信封仅有“北京大学十一斋叶寄”，今后必须写“北京市北京大学×× 斋×× 室叶永烈”，这样写邮局拣信时万一寄不到，也可退回寄信人也，希留意。 
     从那以后，我写信封，都注意把“受信人及寄信人的地址、姓名详详细细写出”。写信时，在信末也养成署年、月、日的习惯——后来，我才明白写明年份非常重要，不然过了好多年之后，就弄不明白那封信是哪年写的，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考证”。 
     受父亲感染，养成细心的习惯，我几乎保存了所有著作的手稿（写作时夹一张单面复写纸，保留一份底稿），而且一本又一本装订起来，可以从地板堆到天花板。我是家用电脑的第一批用户，1992年买了286电脑，从1993年起改用电脑写作，不然我的著作手稿还会更多。我也保存了大量的书信——我的书信颇多，最多的一天收到30多封来信。虽然我是碎纸机的第一批用户，把许多没有保留价值的信件扔进碎纸机，但是我保存了数以千计的有保存价值的书信。值得提及的是，我在写信时，也往往夹一张单面复写纸，所以保存了我自己的大量书信，可以与来信对应起来，“有来有往”。据我1985年8月29日日记记载，那天晚上就一口气写了15封回信！ 
     在作家之中，重视收藏名人书信的要数梁实秋。梁实秋夫人韩菁清从台北来上海，曾经带了一部分梁实秋保存多年的名人书信给我看，其中有冰心留学美国时的手迹。我知道，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围困北平时，梁实秋是在极其匆忙之中从北平逃往天津，再从天津经上海到广州，最后到达台北的。在这样战火纷飞的时刻，梁实秋居然没有忘记带走他所收藏的名人书信。韩菁清告诉我，梁实秋是信件颇多的人，但是他只保留少数有价值的书信，所以这些书信伴随着他辗转来到台湾。梁实秋这么看重名人书信，倒不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到拍卖行卖高价，而是看重这些名人书信所承载的深情厚谊和文化价值…… 
     步入晚年，我和妻必须考虑家中大量书信、手稿、采访录音带的未来去处。在征得两个儿子、两个儿媳的同意之后，我们决定无偿捐赠给上海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获知我的捐赠意愿，高度重视。2014年4月1日下午，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周德明、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讲座部主任陈林康前来洽谈“叶永烈专藏”事宜（初名“叶永烈创作档案”，按照上海图书馆的术语改为“叶永烈专藏”），初步谈定了捐赠一事。 
     周德明副馆长说，来之前查了一下图书目录，上海图书馆有你的各种版本的著作300多部。另外，你的《“四人帮”兴亡》一直是上海图书馆最近几年出借率最高的图书，排在第一名。 
     周德明说，以个人名字命名的专藏，表明这一专藏内容极其丰富与重要。迄今上海图书馆以个人名字命名的专藏，只有两个，你将是第三个。 
     前两个专藏是盛宣怀专藏与罗闻达专藏： 
     盛宣怀是清朝工部左侍郎，是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上海江南造船厂等的创办人。盛宣怀重视收藏图书及档案，他的专藏内容极其丰富。 
     二是瑞典藏书家罗闻达（Björn Löwendahl）先生的“罗氏藏书”。该藏书收录了1477至1877年间1551 种西文汉学著作及手稿，语种涉及拉丁文、法文、英文、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俄文、瑞典文等十多种；形式包括游记、日记、书信、专著、官书、译作等。 
     周德明说，你的创作档案内容极其丰富，极有文化与历史的内涵，所以用你的名字命名，作为第三个个人专藏。你作为纪实文学作家，所采写的又是中国当代重大政治题材，所以你的书信、采访录音带、采访笔记等等诸多档案非常重要，这是别的上海作家所不具备的。上海图书馆将在恒温恒湿条件下加以保存，并成立专门小组负责，编写叶永烈专藏目录，相关文稿要扫描，录音带要数码化，以求长期保存。 
