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部厚厚的书稿，我方佛是在同两位文坛前辈和师长倾谈对语。一位是作者牟心海先生，一位是作者所论的王向峰先生。两位先生都是名重辽海的作家、学者，在全国也颇有声誉。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沈阳工作以来，多蒙心海先生提携指教，而对向峰先生则执弟子之礼，岁月不居，回想这么多年，两位先生的人格风范、道德文章，乃至形容动静、殷殷教诲，无不在心在目。而最令我感佩的，是他们在人生和事业中所表现出的青春不老、自强不息、健行不已的活力和创造力。
    《王向峰的美学世界》是一本大书，全书凡九编四十九章，近三十万字，是对向峰先生多部美学著作的最系统也最用心的梳理和评述，其中不乏知人论世的抉发，独出机杼的阐析，其重新嵌合，重新建构之功，就如同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小说《寒冬夜行人》，一些书的故事和阅读者自己的故事已经奇妙地融汇在一起。
    向峰先生是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也是当之无愧的文学教育家、评论家，他滋兰九畹，树蕙百亩，仅博士、硕士高学历者就芳菲不尽，而在执教杏坛之余，他又精于著述，成就骄人，尤其年近八旬而沧桑无倦，仍坚持教书育人，参与文事，其笔耕之勤，境界之新，创获之巨，堪称辽海学界和文坛几代人的师表，其生命格局和精神气象足令我等晚辈景仰。然虽德高望重，向峰先生为人却十分亲和质朴，行事又极为淡定自然，无论是对平辈、对晚辈、对官员、对学子，都能蔼然相处，绝无趋奉或张扬。无论什么场合，他如果不是在发言或亲自主持，就是在质朴地沉默和微笑着，聆听别人，一派沉潜虚静。向峰先生尤其感动大家的是他总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虽鬓角斑白，却身轻如燕，矍铄而利落地在繁华街巷中穿梭来去。可能正行走间，随时就会有一辆豪华轿车在他身边戛然停住，然后就有人从车上惊呼而下，虔敬地叫着老师，那往往是他的弟子，辽沈地界的大小官员。弟子感叹，说老师偌大年纪，怎么还骑自行车呢，下次出门打个电话，给你派车就是了。向峰先生就说行，你忙吧。而等下次出门开会，却还是那辆自行车，那套中山装，那顶前进帽。随便带个旧布兜，里面装着书稿和材料，一副乘心而游，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样子。
    我常想，向峰先生既是美学家，那么他这种生活情调，是否标志了某种美学品格呢？马克思说：“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对此蒋孔阳先生有过解释，说这就把选择什么样的美和是什么样的人联系起来了。向峰先生所选择的美，可能既是广博的也是单纯的，作为著作等身、建树不凡的前辈学人，他似乎已把德国古典美学的精神、俄罗斯崇高美学的境界、中国情趣美学的风致集于一身，但他最大的特点是朴素，希腊哲人或中国先贤式的朴素。
    回过头来说，心海先生也同样是朴素的。他身材高大，衣着比较随便，有时也骑自行车，也带旧布兜。总之，仅凭外观，很难看出他是个曾担任过市委书记、省文联主席的领导者。他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诗人，出过多本诗集，也获过多种文学奖励。他给读者最深的印象是诗风多变，不拘一格，中年变法，老树著花，总体上既面向时代，也坚持艺术个性。他似乎总是不满足，总是在实验，从传统新诗到现代诗，上下求索，频出佳作。可以说，他赢得诗坛广泛赞誉的就是贯穿其整个创作历程的探索精神，而探索性本身就构成了他诗歌创作的一种风貌。所以我认为心海先生，他的人格和诗品，也是气象不凡的，就像他的名字，能让人想起海涅的那首激情洋溢的诗：“我的心也像大海/有风暴，有潮落潮涨/还有些美丽的珍珠/在它的深处隐藏”。
    实际上，心海先生总是不断地给人以惊奇，当人们叫惯了他诗人之后，他忽然证明自己不仅能写诗，同时还擅长书画摄影，可称得上是“诗人艺术家”或“艺术家诗人”。特别是他赋闲退休之后，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竟专心致志地搞起了文艺理论研究，不仅出版了多本个人评论集和论著，近年又为辽海学人写了三部评传，分别是《彭定安的学术世界》《武斌的学术世界》和此刻摆在我面前的这本《王向峰的美学世界》。这样的创造力和作为，我想岂止会令人惊奇，简直更令人叹美。用著名作家王充闾先生的话说，这充分体现了一个诗人“不断进取、渴望超越的奋进精神”。
    这种精神，也可以称之为浮士德精神，中国式的、现代式的、诗人式的。记得1984年，捷克诗人塞弗尔特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给他的颁奖词就是这样写的，说塞弗尔特的诗，“表现了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多才多艺地渴求解放的形象”。许多年过去了，新潮叠涌，时尚变幻，诗坛落花烟重，但那句颁奖词仍让我想起来就感动，人不就应该这样吗？诗不就应该这样吗？翻阅这本《王向峰的美学世界》，仅看那体系丰瞻、林林总总的目录，我一下子就重温到了那份感动。这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梳理，也是一种浮士德式的美学建构，不仅是学术、专业意义上的美学建构，也是两位先生个体人生和生命的美学建构，既标志了向峰先生审美精神的大格局，也显示了心海先生诗化生命的大境界。
