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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作家评论》三十年学术研讨会”纪要
主持人：栾梅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作家、编辑和读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在以往我们的研究中，常常只注意作家和读者之间的关系，而往往忽略了编辑和文学理论刊物的作用。在一个信息量巨大、作家作品众多的社会环境里，事实上，编辑和他所从事的文艺理论期刊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和关键的角色。正如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那样，编辑就是我们文学整个创作与生产过程中的“伯乐”，在如今，它的作用比之以往任何时期都要重要。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的倡导下，“文学理论期刊与中国当代文学——‘《当代作家评论》三十年学术研讨会’”今天终于在美丽的常熟沙家浜举行了，真是非常高兴。在今天整个上午，我们将认真听取各位代表的高见。 范小青（江苏省作协主席）：《当代作家评论》三十年，复旦大学举办了这样一个活动，我作为作家身份来听课。首先祝贺林建法，每次坐在会场上，都看不到林建法，他要不就是拍照，到处跑。他这个主编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二十多年。昨天晚上我在想，一个人写作三十年已经是很不容易的，写作毕竟是一个人的事，但一个刊物，尤其是文学性刊物发展很艰难，文学理论批评刊物更艰难，大多刊物缺少经费，很多人都像是在做义工。大约在一两个月前，我们省作协开了一个文学评论期刊主编会议，林建法也来了。这是一个纯文学评论期刊的会议，文学评论刊物大概全国仅剩了不多几家，十家不足。我觉得我们要互相抱团取暖。宣传部的领导也来了，对我们是一种鼓励和支持。我觉得建法几乎是一个人坚持了三十年，我对他非常地崇敬，我们应该向他好好学习，应该用更多的掌声来鼓励他。也感谢陈思和老师，感谢复旦大学召开这个会，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我很高兴今天来参加这个研讨会。昨天晚上王安忆给我打了个电话，她特意和我说，要向林建法表示祝贺。王安忆是我们复旦大学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的主任，所以她嘱咐我一定要把祝贺的话带到。《当代作家评论》创刊三十年，我很早就与这个刊物发生联系了。记得当时主编是老评论家思基，具体主持的是陈言，与我联系比较多的是顾卓宇、许振强。那时林建法在福建编《当代文艺探索》，也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刊物，可惜后来刊登了一篇刘宾雁的文章，刊物被停了。林建法调到沈阳参加《当代作家评论》的编辑工作。后来老顾到上海来编《上海文论》，许振强出国，陈言退休，建法就担当了主编责任，他一辈子最主要的精力和才华几乎全部耗在了这个刊物上。 总体上说，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刊物兴盛于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五年。衰于一九九〇年代。那个时候，很多省份都有自己的文学刊物和文艺理论刊物。但过了几年以后，文学刊物还坚持着，文艺理论刊物却越来越少，一九九〇年代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只有少数几家坚持下来了，有《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等等。在一九八〇年代，我们写稿都忙不过来，许多刊物在那里等稿催稿。后来慢慢也就两三家在坚持，而且这两三家在一九九〇年代也岌岌可危，处在很艰难的境况中。在这种情况下，林建法主编的《当代作家评论》，不仅坚持下来了，而且越办越好。经济大潮冲击下，很多刊物都随波逐流，有的改刊了，有的变成娱乐性的了，也有的报刊病笃乱投医，为了招徕读者，就开始用乱骂作家、挑动争吵的拙劣方法来吸引人观看，最后把批评弄得像个小丑一样，跳来跳去惹是生非。但是《当代作家评论》自始至终坚持独立、正派、严肃、学术的风格，而且一直坚持最上流的、最前沿的学术思想。当许多杂志存在着往下走的倾向，《当代作家评论》越办越走向高端。我心里觉得，《当代作家评论》是可以和《文学评论》相提并论的。《文学评论》有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等，它是分学科的。而《当代作家评论》主要关注的是当下，与当下时代一起进步，一起发展。我们有了《当代作家评论》等这样一些刊物的坚持和上进，我们这个时代里，文学就不会衰退。我一直不赞成批评界的主流说法，认为一九九〇年代以后，中国的文学是衰退的，没有活力，走向边缘了。我想，将来历史会证明这样的评价是不对的。我们现在很多人是美化了八十年代，因为我们是从八十年代过来的，我们的青春在八十年代。人总是怀念青春，认为青春是最美好的。我也是从八十年代开始写作，我一直在回忆，八十年代究竟是否比现在好？我想可能不是这样的。那年代稍微写一点出格的文章，就可能连杂志都一起停掉了，《当代文艺探索》、《当代文艺思潮》等都是这样被停掉的。那时作者稍微有独立思想，可能就成为一个事件了。但那时，时代毕竟比“文革”时期要进步了，作家、评论家一直在打擦边球，其实是在很危险的道路上玩猫与老鼠的游戏。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情况，无论是言论的自由度也好，对问题看法的深度也好，从文学自身发展来看，我认为一九八〇年代只是一个过渡，不值得我们去美化。这是我的直感。我们都是在一九八〇年代末受到了一次非常沉重的打击，原来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建立起来的文学队伍、理论队伍，可能那个时候都垮掉了，主要是人们的信念垮掉了。如果当时没有像林建法主编的《当代作家评论》，像当时张未民主编的《文艺争鸣》这样一些好的刊物在苦苦支撑的话，可能我们现在的文学状况不可设想。正是有了他们主持的这样一些文学理论平台，才使得文学、文学理论、文学理论队伍的精血一直保存着。我和这些杂志的关系都是在一九九〇年代以后越来越密切，因为一九八〇年代从事文艺批评的人非常多，而且我们的上一代实力都非常强，像李泽厚、刘再复、阎纲这样一批人。但到了一九九〇年代这样一批主流批评受到压制，或者说被瓦解。主流批评话语的中心开始分散，向边缘化涌现。大家都说边缘化不好，其实边缘化没有什么不好，生命力的蓬勃生长总归在边缘，不在中心。所以文学批评话语中心消失，慢慢散到了边缘，有个性的批评，有个性的批评话语就出来了。《当代作家评论》在林建法主持下，正好碰到这个时期。这个时期是最困难的时期，也是最有希望的时期。如果我们内心动摇了，内心稍一动摇，就可能把这个杂志搞垮，把杂志搞得不堪入目。正因为林建法有崇高的理想，他也找了一批有崇高理想的批评家、学者，所以这样一些人聚在一起以后，可以说我们这些人是在用自己的手撑起这片天，大家一起把文学事业扛下去。所以一九九〇年代我和我的朋友们在一起工作，一点也不觉得寂寞。因为我们的文学创作越来越深刻，批评家的理论也越来越成熟。今天一线的重要作家，都是在一九九〇年代艰苦环境中撑下来的。一九九〇年代，一批作家下海了，一批作家出国了，一批作家不去写作而去玩古董做官了，现在回过头来，是这些不搞文学创作的人才感到寂寞了，就嘟嘟囔囔地抱怨九十年代以后文学低潮了，才会沉缅于一九八〇年代，他们除了八十年代就没有什么了。