     2014年4月28日，上海图书馆举行隆重的“叶永烈专藏”捐赠仪式，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上海作家协会秘书长马文运分别在仪式上作了热情的讲话，媒体广泛报道了相关新闻。从那以后，我分批向上海图书馆捐赠。截至2014年11月，已经捐赠32箱，数量超过一卡车。接着，我还会以每次10箱继续分批向上海图书馆捐赠。 
     对于我来说，捐赠著作手稿不费事，因为前已述及，我的手稿大都已经装订成册，往捐赠箱子里一放就行了，然而整理书信却是一桩很费时间的事。我不得不花费很多时间，把家中保存的几千封书信来个“兜底翻”。我逐封阅读那些书信，再次把一批没有保存价值的书信扔进碎纸机，而从值得保存的书信中，选出一批精品。我除了从家中一个个档案铁柜中翻找之外，还搜索了一个又一个抽屉——有一回，从一个平时不用的书柜下的抽斗里，一下子找出“蒋介石女婿”陆久之先生写给我的三封亲笔信！ 
     “乱而后治”。经过乱糟糟的“兜底翻”，我找出一批名人书信精品，各具特色。 
     我收藏的最早的信件，信封上写着“叶永烈小朋友收”。那是1951年，11岁的我第次向报社投稿，收到编辑的回信，说是采用我的小诗，将在下一期的副刊上发表。我一直珍藏着这封“历史性”的信，尽管信末只是盖着编辑部蓝色的长方形图章，没有留下编辑的名字。在30多年之后，我正是凭借这封信的笔迹，找到了责任编辑——我的启蒙恩师、散文作家杨奔先生。 
     早年，我跟科学界的交往相当密切。真是不查不知道，光是写信给我的院士，就有20 多位，而且这些都是著名院士，诸如中国最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苏步青，遗传学权威谈家桢，“断手再植之父”陈中伟，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张存浩等，还有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院士、考古学权威夏鼐院士等。 
     华罗庚院士写给我的信夹着文言，但是字东歪西倒，他自谦是“蟹爬字”，然而苏步青的字则工工整整，横平竖直，方方正正。夏鼐院士的信用毛笔竖行写在花笺上，千家驹院士给我的信则成了“无字天书”——他为了快捷，写好信用传真机给我发来，如今褪色成了一张白纸。所幸当时我留了复印件，字迹如新。张存浩院士在1979年11月22日、1981年7月27日写给我的信中，回忆了他的姑父傅鹰院士怎样花费多年心血培养他，字字句句洋溢着对傅鹰院士的深沉真挚的敬爱之情。 
     文学界的书信更多，我保存着冰心、徐迟、柯岩、秦牧、柯灵、秦瘦鸥、陈伯吹、流沙河、戴厚英等的书信，他们都是文坛名家。 
     我收藏的“图文并茂”的信，要算是秦瘦鸥先生1983年的信。我曾拜读过他的长篇小说《秋海棠》。他的长达三页的回信中，不仅详细回答了我关于1925年上海《福尔摩斯》报的相关问题，而且还欢迎我去他家访问。他说他的家不大好找，特地自绘了一幅地图，四纵四横八条马路都写上路名，然后用箭头指明他家的位置，其详细不亚于今日Google地图。他在图旁写了一句话：“我年老力衰，很难走访，您是小伙子，倘便道经过这里时，欢迎下顾！” 
     在秦瘦鸥先生的眼中，我是“小伙子”，而“世纪老人”冰心写给我的信则称我为“永烈小友”。我在梁实秋留学美国时留言册页上看到她的题字，称梁实秋为“ 鸡冠花”。我不解，向她请教。她的回信很幽默。她说，她正要给梁实秋题字，说他像一朵花，旁边的几位朋友哄笑起来：“实秋是一朵花，那我们是什么？”于是她便写下梁实秋是“鸡冠花”，因为鸡冠花是“花中最不显眼的”。我原本以为，在作家之中，写信时夹一张单面复写纸留底的大约只有我一人，谁知在拜访冰心老人时得知她也如此。她说她“总是用圆珠笔，夹一张复写纸，留一份复写稿”，以便编文集时收入。 
     我收藏的书法最漂亮的信，要算两位诗人（流沙河和汪国真）所写。流沙河用端端正正的小楷写信，而汪国真的草书信笺可以说体现了中国传统书信之美。出人意料的是，乒乓“三连冠”庄则栋给我的信，也是一手好毛笔字，而且用语富有古文韵味。 
     论书信的文辞之美，当推柯灵。我读柯灵散文，宾服其词汇丰富。他写给我的信，随手拈来，便见用词精美，足见文学功力之深：“手书并《今晚报》奉到，谬承笔底春风，并拟推爱及于海外，感刻之余不胜惶惭。”“嘱写《劫难》序文已完稿，邮寄恐付洪乔之误，何时命驾一谈如何？”“我尘务粟六，俯仰随人，想认真写点东西，总是不能如愿，为之奈何？” 