    五四时期歌德的《浮士德》被译介到中国，浮士德精神也随之被中国知识分子广泛认知。辜鸿铭曾在他的《张文襄幕府记闻》中，将其对《浮士德》精神旋律的理解，与《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意思联系起来，于是“自强不息”就成了浮士德精神的同义语，“已有的永不能满足，应有的永远胜过已有的”。但问题在于，浮士德作为德国精神和世界文化的一种象征，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中国古代思想传统的简单再现，至少，除了永不止息的奋进和上升，浮士德精神还应包括俯仰天地、体验人生的广阔性，这同样是不可忽略的一面。
    人生的广阔性与学识的广博性，虽然有层次上的区别，但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胡适先生当年任北大校长时，曾提出一个标准，希望教授们都能够做到广博，达到“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境界。这八个字出自朱熹晦翁的诗：“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研讨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每次吟读，都颇让人感慨，今天真正能做到这样“邃密”和“深沉”的教授学者能有几人？好像非但不比胡适的时代多，而且相反，正日渐稀少乃至鲜见。而向峰先生是无愧于这样的标准和境界的，仅从心海先生为他所作的这本评传看，举凡美学基础理论、文艺美学理论、鉴赏美学、批评美学、西方古典美学、西方现代美学、中国古典美学、中国现代美学，在他的研究视野中可谓无所不包，整个建构恢宏而繁复，差不多是为整个美学史绘制了一份精神图谱。其中涉及的中外哲学家、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作家、艺术家之众多，之经典，令人称羡，足可供学习研究者查阅圈点。
    比如关于歌德，向峰先生在《西方美学讲稿》中就有所论述，虽然其中没有提到歌德的代表作《浮士德》，而主要是阐释了他的美学思想，但赞赏之情，已证心曲。向峰先生以歌德的同时代人席勒作为参照，简洁而透彻地指出：席勒强调“感伤的诗”，也就是浪漫主义的精神；歌德强调“朴素的诗”，也就是现实主义精神。相比之下，歌德的主张因其不忽略特殊性，坚持在“特殊中显现一般”，所以对艺术实践更有意义。在这里，可能重要的并不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劣比较，向峰先生也未必特别否定浪漫主义，他所表达的其实是对一种人生境界的认同和肯定。
    这种人生境界，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接通着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
    20世纪的哲学桂冠，据说分属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以及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导论》。而卢卡奇的主要贡献，则是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恢复了“总体性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核心地位”。所谓“总体性”，简言之就是从总体上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方法，同时也包含着彰显历史、揭示异化，强调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内在逻辑。因此卢卡奇认为，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灵魂，而人“应当渴望总体性”。
    歌德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精神，与“总体性”思想的契合之处在于，一是都可印证黑格尔的“真理即整体”；二是都张扬人的精神解放；三是都坚持从特殊到一般。对此，卢卡奇说得十分清晰：总体性是具体的，反之，孤立的现象和经验才识抽象的。总体性之所以是具体的，是因为它包含着连接所有孤立事实的所有中介。这样的总体观影响了许多重要的当代批评家，如杰姆逊，他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曾经这样评价卢卡奇，说《历史与阶级意识》表明，卢氏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分析已经不同于别林斯基与车尔尼雪夫斯基。这种不同可能意味着（按我的理解）后者多少是有些席勒化的，而卢卡奇的总体性概念则是承接了歌德的“朴素的诗”，体现了审美批评尊重特殊性的原则。杰姆逊本人的批评实践也正是这样，他坚持“从美学到政治”的分层阐释，认为人们阅读作品应该从审美开始，首先关注纯粹的美学问题与形式问题，只有在具体而充分的审美分析中才能引入政治的宏大叙事。
    向峰先生的美学建构，在我看来，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的美学建构。他的多部美学论著，也包括他的文艺批评和创作，可以说有三个基本的支撑，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怀，中外美学史的思想资源，立足于中国经验特殊性的审美分析。这是我对先生著作的个人化理解，特别是对他《〈手稿〉的美学解读》，体会更深一些，在此略加详述如下。