但是有一批作家却不是这样，像张炜、王安忆、莫言、贾平凹，等等，什么都不做，就坚持写作，坚持到今天，成了当代的文坛大家。这二十年，我的眼睛什么都看得明白，看着中国当代文学是怎么发展的。而这个时代见证，林建法主编的《当代作家评论》就是其中之一。 现在回过头来看，林建法主编的这个刊物，就是在那个最困难的时候，经济的压力也最大，各方面压力也最大，在这种状况下，他把杂志坚持下来越搞越好。展现出当代知识分子的朗朗风骨。在这一点上，我从内心对林建法敬佩。不仅仅因为林建法是我们的朋友，除了朋友以外，我是对在三十年文学的发展中，一向不被人重视的文学理论刊物表示一种敬意。刚才杨利景也说到了，我赞同他的看法。辽宁，甚至东北，都不是一个文学大省，不是成群产生作家的，但文学大省往往没有理论刊物。或者说没有出色的有原创性的理论刊物，也没有什么理论建树。辽宁也不是理论大省，像上海，像江苏，创作和批评都很好的，江苏的文学创作状态是最好的；但是辽宁得天独厚地做了一件事，它是刊物大省，整个东北也是这样。在最困难的时候，一些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和地区，文学刊物都倒掉了，像原来的《上海文论》是非常有名的，后来变成《上海文化》，后来就停掉了。直到前两年才复刊。而当时我们心目中最好的理论刊物，有辽宁的《当代作家评论》，吉林的《作家》、《文艺争鸣》，等等，最好的刊物都集中到东北去了。东北恰恰是为全国托了一个底。今天我们在讲东北，尤其是讲辽宁的文学成就的时候，我认为所有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发的文章，都应该看作是辽宁的文学的成就。林建法编的刊物，承载了一个“东北出品”，它把全国最好的理论成果，最好的批评家的学术成果，通过办刊物在东北呈现出来。为什么我们的文章没有集中在其他地方发表？先不说其他，如果一个刊物的主编没有高瞻远瞩的眼光，编辑都被管得瘟头瘟脑，好容易给他一篇文章，也给你东删西删，文章删得不成样，那我情愿在东北原原本本地能够发出来。我觉得，文学创作、文学评论的刊物，其实不是一个地区的刊物，它承载的其实是当代文学、当代文学评论最权威的声音。这样一个省份，就是一个文学的大省、文学批评的大省，它能把全国最好的声音在它那儿发表出来。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首先是辽宁作协的领导给了《当代作家评论》一个相对宽松的空间，给了林建法相当程度的信任。如果没有信任，刊物的文章也被东删西删，这个刊物就搞不好。他们对林建法非常信任，他愿意怎么发就怎么发，这样就给了他一个发展的空间。 我们讲到文艺理论，这二十年来，整个文学、社会、经济的重新改组、发展的过程当中，林建法主办理论杂志的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今天这个会是很仓促的，时间很短，不可能把它整个三十年的杂志都拿来读一读，我们只能凭着记忆和感情来说。但今天是开了一个头，要引起大家对林建法劳动的敬意和关注，尤其是对这个杂志的含金量的关注。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少数的几家杂志才有的。我曾主编过《上海文学》，我在主编《上海文学》时，一直想起《上海文学》的原主编周介人，他和林建法很相像，他也是把一生精力耗在这个杂志上面。当时最困难的时候，他搞企业家俱乐部啊、联谊会啊，千方百计地为杂志筹资，最终把生命耗出来为杂志作出贡献。杂志本身的意义是有大有小的，杂志也可以是一个烂杂志，也可以是一个流行的乱七八糟的杂志，也可以是一个平平庸庸的杂志，像现在的许多高校学报，也可以生存得很好。但是《当代作家评论》本身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建设作用，它维系了对学术的理想。可以说一九八〇年代的文学血脉是通过这样一些少数的杂志延续到今天，才推动了整个文学的发展。 为什么这个杂志办得这样好？这与林建法本身的眼光是分不开的。一个好的杂志，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要引领时代风潮。我反对这样的观点，就是说，一个杂志要百家争鸣，要宽容。我认为这些都是对领导说的，管理杂志，管理文学政策的人是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多元化，应该宽容。但是对一个具体的杂志来说，它就是不要百花齐放，就是要一花独放，它需要有明显的个性，它就要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但是我们今天的杂志都不是这样，因为都是官办杂志，官办杂志通常都是要求摆摆平，要求每个人在上面都撒点胡椒面，每个人都发表点意见，版面分一分，这样杂志才不会引起意见。但是这样的杂志什么意义也没有。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杂志，一定要有非常强烈的个性，而这个个性多半就是主编的个性，要看主编个人的气质，个人的魅力。而林建法恰恰是得天独厚地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我最早在这个杂志发表文章是在一九八四年，那个时候，杂志是搞了一个“我的批评观”之类的题目。第二次写的文章，是关于王安忆《小鲍庄》的评论。后来还写了东北女作家孙惠芬的评论，还有关于张炜长篇小说的评论。当时评论王安忆、张炜这些作家，今天来看都是我们当代最重要的作家。这就要看你选哪些作家作为你的研究对象。当代作家多得是，辽宁也有很多作家，他们也许会说，你为什么不评论我们本省作家，倒要去评论外省的作家，地方杂志都会踫到这样的问题。觉得你在我们这个地方，就应该为我们服务，应该多写点省内作家的文章。林建法不是这样，他基本上是把眼睛放在全国。林建法具有非常好的编辑素质，他能够在当时还很年轻的作家当中，选定一些作家，他认为是值得他去推荐的。林建法的很多稿子都不是我们写了给他的，是他指定的，他说你应该写一下谁的文章，这个人值得关注。他的杂志是在引领和选择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究竟哪些作家值得在我这个杂志上评论。一开始林建法就把杂志办得很高。我以前也写过一些林建法不喜欢的作家，我给他，他就不发。他一定选他最喜欢的作家的评论发在杂志上。林建法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人，正是这种个性，使他的杂志保持了一种纯粹性。他的杂志很干净，直到今天也很干净，几乎看不到什么关系稿子，没有什么谁的关系比较好了，多发几篇这样的事。虽然有些作家也不烂，但他选的作家都是最好的。而可贵的是，他不是等这个作家成名了，他再选他，他是在这个作家还没有成名，或是已经冒出头来，他就选定了。这就使得他的杂志与文学创作是同时发展的。这一点作家们是深有体会的，作家希望有对自己作品的声音，这个声音不一定是完全赞同的，但是有一批真诚的批评家在你的身边，对你的创作有反馈，哪怕是不好的反馈意见，都会给作家提供丰满信息，像蓄水库一样，作家可以在这里吸取各种营养。后来林建法觉得光发表作品已经不够了，他就开始组织会议。大概我们好多作家的第一次作品研讨会，都是在林建法的推动下举办的。一个杂志担当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道义，本来这个不是他的工作。他也很困难，到处筹措钱，但他没有把钱用到自己身上去，他把钱拿出来搞会议。而且这些作家和他也没关系的，他就是喜欢这些作家，他认为这些作家很重要。当代一线的作家，几乎都在林建法的杂志上，成为重要的角色。这里有互动在内，像林建法这样的编辑对一个作家的关心，也吸引了一大批批评家对这个作家的关心，又有各种舆论、各种会议的推动。反过来也鼓励了作家、推动了作家，使得作家在一种气氛中得到了良性的促进。作家最怕寂寞，作家不是天然就是一个作家的，他是在一个集体的温暖的支持与商榷的氛围中一点点成长的。