     我收藏的最认真的信，要算是鲁迅之子周海婴的信。他为了要更正我在香港《镜报》发表的文章中的一句话，写了两封信给我，甚至还向丁玲的丈夫陈明先生的妹妹求证，以表明他的意见是绝对可靠的。钱学森之子钱永刚也非常认真，在校对我的《钱学森》一书时，极其仔细，修改之处不是随手画一道线，而是用尺画出笔直的线。他俩可谓得乃父之“真传”。中共党史专家、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的龚育之先生，在1980年、1981年给我的两封信，也极其认真，其中一封信长达2000字，为的是以当事人的身份，纠正我的一篇报告文学中两处错误。他的这两封信，足以列为中共党史文献。 
     我收藏的最“花哨”的信，是梁实秋夫人韩菁清写来的。她喜欢在花花绿绿的卡片上写信给我，而在信封上贴了五颜六色的卡通粘纸。当然，她也有“郑重其事”的时候，那信是写在印有她与梁实秋合影的专用信纸上，读来如同一篇优美的散文。她是台湾歌星，却颇有古文根底，而且自幼练过书法，信的文笔流畅。征得她的同意，我把她写给我的一封信，作为《梁实秋与韩菁清》一书的序言。 
     在整理书信过程中，我注意到一封来自北京大华无线电仪器厂的信，写于1979年2月15日。这封长达千字的信是一位业余文学爱好者写来的，由于信中讲述自己在业余创作的遭遇颇为感人，我当时不仅回信鼓励，而且把这封信保存下来。此人便是郑渊洁。他后来经过努力，成为蜚声文坛的“童话大王”。我想，今日郑渊洁倘若见到此信，一定会向我索要复印件，而且会收入文集。 
     还有一封1979年4月9日的信，来自北京电影制片厂尚未出道的年轻人，跟我商谈改编《小灵通漫游未来》为电影剧本之事。信共三页，我也保存了此信。此人便是梁晓声，后来成为名作家。 
     艺术名家给我的信也不少。老音乐家贺绿汀、“三毛之父”张乐平、漫画家方成、电影演员程之、电影导演张建亚、“二胡女王”闵惠芬等都与我有许多交往，因而也都留下了书信。尤其是张乐平，他画《三毛学科学》时，找我给他出点子，所以来往较多。1988年中秋节，我去看望张乐平时，刚从医院出来的他欣然用毛笔画了一幅三毛像送我。这幅画一直挂在我的书房中。 
     钢琴家傅聪从英国写给我的信，钢笔字很潇洒。作曲家、小提琴家马思聪从美国给我写信，钢笔字则显得端庄。 
     由于我后来的创作转向中国当代重大政治题材长篇纪实文学，采访众多政坛名人，也就收到诸多他们的书信。其中即有毛泽东的长媳刘松林、毛泽东侄子贺麓成、陈云夫人于若木、方毅夫人殷森、艾思奇夫人王丹一等。我多次到北京刘松林家采访，而她也曾三次来到上海我家看望。我也曾多次采访艾思奇夫人王丹一，她写给我的信有十几封。其中有一封信，信纸很薄，皱巴巴的，差一点被我当作废纸扔掉，细细一看，竟是艾思奇夫人王丹一1978年9月2日的信，谈了关于艾思奇这名字的三种说法，极为珍贵，赶紧放进了文件夹。我也曾三次飞往成都，拜访曾经亲手拘捕江青、毛远新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他给我的信热情而客气。为毛泽东侍读的芦荻的信，充满书卷气。 
     毛泽东、公安部部长王芳的字如行云流水。大约是受首长的影响，毛泽东机要秘书高智、王芳秘书夏仲烈给我的信都是竖行毛笔字，相当有功底。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起年轻时爱写诗，曾随手拿起一张纸当场默写出一首七言诗： 
     莫问有穷或无涯
     莫用欢乐或咨嗟
     尽向前途流浪去
     莫要回首望乡家
     写这首诗时他22 岁（1926 年），在广州。听说著名诗人郁达夫南下广州，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作为“文学青年”的陈伯达便持这首诗前去请教。郁达夫看罢，提起笔来，每句圈去一字，由七言变成六言，诗显得凝练多了。据陈伯达回忆，那诗变成： 
     莫问有穷无涯
     莫用欢乐咨嗟
     尽向前途流浪
     莫要回首乡家