    马克思的《手稿》写于一个半世纪之前，它的被发现和公开发表，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思想史、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有人说这是个哈姆雷特式的文本，像“延宕的王子”，但却直接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的文艺复兴。用詹姆逊的话说，从此，马克思主义开始摆脱了它的“东正教”传统，不再像是列宁和苏维埃时代那些泛黄的老照片，而是重新恢复了青春。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开始，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西马”，即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者新马克思主义，包括其美学理论和文艺学说。
    新马克思主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区别？我认为至少有两点，一是更突出了哲学维度，二是更突出了美学维度，而这两个维度集中到一点，那就是总体性的高度。马克思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詹姆逊就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哲学，而是一种历史哲学或一种思想，所以像卢卡奇，在读到《手稿》之前，他只能从马克思的政治学和经济学著作中去寻找哲学，比如从《资本论》中阐发出他的物化理论。而《手稿》的哲学品格是显而易见的，其中充满了这样一些富有诗意的命题，诸如“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自然的人化”，“人的异化”，“人以全面方式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等等。总之《手稿》的核心概念就是人，就是以人为本，这无可争议地标志了它的哲学品格。另外从美学方面看，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十分系统的艺术理论，所谓马克思主义美学，只是由后来的理论家通过对经典的解释建构起来的一种体系，只是从《手稿》的被发现开始，马克思主义美学才真正蔚为大观，并呈现出一种现代的风貌。因此“西马”的代表人物许多都是文艺理论家、美学家。
    伽达默尔说，真正的哲学和诗有一种奇妙的接近。对《手稿》的历史价值也同样可以如此理解，正因为《手稿》恢复了总体性的核心地位，马克思主义才“生出了浪漫双翼”， 并在人们心目中有了新的与时俱进的份量。从此，马克思主义不再是那种把“生产关系”强调到像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那样程度的经济决定论，而是有了更多的哲学性、审美性、人文关怀，呈现出存在论的、诗意的崇高境界，或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是天人之学。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刘小枫的《诗化哲学》把“西马”的一些代表人物，如马尔库塞、阿多诺等，与他所说的一些“诗意哲学家”，如谢林、荷尔德林，尼采、海德格尔相提并论的时候，他所看到的正是总体性的精神风韵。
    向峰先生对《手稿》的系统解读和阐发，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也融进了总体性的精神风韵。全书是学理性、思辨性、赏析性、论战性的结合，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时有洞见，显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理论整合力量。其中最有价值的我认为是这样几章：第三章：“美与劳动创作和劳动异化”；第七章：“人化的自然界与自然美”；第八章：“人化的自然界与艺术创造”；第十章：“美的实现与人性的复归”。马克思主义美学，如果这确是一个名至实归的体系，那它首先就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崇高美学，宏大叙事的美学。而向峰先生的解读可以说通篇把握了这个要义，比如“劳动创造了美”，这就是个崇高的美学命题，马克思在《手稿》中好像只说了一句，并没有展开，但作者却抉幽发微，专用一节予以阐释。还有在另一节对“异化劳动也能创造美”的辨析，也非常精到，给人很多启示。
    当然，《〈手稿〉的美学解读》的作者并非完全认同“西马”诸家的观点，例如对卢卡奇就有赞赏也有批评。立足于学术研究的本土化立场，不盲从他见，努力发扬中国特色，贴近中国实际，突出中国经验，在文艺美学理论的现代化与民族化之间寻找阐述的支点，这是全书的基本思路，其最大特点就是不极端，不偏执，贯穿中和之美。如果说传统马克思主义是以《资本论》为经典，新马克思主义是以《手稿》为经典的话，向峰先生则是以二者的经典为经典，他的写作过程应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理论整合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他做到了两个贯通：一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两个理论框架的贯通。作者熟悉传统的马列文论，也研究过包括卢比奇在内的现实主义美学，对“西马”其他代表人物的观点和主张同样也有较多了解。所以他的理论整合工作比较驾轻就熟，或者说既驾轻就熟，也用心良苦。其心路历程我认为可以这样理解，正是因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才更需要维护马克思早期著作和后期著作的统一。