这个工作本来应该是作家协会来做的，但是作家协会不管这事，居然让林建法来做。所以，这个杂志和林建法的努力，与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繁荣是分不开的。林建法在公开场合是很少讲话的，批评家开会在前面讲，他总是躲在背后，也不说话。但在推动这些活动当中，林建法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我说他不是一个地方的编辑，《当代作家评论》也不仅仅是辽宁地区的一个刊物，他所做的工作远远超出了辽宁省的范围，他对整个中国、整个时代的文学，都起到了一个推动作用。 我比较认可的一点还有，他作为一个优秀的编辑，一定要有自己强烈的个性，如果没有强烈的个性，被条条框框束缚住的话，做不好编辑。三十年来他也是从一个地方刊物开始推动，向全国发展，再向整个世界发展。他的杂志上现在已经出现了关于外国文学的讨论、海外汉学的讨论，等等。他的眼光也在不断地开拓，不断地放大。这样就营造了刊物非常好的环境。这个刊物的影响不仅仅在辽宁，也不仅仅在全国，在汉学界，在海外，它的圈子在一点点地扩大。我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刊物是当代文学批评最好的刊物。这个刊物的成绩和林建法的眼光是分不开的。像郜元宝还比较年轻时，就在杂志发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几乎半本杂志都要被占掉了，这在别的刊物是不可想象的。他就是有这样的眼光与勇气。他完全就是想把批评的能量积蓄在杂志里爆发。所以他的杂志爆发力强，被转载率高，影响力大。因为《当代作家评论》不是个问题杂志，不像有些杂志是搞论争之类的，搞一些问题，搞一些新的见解，他是个作家评论杂志。作家评论杂志，好像是为作家服务的。这是个浮躁的时代，很多人喜欢招揽媒体，引起一些争鸣，他不是，他就是实实在在地一个作家一个作家去评论，他走了一条最艰难的道路，也取得了最非凡的成果。 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我是八十年代在沈阳认识林建法的。我在《当代作家评论》发文章，可能是在一九八五年，具体日期忘记了。他到杂志社之前，我已和《当代作家评论》有诸多的交往。可是他来接主编时，我的第一篇文章便被他毙掉了。我想新来的主编把我的文章给毙了，可能思路是异样的。后来一想，他毙得有道理，那篇文章确实写得很糟。我给这个杂志写文章一直像在玩票，当记者，搞博物馆工作之余，以读后感为乐，能表达观点的舞台只有这样的杂志。我的评论文章基本都是给了建法，在他的杂志上发文章是比较多的，彼此的感情也很深。我觉得林建法是个奇迹，曾在《北京晚报》上写过一篇小文章，专门是讲他的敬业精神。我内心里有一句话，当时文章里没说，但我现在想说，钱锺书在《管锥编》里有句话，他说真理实现，要附之于俗谛。就是说好的东西要操作起来必须要懂得世俗的存在。就像鲁迅讲，在中国成大事者，要有学者之良知和市侩之手段。杂志能够办下来，林建法既能与朋友打交道，也能跟魔鬼打交道，这两点很厉害。他在困难的时候，能够挺下来，不简单，那都是敢于跟魔鬼打交道的缘故。一九八九年以后，理论杂志真难办。那时辽宁有个好的宣传部长，叫王充闾，很宽容，使两个杂志办得很火，一个《艺术广角》，一个《当代作家评论》。后来《艺术广角》垮掉了，垮掉的原因，就是没有林建法这样的人。所以中国成大事者，得有这样执著的、韧性的精神。那时，发文章，是打擦边球，很难的。“八九”后最有思想含金量的文章，是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发出来的。在一九九〇年到一九九二年之间，就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那段时间的《当代作家评论》可以看一下，是很不容易的，可以做个案分析的。还有就是九十年代中期后经济大潮出现后的困难，林建法到处找钱，杂志后面会有理事等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能支持杂志不简单，但林建法能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就更不简单，在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不失学者的良知。现代文学期刊杂志，一般几期或一两年就完蛋了，当代很多理论杂志都夭折了。能够坚持下来，就要有一个好的人。如果我们要研究《当代作家评论》这本杂志的话，可能有几点能被人更多地关注。它是研究中国批评史和文学史的一个园地，能够折射出很多隐含的信息。首先，这份杂志牵涉了很多的人和事。看上去是一篇篇论文，其实不是这样，每期的每个专栏背后都有一些人和事，这些人和事研究起来很有意思。《当代作家评论》从八十年代开始，从陈言一直到林建法（一九九一年之后就完全是由林建法来主编了），它背后涉及到的文化事件与人文地图很多，如刘再复、李泽厚、王蒙等的很多事，都折射于其间，值得我们研究。还有一个就是九十年代转型期间的文化思潮、思想的碰撞。他在里面很快就捕捉到了一些亮点，而且让一些人在这里登台。很多的话题，都是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在《读书》上，在一些杂志上发出来的。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再一个，《当代作家评论》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生态变化的历程。原来是作协、文联机构的批评主体，慢慢到学院化。可是又不完全是学院派，它是把学院派和非学院派的存在都包容起来，而且有些异端者流的东西在里面。还有就是它选择的研究对象，有些是刚冒出来，还没被普遍认可的，被它关注了。一些在海外活跃而不被国人所关注的作家，像田原这样的诗人，他马上就关注到。通过一些栏目的方式，推出了很多的新人。这都是功德无量的事。杂志不仅仅是关注当代文学的，它还关注中国现代文学，我在上面发表了一些研究周作人、胡适的文章。主编觉得有些话题与当代文学有内在逻辑的联系，当下是怎么从历史中过来，历史的逻辑起点在哪里，这个他都不放过。然后就是以史国强、林源等为主的翻译群体的出现，不断翻译外国的作家、作品。像近几年，新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略萨、特朗斯特罗姆，他们获奖后，林建法马上组织人来评论。参与写作的都是一流的作家、批评家，像陈众议等一些人，他们对域外的文学都非常地熟悉。如果从研究批评史的角度来看，这个杂志提供的话题太丰富了。当下的批评家在想什么，在做什么，他们的眼光如何，他们是如何与现实互动的，学术界与作家怎么互动的，作家不同的群落之间怎么互动的，不同学术团体之间怎么互动的，在这里都有展示。它虽然在关系上隶属于辽宁，但却是全国性的刊物。我记得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辽宁有些作家抱怨林建法，说我们辽宁的杂志，本省出钱运作，让北京、上海等其他各地的作家发表文章，捧其他省的作家，不捧我们自己省的作家。当时林建法坚决地顶住了，他有他办刊的风格，有鲜明的个性在里面，他敢于说不。这也就是林建法能做，我们都做不了。我自己也办杂志，有的时候就投降，顶不住。所以我主持工作期间的杂志含金量就不够，影响因子也不够。一个杂志办得如何，取决于人。鲁迅当年在上海遇到了郁达夫，两人就商量办《奔流》杂志，杂志办得非常好，办的时间不长，因为跟李小峰的关系破裂，就没办下去。他们两人都很有眼光，翻译了大量域外最棒的小说，国内一些优秀的作家作品都在那里表现，那个杂志成为认识那个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标本。那个时代好的杂志很多，可是当下的杂志，有特点的，能让后人不断阅读的有限，我觉得在理论界来讲，《当代作家评论》确实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好杂志之一。