     郁达之不愧为文学大家，改诗改得妙不可言，使陈伯达心悦诚服。然而令人惊奇不已的是，事隔60 多年，陈伯达不仅能够默出这首从未发表的当年的小诗，而且记得郁达夫圈去的是哪几个字。我保存了陈伯达的这一手迹。当然，更珍贵的是，陈伯达在1989年9月13日题字赠我。他用《论语·微子》中的《楚狂接舆歌》相赠：“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一个星期之后——9月20日中午——他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他题赠我的字，成为这位“中共中央大秀才”一生的绝笔。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给我的信，多达45封。他的瘦而细长的字，一眼就能辨认。他曾题写两幅字赠我，并给了我大量的文稿。戚本禹给我的信，则署后来改的名字。 
     陈伯达次子陈晓农、马思聪次女马瑞雪、傅雷次子傅敏这“三次”以及罗章龙孙女罗星元，都是写信很勤快的人，所以给我的信都达几十封之多。我走访傅雷在上海江苏路的旧居时，那里如今住着别人，家中陈设全然不同，1983年傅敏根据自己的记忆，画出当年家中的陈设图，包括傅雷翻查大字典的高脚桌子、傅聪三角钢琴、唱片柜等等的位置都一一标明。当我完成《傅雷画传》一书，傅敏逐字逐句校对，写下1万多字的意见，每条修改意见都标明第几页第几行。难怪傅聪推荐《傅雷画传》一书说，这本书内容准确。 
     高士其从1962年给我第一封信，至1988年去世，我保存的他与我的往返书信有103封之多。他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时不慎在实验室被甲型脑炎病毒感染，导致全身瘫痪，早期的信是由他口授、秘书代笔，晚年由于练气功以及服用美国进口的特效药，居然能够执笔写字，给我写了近十封亲笔信——虽然字歪歪扭扭，但是这信出自一位瘫痪半个世纪的老人之手，非常珍贵。不过，我早期写给他的信，没有复写留底。如果那些信都在的话，我们之间的来往信件当在130封以上。 
     其中，还有一封1978年6月23日高士其发给我的电报：“请购带钢丝床两个陈云要二三节各一款请垫高士其”那是高士其得知我要出差北京，给我发来代购两张钢丝床的电报。那时候，北京市场上竟然买不到折叠式钢丝床，先是高士其托我带一张折叠式钢丝床（住院时夜里在病床旁打开折叠式钢丝床，便于妻子金爱娣在夜间照料他，到了白天则收起来），而这一回请高士其托我从上海带这两张钢丝床的，竟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 
     英籍女作家韩素音通常是用打字机给我写英文信，偶尔写来中文信，那字像小学生写的那般幼稚。我给原圣约翰大学首任校长涂羽卿的夫人涂牟莉（她是加入中国籍的美国人）写信，也是用英文打字机打的，她的回信就用英文写在我的信纸上，而且还随手更正了我信中的语法错误。 
     我还保存着美国当代最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海因莱因的多封英文信件。他在1983年从美国来到上海，是由我接待和陪同的。英国当代最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克拉克，则是从他的居住地斯里兰卡给我写信。海因莱因、克拉克和阿西莫夫，被誉为“20 世纪世界科幻小说三巨头”。 
     在台湾，我采访了国民党前“行政院长”郝柏村将军、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百万红衫军总指挥施明德等政要。我手头保存了台湾著名作家张系国、资深记者陆铿的信件。另外，还有两位特殊的“遗孀”的信件：一是《蒋经国传》作者江南被暗杀的案件曾经震撼台湾，他的遗孀崔蓉芝从美国旧金山给我来信；二是神秘的“黑蝙蝠”中队的“作战长”、上校周以栗，于1963年6月18日在江西省临川市大窝坑上空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击落，机上14人全部殒命。周以栗的未亡人萧家珍于1993年4月从美国洛杉矶给我来函，请我协助查明“当时实情和我先生的生死情况……完成我多年的愿望”，我因此写出报告文学《“黑蝙蝠”悲歌》。 