    其次，是对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贯通。作者学兼中外，对中国古代哲学美学思想也很有研究。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个章节都有中国传统美学观点的引证和对照比较。这是令人感动的，其实这不仅是引证比较的问题，而是文化精神和文化情怀的问题。向峰先生是一个浸染着传统情怀的学者，如果他讲英语，会总要带一点中国腔，带一点质朴的乡音，他好像只有在母语中，在回望故乡、守望家园的时刻，才会有心灵的安顿和面对理论彼岸的自信，也才会像卢卡奇在阐述《手稿》时所说的那样，真正的人的存在，就是要努力实现“人作为自身完美的总体”。
    行文至此，我想起李泽厚先生和詹姆逊1984年在美国的一次对话，当李泽厚提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认为需要“创造出一种新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詹姆逊提出质疑，说他不明白“这一独特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对世界有哪些价值。詹姆逊的这种高傲态度，除了表明他的西方中心论立场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违背了他所坚持的审美批评尊重特殊性的原则。他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发展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我们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经验的一部分。而正因为如此，发展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理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合逻辑的，是重大的时代课题。
    而向峰先生的《〈手稿〉的美学解读》，乃至他所有的美学论著，都可视为对这一重大课题的回应和探求，这样的美学建构，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说：“整体的美与人的整体本性相对应，破裂的美与人破碎的本性相对应”，我觉得还应该这样补充，整体的美和人对总体性的渴望也是相对应的。
    心海先生对向峰先生美学建构的认同和梳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他的自我建构。这里有独立的视角和方法，无论在体例编排上，还是评析诠释的字里行间，我们都可见到作者自己对美的发现和理解。我认为可以这样评价心海先生的工作，他近年所撰写的三部学人评传，即彭定安先生所称的“心海三书”，大体而言有“三化”之功，那就是系统化的梳理，经典化的提炼，合起来是一种历史化的努力。此外还有一个过程，我称之为风韵化，即心海先生在其中也赋予了他自己作为诗人的个性体验和话语风格。特别是在这本论向峰先生的书里，我感到他不仅有认同，而且面对复杂的话语世界，保持了自己的理解力和叙述张力，并根据自己的美学观有所抉择和彰显，从而写出了这本动人的赋格曲式的著作。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心海先生通过再现一种整体的美，其实也解释了他自己的秘密，因为正是他用心发现并勘查了那个美学世界对总体性的深切向往。
    从浮士德精神说到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在这个“总体性缺失的时代”（卢卡奇语），可能多少有点理想化了，但我想表明，浮士德也好，总体性也好，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或美学理想，实际上都曾照亮过中国现代以来几代学人、作家的心史。美学家宗白华的人生道路就深受歌德及浮士德精神的影响，他宣称要毕生“拿歌德的态度做人”，说歌德“带给予近代人生一个新的生命情绪”，那就是对“生命本身价值的肯定”，就是“永久青春”的感觉。
    此刻，翻阅这本厚厚的《王向峰的美学世界》，我在向峰和心海两位先生身上，也同样感受到了这种对“生命价值本身的肯定”和这种“永久青春”的感觉。他们不仅富有智慧，更富有生命的激情，他们勇于创造，是因为他们的心灵年轻，他们的精神世界，也许就如同我喜欢的一首美国乡村音乐所描述的生活：“比树古老，比山年轻，生长如微风”，是的，他们的创造力就仿佛是奇迹，就仿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生长。
    两位先生共同邀我写作此文，荣幸而又深感惭愧，学识视野有限，随意写成而已，实在不敢称为序。美国后现代作家巴塞尔姆，有篇小说题为《歌德谈话录补遗》，内容应该是虚构的，但读起来轻松有趣，我想把其中一段从英文译过来，敬献两位先生，并作为此文结尾：
    “有一天我走进歌德的居室，看到一个很大的未拆封的邮包正立在大厅中央。‘你猜这里面是什么’？歌德微笑着问我。我说不知道。歌德解释说那是一件雕像，是一位荷兰艺术家寄给他的礼物。他一面说一面极为小心地打开邮件。当那个高贵的礼物展现时，我真是惊羡不已。那是个年轻女性的雕像，而且是狄安娜，她张弓搭箭，引而不发，神情毕肖。我和歌德不禁称赞起那形态的完美和细节的精确，特别是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精神气韵，仿佛正从作品中挥洒而出。‘确实不可思议！'歌德感叹道：‘所谓艺术，就应该这样不同凡响’。他好像对自己这句话特别满意，又连续重复了好几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