今天我们聚在这里讨论《当代作家评论》三十周年，应该感谢辽宁提供了这么好的舞台，我们应该向去世的思基先生、陈言先生致意，虽然他们那段时间很短。发扬光大、蔚为大观而成气象者，应当始自于林建法，我们应当对他三致意焉。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朋友们坐在一起，开这种会是最愉快的，就是朋友的、谈心的会，朋友谈朋友，朋友从内心去谈文学。文学说到底，是友情的所在。我们其实是把文学当成一个朋友。在文学场中，能有朋友坐在一起谈文学是很难得的。特别是面对建法这样一个三十年的朋友，三十年的杂志。我觉得既是在谈建法，谈杂志，也是在谈我们这三十年走过的路。刚才思和兄谈了他和《当代作家评论》的相遇相知，其实他梳理的是他自己的文学历程，他自己的研究经历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走过的道路，这也是很可贵的。对我来说，也是值得经历的一件事。对建法兄，我想用五个关键词去说：执著、个性、敏锐、坚守、志向。执著，是他鲜明的标志。没有人对一个刊物是这么地尽心尽力，倾注了他虽说是三十年，其实是他的一辈子，最美好的年华他都投在这个刊物上了。中国刊物的主编，都是官办的，都是任命的，到期了就把他免了，或者说升迁了就调走了，换别的人，没人对刊物负责。刊物就应该是一个主编的刊物，一个人和一本杂志，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时期还有，像刚才孙郁谈到的《奔流》。但一九四九年之后就没有了。像《人民文学》的主编像走马灯似的。但《收获》这个杂志也是独特的，《收获》因为其主编相对的固定，以及编辑方向相对稳定，使得它也很独特。但在理论批评方面，《当代作家评论》是独特的。《收获》毕竟受所属机构的束缚，还是有整个团队的作用。《当代作家评论》确实是建法一个人的生命和心血浸透在里面，成就了它。当然，这个背景有辽宁文化的独特性，里面有那一代人的理想和胸怀在。当时辽宁所具有的开放视野，辽宁省委宣传部大力支持《当代作家评论》，这些对《当代作家评论》来说是一个幸运，但这是一个很偶然的特例，概率很低的，但都被建法兄碰上了。我们无疑对你表示高度的尊敬，但是我觉得是上帝在贿赂你，当然，也是党在支持你。建法兄能跟两种人打交道。我不用孙郁兄说的“魔鬼”这个指称，而是说“天使”，许多企业家那都是天使，天使是很难打交道的。但建法兄可以，因为他的执著。 第二个是他的个性。我们相识，大概二十多岁，建法兄比我年长几岁，是我大哥。那时我二十四岁认识他。当时，他做《当代文艺探索》的编辑，那个年代，许多文艺理论刊物冒出来。八十年代那段时期是非常独特的。中国与西方是不相干的，美国的八十年代是批评的黄金时代。后结构主义理论起来后，整个批评出现了转向。美国的文学刊物全部变成了批评刊物。以前典型的美国刊物是，一百页的小说，十页的散文，五页的批评，三页的杂感之类。到了八十年代，变成一百页的评论，十页的小说，五页的诗歌这样。当时一些有名的批评杂志，放在老师休息室里，是会被学生偷走的。图书馆里杂志上的批评文章会被学生撕走。在八十年代，李泽厚的文章在大陆是会被人撕走的，这是享受很高的待遇了。中国的八十年代是刊物崛起的时代，但还不能叫批评的黄金时代，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别的，就是文学创作，然后是批评，也是一个独特的景观。九十年代以后，文化的多元化，文学本身也是在水涨船高，真正的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成熟是在九十年代以后。八十年代，我们写文章，是被删得一塌糊涂，而且下笔很多都要用隐喻。到了九十年代就多了许多理论的丰富性。八十年代，西方文学理论谈多了，你就是受了精神污染。建法兄当时在做《当代文艺探索》和《福建文学》，他是背着一个大挎包，装上杂志去火车站叫卖。他是这样做编辑的。他按他对文学的理解去投入，去做事，而且一直坚持。这么多年，他始终不变。很多人是识时务者为俊杰，顺应时代潮流，只有一个人不变，林建法，顽固不化。这么多年他的观念与方法，他坚持的态度，他以不变应万变，这就是他的个性。在某种程度上，我与他同为福建人，我是很羞愧，就没有像建法兄那么执著，那么有个性，那么坚持。《当代作家评论》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刊物，在中国今天的文化这样地被格式化、被当下风向潮流左右时，《当代作家评论》三十年保持了它一贯的风格，一贯鲜明的个性。也是贯穿了建法兄的个性。他对于投缘的朋友很交心，一起吃饭，对于不对付的人，理都懒得理。有时，他对事物的成见，也是固执己见，这一点我深有体会。但这却是难能可贵。做人做到这个地步，是到了一定境界的。 第三点是敏锐。其实建法兄为人是非常忠厚的。他是个很复杂的人，他执著有个性，但他非常忠厚。人的性格结构是很复杂的。比如敏锐、个性和宽容，在我们的逻辑中是矛盾的，但其实是我们的逻辑错误了。非常宽厚并不是和稀泥。像《当代作家评论》是很干净的，但它什么观点都有，作家也是各式各样，它最关键的是抓住了本质，根本的品质。丰富、宽厚和个性的高洁，这些结合在一起，其实就是抓住了最本质的问题。做人做事，建法给我树立了榜样。其他都是其次的，可以沟通的，但那个东西不行的话，那就不行。当然有时我也搞不清楚，他那个东西是什么，但我知道他有一个东西在那里，有一个他的逻各斯在那里，我经常会对他的那个东西做出让步。我认识他也有三十年了。当时他做《当代文艺探索》，他发了我读硕士时的重头文章，他做“福建专号”，给我发了头条，将近两万字的文章，那个时候他就敢这么干。后来我读博士的时候，在《当代作家评论》发的一篇文章两万多字，发了两期。那个时候没有电脑，都是手写，他对我意见很大，说我的字太潦草了，说看我的稿子最辛苦了，一个字一个字在那里猜，连猜带问。后来，电脑救了我。我的稿子又长又厚，我每一次见到他，都要跟他道歉，但下一次字迹又还是很潦草，主要是我的书法的水平太差。这么多年，我走过的历程，是与建法兄的扶持联在一起的。我读硕士、博士时，我最重要的文章是在他那儿发的。他对我很友善，他会对我的文章提出意见，但他基本上不太改，即使对我的非常奇怪的提法，会打电话与我讨论，但没有做这样那样的干涉。我觉得我能放开来写的东西，许多是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发表的。我对这个杂志，对建法兄是怀着一种感激的，作为对一个兄长去感激的。一个杂志能和一个作者建立这样深厚的联系，我觉得也只有《当代作家评论》了。多少年下来，我发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理会和它有一种联系。尽管今天说学术很不值钱了，学术要变成其他东西才有意义。但我相信建法兄所聚集的这些朋友，也是他看到了这些朋友对学术的真诚态度。 我说到敏锐，是因为建法兄他对文章能看得很透，对作家也能看透。他对喜欢的作家，喜欢就喜欢，不喜欢的就不喜欢，他几乎心中有一个完整的图谱，一个作家的图谱，哪一个作家在哪个位置，哪一个作家在哪个层面，他都一清二楚。理论刊物的主编，能做到他这样的，非常非常少。对整个作家的队伍这么熟悉，他一定要团结一批最好的学者把他们紧紧团结在一起，某种意义上说，这构成了一个同人刊物。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唯一的一份同人刊物（陈思和说：是有同人气质的）。对，我们还是在党领导下的刊物。这非常可贵。今天来总结一九四九年后的文化，尽管我们对它有很多批判，但对历史我们总要找到一些肯定吧，因为我们是历史中的人，我们是文化中的人。如果肯定到文学期刊，在同人气质这方面，《当代作家评论》是当之无愧的，而且它是唯一的。 说到坚守，建法兄这么多年的坚守大家都看到了，这方面的故事可能在座的比我知道的都多。在坚守方面对建法兄在精神上做了很多支持的是苏州大学和复旦大学。复旦大学的思和兄，这么多年，我觉得你是建法的精神导师。我这么说一点都不夸张。