     我最为看重的一封信，是陈望道先生写的。那是1962年，我还是北京大学五年级学生，给陈望道先生写信，请教他1934年创办《太白》半月刊时的几个问题。他亲笔作复，回答了我的问题。作为老前辈，他的深情厚谊，使我感动万分。后来这封信被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望道文集》第一卷。 
     由于采访、通信，很多名人的通讯录上有我的地址，所以当他们去世时，治丧委员会往往会给我寄来讣告、生平，我把讣告作为他们最后的告别信保存。比如，我保存了罗章龙、巴金、张乐平、程之、秦瘦鸥、王西彦、陆星儿、顾均正等的讣告。我甚至保存了有的名人夫妇先后去世时的讣告，比如北京大学校长陆平和他的夫人石坚的讣告，高士其和他的夫人金爱娣的讣告。讣告往往对逝世的名人的一生有概括的介绍，尤其会对去世的日期以及终年年龄有准确的记载，具有史料价值。讣告通常是白纸黑框，但是作家陆星儿的讣告别具一格，是一本只有六页的小册子。封面印着她笑容可掬、坐在台阶上的彩色照片，仿佛她依然与你同在人间。在“陆星儿”三个字下，印着“鲜花为你送行”几个字，封底印着她的长篇小说手迹。她的讣告用两页印生平，两页印她最后的访谈，两页印作品目录。讣告，其实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名人书信。此外，我除了保存与著名儿童文学家、《神笔马良》作者洪迅涛的往返信件，还保存了洪迅涛逝世十周年纪念会的请柬。 
     我在整理信件时，感到遗憾的是，很多作家、画家的信末只署月、日，我不得不依照信封上的邮戳或者信的内容“考证”年份。上海的“掌故作家”郑逸梅老先生写给我的信，甚至连月、日都不署。然而有着“七国院士”之誉的著名考古学家夏鼐给我写过八封信，每一封信都在信纸右上角端端正正写明“19××年×月×日”，这无疑是他多年考古工作中养成的严谨细致的工作习惯。高士其母亲何詠阁在96岁高龄时亲自用毛笔给我写信，依照老人的习惯在信末署“戊午年仲秋节”，亦即1978年9月17日。顺便提一句，1982年盛暑我在福州拜访百岁的她，她在宣纸上用毛笔为我题词：“雪侮霜欺香益烈。”这是结合我的名字的含义所写的，足见她才思之敏捷，何况我当时正遭到某些“左兄”的“批判”。中共党史专家龚育之出身理工科，他给我的信，月份写罗马数字，如7月写作“Ⅶ月”——不过他给我的两封亲笔信，都只有月、日，没有年份。“民国大律师”吴凯声先生写给我的信，往往注明“午”“灯下”，其写信时间更为细致、准确。 
     岁月长久，字迹最清楚的是毛笔字，蓝黑墨水次之，而早期的圆珠笔笔迹往往洇开，不清楚了。后来圆珠笔的质量改进了，字迹还算清楚。倒是我当年用黑色单面复写纸复写的底稿，字迹不退不洇。 
     这些名人用富有个性的字体写下来的书信，面字如人，温存温馨，泛黄而不褪色。一边整理书信，一边不时浮现写信人的形象，记起与他们的交往，记起这些书信背后的故事。我忽然产生一个念头，应当把这些名人书信背后的故事写出来，把这些名人留给我的印象写出来。因为不知道书信背后的故事，也就无法了解这些名人书信的来龙去脉，无法理解这些名人书信的内容以及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何况这些故事本身都很精彩。于是，我摩挲故纸，忆海拾贝，决定动手用散文的笔调写这本《历史的绝笔——名人书信背后的历史侧影》，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篇人物特写，一篇从记忆中“捡”来的散文。 
     大历史，小故事，讲历史，谈文化，这本书以我透过一封封名人书信所讲述的小故事，折射了时代。 
     这本书中诸多书信的作者已经离世，而纸质书信也日薄西山，退出历史舞台，所以书中的这些泛黄的书信，已成历史的绝笔。 
     名人书信是天际的一抹晚霞，虽然璀璨，转瞬即逝。早在1998年10月24日，我便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作家书信的“消亡”》一文。接着，2002年7月17日，我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作家手稿的“消亡”》。这两篇文章，都与《历史的绝笔——名人书信背后的历史侧影》一书有关，作为附录收在本序之后。 
     叶永烈 
     2015年3月3日于上海“沉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