王尧兄是建法兄的精神兄弟。我们还只是他的朋友，还没到那个层次。我是很客观地这样说。我们是在同人气质方面讨论这个问题。这是中国现代断掉的一种气质，一种气场。今天以后，又能够涓涓细流，这很可贵。这样想来，就觉得文学还在。这几年，建法兄的场面做得更大，得到张江部长的支持，得到各方支持，特别是晓原兄这几年对建法兄的支持力度也很大。但在九十年代时，你们陪他度过了许多艰难的岁月。学昕在辽宁也是建法兄的好兄弟。说真的我们做得没有你们多，我们差远了，只是写了几篇文章。建法兄有这么好的朋友，他并不是孤军奋战，我刚才说是上帝的贿赂。这些往往是很偶然的，不是必然的，在中国文化中这不是必然的，是个例外，形成这么一个气场。我们可以把《当代作家评论》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特例现象来研究。《当代作家评论》现象——中国文化的特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论题。 最后一点，志向。建法兄是一个有志向的人。一个人对一个杂志有志向，对中国文学有志向，对中国理论批评有志向。这种志向，是坚持、执著、绝对，从绝对性这一点上，我觉得没有人能与他相比。可能个人气质起了很大作用。因为这样一个志向，才能使建法兄一路这样走过来。昨天看到嫂子的话，三十五年的婚姻不会让人激动，三十年的《当代作家评论》，是让人激动的。其实建法兄凝聚了一种志向，不只是他的志向，也凝聚了我们这些朋友的志向，凝聚了当代有品质、最纯粹的、最洁净的志向。这些概念我都不是在政治意义上理解他。既没有政治的规训——服从，也没有政治的反抗，就是对中国文学的志向。非常可贵。 丁晓原（常熟理工学院教授）：我有两点要讲，一是感谢，感谢陈思和老师、梅健组织召开这样一个会。这个会议至少指向两个意义：一是《当代作家评论》与三十年中国文学创作，二是《当代作家评论》与三十年中国文学研究，这里边有一个内在的逻辑。这说明《当代作家评论》意义的重大，说明主编作出的贡献特别突出。第二是致敬。我是七七级的，但我成长得很慢，认识林建法比较迟。大约是二〇〇六年，在常熟召开贾平凹的讨论会。但我和林建法有很好的缘分，我可以说我们“拥有”了林建法。林建法另外一个身份是我校主办的《东吴学术》的执行主编，我的角色之一是主编助理，做一些具体的服务。林建法二〇一一年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可以说他是一个中国最好的编辑，这不是说政府给了他这样一个荣誉。一般人获奖了都会到北京去领奖，通知林建法去参加颁奖会议，他都没时间去领。他是以《当代作家评论》这样一个刊物的办刊实绩，确认了他的价值。我觉得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推动，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推动，是独特而重大的，是不可无视的。其中有很多生动的事例，不需要我重复去说。我想一个优秀的编辑，之所以成为优秀的编辑有几点，第一个是事业心。办刊物作为林建法的事业，作为他生命的一个有机的部分。他没有其他的什么爱好，要说他有爱好的话，就是整天读书看稿子，整天考虑办刊的事，以办好刊物作为他生活的内容。再就是抄写《道德经》，修身养性。二是专业精神。办专业的刊物没有专业的眼光是不行的。他一直在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现场。当代文学是流动的，他一直处在流动的现场当中，哪些作家值关注，哪些研究者有怎样的研究特长，他都很清楚。三是个性主见。这是生成刊物特色优势的重要保障。林建法其实也有短板，他也许不擅长行政，因为他太有个性了。《当代作家评论》的成功，从某种角度讲，是主编个性的成功。人有个性，刊物存有特色和特长。我们学校的两位主要领导都很尊重林建法，《东吴学术》办得这样，完全彰显了林建法的个性。“有个性，就可爱”，人和刊物都一样。《东吴学术》的办刊时间很短，但还是有点影响了。光是刊物封面的设计，我的电脑里存着起码有十稿，可见他的用心、精心。在这里我对林建法致敬。我也代表我们学校衷心感谢林建法对我校高端学术文化建设所付出的辛劳。刚才杨利景讲了，要把林建法老师用到极致，我很感动。这样的人才是应该用到极致的。我想，很显然没有《当代作家评论》，也就不会有《东吴学术》。我愿意继续当好林建法的助理。 张新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在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史上，没有一本具体地研究作家作品的杂志，有三十年的历史。现代文学的杂志，有很多，也有非常好的，但都很短。当代文学，因为有国家体制的保证，可以有三十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但单纯做作家作品研究的杂志没有这么长的历史。其间有几个刊物，但都很短就过去了。一个与当代创作始终发生紧密关系的杂志，在这么长的历史中，《当代作家评论》是唯一的一个，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事实。我首先说的是这一点。 第二点，《当代作家评论》作者很多，文章的风格也不一样，但它有总的一个东西，就是它能始终贴着当代创作和当代批评往前走。我以为这是这个杂志办得好的一个原因。这个刊物能不断从当代创作和当代批评中获得力量、生机，获得断续往前的动力。这个东西说起来很容易，其实很难。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不太愿意贴着具体的东西做事，不仅是文学。因为有很多可以使我们看上去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东西来诱惑着我们，我是不是可以关注更大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更高瞻远瞩的问题。但用不了很长的历史，三十年，二十年，或者只要十年就够了，就可以看得清楚，只有贴着地面做具体的事情的，才留下了最真实最可靠的实质。我觉得《当代作家评论》这个名字特别好，这个朴素的名字就决定了它就是做这样一个具体的事情。 第三点，这个刊物，办得让人信任，不用很高调，就是让人信任。比如一个作者写了文章，这文章写得不错，他首先会想到，这个文章会给谁。时间长了，形成了习惯，十年二十年，就建立起作者和编者之间特别重要的互相的信任感。这种信任感的建立，一是需要时间，二是需要品质，还有要与刊物性格上的契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看到这个刊物时感觉特别亲切，我给这个杂志写稿也有二十多年了，你的文章给了林建法后，他知道你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林建法跟作者沟通，有很好的方式。 最后一点是，我们现在，没有一个人是对一个刊物长期完全负责的，这当然是制度决定的。所以我觉得，要有一个人对他所做的事情负责，不是负责一年两年，而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这个事情一定会做得好。林建法对这本杂志全身心的长期投入，是大家都知道的，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他才能把《当代作家评论》办得好。 王尧（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如果让我来给《当代作家评论》定位的话，《当代作家评论》三十年，可以说是一部文学史，一部批评史，也是林建法的生活史。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作家评论》对当代中国是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刚才大家也都讲到了，刊物转型发展中的困境，林建法是如何一个个克服的。林建法是如何超越这些困境的，值得我们思考。林建法有个人的风格、个人的魅力和个人的学识。林建法的文章是写得非常好的，为了做编辑，他放弃了自己的写作时间。做编辑，林建法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妥协，超越了许多限制。他背后有好多故事，我也不适合在公开场合讲，他做的许多事是超出我们想象的。大家提到王充闾部长很关心他，确实，他的坚守与一些懂专业、识人才的领导有关。但在辽宁，林建法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跟林建法讲，一个人背着一个行囊到处飞，办这样一个杂志，又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一些不很赞成和支持林建法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也宽容了他。但反过来说，为什么能宽容？是林建法本人坚守信念，坚持学术为本，获得了这样一种学术的、道义的力量，让所有反对的声音不敢张扬。一张扬就成了“反面人物”，至少在场面上，没有人公开表示和一本优秀杂志对抗。我感觉到张江部长是非常支持林建法和这本杂志的，也可以说是支持文化事业的。我对我们党的一些领导长期以来领导文化的方法、心态是存疑的。但从张江部长，从辽宁省委宣传部近几年来做的一些事情，我发现了一些希望。林建法的不妥协，包含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今天的环境下如何超越，如何坚守。我们不讲大的语境，就个人而言，他的信仰、品质是很重要的。我个人也很感激林建法，没有林建法，也没有我今天的批评之路。但我今天不想多讲这个话题。我在想，如果没有这个杂志，我们这些人可能会少了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空间。这个杂志不仅是学术的，还是思想的，我们这些人，在这个刊物上自由地发表我们的思想。所以我觉得东北没有“沦陷”，这太重要了。正是有了这样一个杂志，我们有了思想的和学术的自由。当今天我们这样来肯定林建法的时候，与林建法的本意是相背的。他真正希望自己永远当配角，他不希望成为故事的主角，他总是希望批评家、学者、小说家等成为杂志的主角，他是当配角的。正是有这样一种关系，我说《当代作家评论》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份财富，而不是林建法一个人的。林建法是有自己宏大的抱负的。当年他大学毕业的时候，组织部问他，你适合做什么，他当时也有关系可以去从政，但他说，我就适合当主编，而且实至名归，他本身就是个最好的主编。他的内心很复杂，他是个很柔软的人，很柔弱的一个人，你们是没有看到过他流眼泪，有时他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在顶住很多强大压力的时候，他内心经常是很挣扎的，因为他不是一个神。他抗拒许多诱惑，抵制许多干扰的时候也非常脆弱。许多人说只有王尧能做林建法的工作。其实，没有人能改变他的，他是非常固执的。这么多年交往，我很少向他推荐文章，即使推荐文章，我也是说，林建法你自己做主。他对他的坚守是非常自豪的，这一点给我们很多启发。林建法本来想给批评家出一个文库什么的，我建议不出，出一个《当代作家评论》三十年文选，给这个时代留下一点东西。第二个，在杂志开个专栏，类似“我与《当代作家评论》”，回顾一下个人的成长、学术的历史。这个事情也很重要。前几年，林建法要退休时，我们想，谁来当主编？这个也不是我们决定的，有体制上的规定。当时林建法会不会留在《当代作家评论》成为全国关注的一个焦点。当时我和许多作家、批评家曾经想联名上书辽宁省委宣传部，为中国文学，为未来计，把林建法留在这个杂志。现在这个危机已经告一段落。所以我心里也踏实了一点。 王光东（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当代作家评论》在中国文学期刊里是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近三十年来，不管社会形势、文学形势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当代作家评论》始终是以文学的立场对社会出现的问题，文学出现的问题，对出现的一些重要作家作品，都作出了反应。林建法能三十年坚持下来，把《当代作家评论》办成全国最重要的文学期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第二个，我和林建法认识是在九十年代初期。那个时候我在山东做文学评论家杂志，也是办刊物。我记得非常清楚，在九十年代初做文学刊物非常难。那时开始改革，国家财政对刊物减少投入，办刊物没钱，要去和钱打交道。还有一个，那时写文章的人不是太多，做一个主编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当时就坚持不住，离开刊物不做了。我想说，做一个刊物，在九十年代那样的情况下，像林建法这样顶住这么多的压力，能把刊物坚持做下来，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知道。从这一点上讲，我对林建法非常敬佩。第三点，在我个人的学术生涯中，我非常感激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复旦，一个就是《当代作家评论》。在这个过程中，林建法对我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与帮助，对林建法表示深深的感谢。 宋炳辉（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林建法和我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当代作家评论》三十年来，对当代作家新人的发现和培养这方面贡献非常大。但这里我想说的是另一个方面，就是对当代批评家的扶持。我个人也非常感谢林建法，感谢《当代作家评论》。我的第一篇评论，就是在《当代作家评论》上面发的，是有关王蒙的创作论，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林建法还给我发了当期的头条，那时我本科刚毕业，只知道林建法的名字。后来见面时我提及此事，向他表示感谢，他告诉我：我只看文章的质量，不看是不是大牌学者。这对我是很大的激励和鼓舞。以后渐渐熟悉了，就感受到林建法的亲和与率性。我们几个常见面的朋友相聚，一般开始时是喊林老师，喝了两杯就开始叫老林，再几杯下肚，就直呼建法了。我还想强调的一点是，讨论林建法三十年来主编的《当代作家评论》，其实有些话题还可以进一步拓展，比如，《当代作家评论》是他三十年来坚守的一个核心的期刊，我们都知道他正在办的《东吴学术》，以前也办过其他杂志，像之前的《渤海大学学报》、《西部·华语文学》。他是有一个期刊系列的，《当代作家评论》只是这个系列中最亮眼的一个。从《当代作家评论》的编辑理念来看，其中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信息，在我看来，它是最贴近中国当代文学的进程的一个刊物。我们的当代文学，是越来越融入世界文化与文学之中的当代文学，它的多元资源、多元形态、不断浮现的新的可能，真是日新月异。《当代作家评论》所包含的国际性的信息，它对外国文学思潮和动向的密切关注，对世界文学潮流的关注是非常明显的。我跟林建法说，这些其实应该是《中国比较文学》杂志做的事啊。我编《中国比较文学》季刊，在很多地方都得益于林建法，有很多的思路都是从他那里获得启发，他也给我许多具体的帮助。《中国比较文学》与林建法所编的几个刊物，长期目录互登，相互支持。（陈思和：他的编辑思想和实践是一致的。比如，以前从来没有人在杂志上编年谱的，所有学报不敢做，但他做了，而且做得很好，一个又一个，对作家研究非常有价值。）对，我非常赞同思和老师的意见。林建法的编辑思想、编辑理念有他的丰富性：对当代作家的研究，他考虑到了历史的延续，也考虑到了空间上的拓展，前者体现在对当代文学传统的回溯，《当代作家评论》上有许多讨论新文学传统的文章，有人说，这不是现代文学的内容吗？但这正是它的特点，这在目前几家当代文学评论期刊中体现得较为突出。所谓空间上的拓展，就是关注外国文学、关注海外华人文学。另外，在他的编辑思想中，学术理念也在不断拓展，思和老师说的作家年谱就是一种，还有学术会议的组织、作家专论、批评家专栏，还有不断编印的专题丛书，等等，都是这种丰富性的体现。如果有人专门做这个题目，是可以发掘和分析它的丰富内涵的。总之，林建法三十年来在文学期刊编辑上的实践，实际上带动了汉语文学理论期刊的整体提升。像《中国比较文学》、《作家》、《扬子江评论》等文学期刊是与《当代作家评论》互登目录的，这从某种意义上使它们变成了一个整体，而在这个整体中，林建法及其《当代作家评论》，无疑是一个表率。 徐国源（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我是一九八二年到苏州大学中文系读本科的。我记得当时到阅览室，第一次读到《当代作家评论》，就被它独有的刊物“气质”吸引住了，那种感觉今天仍然很清晰。 作为一份文学批评刊物，《当代作家评论》在众多的同类刊物中始终保持着鲜亮的特色：一是有“贵气”，有一种高贵之气，就像刚才大家说的，杂志办得很干净、很纯粹，它不靠文学事件吸引眼球，也不借酷评、对骂招徕人气，但它以自己的品质引领了当代文学批评。这种品质一直延续到今天。二是林建法办刊物有一种史家眼光，他心中拥有一张完整的文学图谱，能以“史”的恒量来看“当代”这个变量，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可以说，《当代作家评论》这三十年，存活了文学的精血，提振了批评的活力，这也保证了《当代作家评论》能始终处于巅峰状态，很不容易。 这几年由于工作关系，我主要在传媒专业授课，但在我自己的内心，则始终为《当代作家评论》留有一席之地，它在我的教学、科研当中，树立了一种价值观，这就是文学的精神。这对我的个人成长和学术研究，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这里我要再次表达对林建法的深深敬意。 韩松（新华社对外部副主任兼中央新闻采访中心副主任）：《当代作家评论》为我们的时代留下了一些非常深刻的、稀缺的，也是万幸的东西。它在东北出现，为什么不是在北京、上海？这里边有林建法的理想情怀。在总结这些之后，感到很忧虑，中国文化有非常大的问题。《当代作家评论》的这种存在有非常大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太多太多。当然了，《当代作家评论》的出现有它的必然性，像大家说的，有建法的努力在里面。但从中可以看出这其中的艰难，如果没有这个杂志，我们在座的在什么地方安身立命？同时我也看到中国还是有希望的，在进步。精神血脉，它保存下来了。我们要扩大这种影响，因为中国不应该只有一个林建法。这个杂志对我，不仅仅是一个杂志，它包含了中国的当代历史在里面，政治、经济、文化都在里面。从文学方面讲，它是对中国这三十年文学的介入。它的精神价值非常多，像建法对人非常关怀，这本身代表了一种关于人的普适性的东西，正义、自由、独立、梦想、诚实，它说了大家想说不敢说的东西，做了大家想做不敢做的事情，所以大家支持它。它对中国文化发展的价值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中国发展到现在，正处在转折时期，经济上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了，但核心的文化还没有转型。《当代作家评论》的价值就在这里，它体现了一种启蒙的价值，它的全情投入、标新立异、独立思考，这些其他的地方都难见。三十年后，这个杂志的价值我们会看得更加清楚。 黄发有（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我个人近年一直在做期刊与出版研究。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呼唤大编辑》，我是从范用那一代老编辑家纷纷谢世说起的。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从编辑家群体来说，大编辑家比当代要多得多。为什么中国当代没有那么多的大编辑家呢？像范用这批人去世后，中青年的大编辑家，寥若晨星。这可能和建国后整个文化体制有很大关系。我查阅了很多不被人关注的当代文学杂志，最近我写了一篇关于《西北文艺》杂志的文章，大家可能都想不起这样一份杂志，它是西北文联的一份机关杂志，一九五一年的十月号，它没有发表纪念国庆的文章，有读者就写信给报纸反映情况，它很快就被迫在杂志上刊登检讨文章。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作为一个编辑，要成为有抱负有理想有情怀的编辑家，是多么地难。前面的发言者有说到同人刊物，五十年代初期有过同人刊物，但数量极为有限，像梅志和胡风的朋友们就编过《起点》，但两期后，就停掉了。这样的杂志在国内存下来的很少，我找到一些，看完后很有感慨。比如像胡风，他对自己的身份还是有清晰的认识的，像《起点》也被迫迎合主流，但最后还是不可能存在的。像林建法这样的编辑家的存在，在当代中国特别珍贵。在这种环境中，编辑的个性是被制约的，但林建法通过自己坚持不懈的编辑实践，办出一份特色鲜明的好杂志。从他个人风格来讲，他确实也是特立独行的。这一点是特别值得敬佩的。我最近也在写关于《当代文艺思潮》的文章，这个杂志在八十年代一直被停刊的命运所纠缠，最后因为徐敬亚的两篇文章（即《崛起的诗群》和《圭臬之死》）还是没有挺过去。从以上所言可以想象，《当代作家评论》走到现在会面临多少的困难，要找钱要拒绝关系稿要避免种种干扰，真的很不容易。关于《当代作家评论》的历史和风格，在二〇〇四年时我写过一篇文章，做了许多详细的统计，比如它给哪些作家、批评家设过专辑。一个评论刊物集中地给某个人设专辑，这应该说是《当代作家评论》的一个创造。后来其他杂志也是在跟《当代作家评论》学习。它一方面推出很多作家，另一方面也是给批评家设专辑，给有成就的批评家，也给新起的批评家设专辑。在编辑策略上，它是有很深入的探索的。我和林建法做过一个访谈，他里面有一句话，说办一个刊物就像养一个孩子。他走到现在，林源是他的孩子，《当代作家评论》也是他的孩子，有可能他倾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的心血，要比倾注在他自己孩子身上的还要多。像这样办刊物的人，现在是绝无仅有，是值得尊重的。办刊物确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要办好刊物那真是难上加难。我做期刊研究，经常会做一些统计，我本科是学经济的，对统计这个方法比较熟悉。在当代文学期刊中，评论期刊停刊的最多，从这一点来讲也能说明问题，亦即办评论刊物的难度最大，可以说绝无盈利的可能，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风险。最近我写了一篇论文，考察“十七年”《人民文学》的头条文章，用的最主要的方法就是统计分析，对头条的作者和头条的文体进行详细的分类统计。秦兆阳是很有编辑理想的，他立场鲜明，扶植了一批年轻作家，但正是因为太有冲击力，加上他自己发表的头条《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而被打为“右派”，之后接手的张天翼，他自己就不以编者的身份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文章，连编者按也不敢写了，从此可以看到当时办刊人的压力有多么大。评论期刊停刊，是多么频繁。五十年代的《文艺学习》，也是以评论文章为主体的杂志，一九五八年被并到《人民文学》，实际上也就是停刊。在建国后的文化环境中，文学评论所遭受到的意识形态的压力，比文学创作要大得多。从种种方面来看，林建法将这份杂志办到现在，而且办得非常好，个性鲜明，绝不含糊，一直在不断突破自我，这真是很值得深入研究。从九十年代到现在的文学批评，包括其文体探索与批评风格的发展，都与《当代作家评论》的推动有很密切的关系。不应该忽略的是，《当代作家评论》的一个鲜明特色是有所拒绝，这方面容易被外界所忽略。对于一些呼风唤雨的主流批评家的作品，这份杂志常常是敬而远之的，这就是一种毫不含糊的选择，是坚守自己的品格，保护自己尊严的一种方式。有一些主流作家尽管不断获得大奖，轰动一时，但《当代作家评论》视之为乌有，这种态度的背后，就坚守着一种鲜明的价值立场和审美选择。有人曾说《当代作家评论》是“当代作家表扬”，这种说法显然有失偏颇，事实上《当代作家评论》也发过不少产生深远影响的直言不讳的批评文章。而且，鲁迅所言的“好处说好”和“坏处说坏”，其中也包含着一层意思：批评家要敢于赞扬那些被遮蔽的好作品，《当代作家评论》支持和发掘了不少被遮蔽、被压抑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它在选取评论对象时，有独特的眼光。如果研究林建法作为编辑家的特点，不能忽略他独特的选家意识，这一点跟赵家璧有相似的地方。赵家璧当年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时，他是甘居幕后的，但在对编者和文本的选择上，他有自己的一种独立的判断，而且他也是有自觉的拒绝的。如果深入研究《当代作家评论》，把三十年的杂志翻一翻的话，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林建法身上有一种可贵的品格，就是会广泛听取批评家、作家的意见，但他又不是盲目地听，他听了之后有自己独立的取舍，这一点也是值得重视的。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了。 季进（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我完全同意诸位的意见，我想再强调三点：一是《当代作家评论》三十年的价值和意义应该从学理层面进行深入的探讨。《当代作家评论》几乎就是当代文学的一部编年史、文学史、批评史，在当代文学理论与当代文学批评发展史上，都具有象征意义，完全应该从学理层面上深入探讨两者之间的复杂互动的关系。二是作为《当代作家评论》的灵魂，林建法以他独特的执著、敏锐、宽容、坚持，成就了当代文学刊物中的一个奇迹。我们都认可《当代作家评论》是当代文学批评刊物中最厚重也是最重要的刊物之一。在中国当下的文学生态环境下，有这样一本延续三十年的学术刊物本身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在西方不乏一些延续多年的老牌刊物，而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面，《当代作家评论》能够坚守三十年殊为不易，它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紧密相连，环环相扣，如果没有一个灵魂式的人物，这是不可想象的。一个人和一份杂志，耐人寻味。三是我个人的深深感激，可以说，这份刊物是伴随着我自己的学术道路与学术成长的，从一九九〇年第一次在上面发表文章，一直到现在，在我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当代作家评论》给予我极大的扶持，借此机会，我要表达我个人最深的谢意。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学者共同的心声。最后，我要祝愿《当代作家评论》更加兴旺发达！ 张学昕（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以上各位先生对林建法的所有赞美和评价，我觉得都不为过。你们在用心讲述他作为一个编辑家“传奇”和“神奇”的时候，我的内心一直涌动着一股暖流。我感到，一本杂志，一个编辑，以其几十年兢兢业业的工作，对这个时代的文学，对这个时代处于成长期发展期的作家、批评家，给予了那么多的帮助、那么多的支撑、拉扯，这本身就是对一个时代文学的重大贡献，有多少人会像他这样如此敬畏文学呢？就我个人来说，我更是充满了感激和感恩之心。刚才大家讲到了林建法的人格，他的性格的多面性，他对杂志以及对世俗间许多事情的处理，都是从文学的利益出发的。我觉得，可能有价值、有境界的人，或者说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往往就是不按世俗或常规的逻辑行事的，林建法的执著，蕴涵着美好的人格魅力和品质，更有一种令人敬佩的职业精神在。为了文学，他愿意付出很多很多。我还想说，感谢陈思和和栾梅健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会。这之前，我听张清华说了，有这个会要召开，他还颇为认真地说，你能不能和梅健说一下，我想自费来参加。这里面可能有一点点调侃的成分，但这其实代表了我们许多批评家的心声。一大批青年批评家一路走过来，许多都是从《当代作家评论》起步的，都对林建法有一种感恩之心。一九九八年，苏童把我介绍给了林建法，从此我才有了我自己的批评事业，我才日渐学会写评论文章。我最难忘的一次，是在二〇〇二年，他布置我写两篇东西，大概当时我写得很匆忙，有些毛糙，他看了以后，在电话里训斥、批评了我足有二十多分钟，那是我平生所遭受的最长的、最难忘的一次训斥。后来嫂子问他，你电话里在跟谁这样说话呢？他说，是和张学昕谈稿子。嫂子说，你也太过分了。哈，我内心深深感激建法兄长，感激他对我的拉扯、指导和扶持。有建法兄长的帮助和信任，我才有今天的成长和对评论的良好感觉，才有了现在这种自信。 林建法：我不说什么了，我还是要感谢一下，感谢复旦大学中文系组织这个会，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会。我把嫂子的信息念一下： 三十五年的婚姻不会让人激动，三十年的《当代作家评论》的活动不可能不让人激动，我现在不敢激动，不敢看到你一杯一杯干下去的样子，过去敢，现在不敢了，因为我们的年龄不让我们这样激动了。心里非常感谢朋友们对你的厚爱，这次的会是对你这么多年的厚爱，更是对你的鞭策。我是粗人，没文化，不会说什么，只会在这里祝贺大会圆满成功。 风风雨雨三十载，弹指一挥间，要想风雨再重来，还需弹指三十年，那时各位再一聚，还会想起前辈徐中玉，哈哈哈，做饭了…… 栾梅健：时间过得真快，一个上午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大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充分阐述了文学理论期刊对于当代文学的影响，尤其是结合《当代作家评论》三十周年总结了不少的经验与启示。这些观点无疑是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可以肯定地说，三十年来，《当代作家评论》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与指导作用，它不仅对一大批重要作家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与探讨，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批评家。在当代文艺理论期刊的百花园里，《当代作家评论》无疑是最鲜艳的一朵。在此，我们真的非常感谢长期担任该刊主编的林建法以及他对这本刊物付出的心血与辛劳。 好的，今天的研讨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