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如今一路急奔，就像被自己放出的狗咬自己，急急如律令地出作品、出作家、出奖项，无暇顾及喘息之地，流放了精神的回顾与眺望。当前文学的混乱情景让我们不得不重视文学的精神立场问题。
    如果没有精神立场，我们的生存、创作和阅读都处于审美茫然的状态，无法对生活加以判断。当前中国的文学远离了艺术的平静和单纯，理由是：平静和单纯不再是人性和诗性的核心，在丰富的日常生活情景中，充满了吵闹不安、猜忌争斗以及对别人生命的无视，在职场、城市和乡村情景中的欲望有增无已、花样繁多。这样的文学常常醉心于平庸情趣、肤浅快乐、时尚享受、利益争夺、权术谋算、享受的放纵、底层的晦暗、乡村的困斗甚至卑劣丑恶，对这些情景津津乐道、揣摩把玩，并且影响了现实中人们的生存态度，而现实中的人们则可能被鼓舞着去向往这些情景，这反过来加剧了这些情景在现实和文学中的循环反复、重叠出现。这是因为，文学与现实共谋而淡漠以至丧失了某种精神立场，这可能意味着，市场中国的文学正在丧失对生活的判断力。
    1990年代的精神问题没有现在这样尖锐突出、广泛严重，显不出一种精神立场对历史的深刻影响，也显不出当精神缺位时，即社会缺少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力量时，一直被压制的反向意识力量，比如利己主义、娱乐化力量就会乘虚而入，占据对社会的意识控制，对社会形成极大破坏。而今这种破坏不但严重，而且正在酿成精神危机，文学首当其冲、推波助澜。文学对此应该有深刻反省，意识到文学对混乱浮嚣生活的照猫画虎式描写所带来的精神破坏，并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寻找精神立场的责任。为此，文学必须自己先挽救自己，去寻找自己的精神立场。
    精神立场不是一个专为文学批评而呼唤的旗号或概念，而是一个从现实起身出发去寻找的一种现实和文学的精神需要，也是生存本质的表现。它包含了很多内容，但并不空泛，因为由此可以从市场中国的许多具体现实问题和文学问题出发去看精神问题。
    文学的精神立场应该是人性的立场。人类的所有重要作品，及至当代受欢迎的西方电影大片，其最重要的标准都是对人性反映得怎样。当前中国的人性状况极为独特，不论在现实中还是在文学中，人性都遭受着利益和享受的压制，而不是政治压制，这种人性压制面临着权力化利益结构和时尚化娱乐的强大压力，这实际上产生了对思想的压制，文学常常因为渴望与利益和享乐的一致而不再说话、不再思想，不再追求人性。具体地表现出来，就是我们的许多文学作品不知道在讲什么：没有主题，因为缺乏对人性的理解。
    人性与正义相关，在当前中国的文学中，除了反贪腐作品，很难见到与正义相关的人性追求，实际上，正义就在身边的生活中，它并不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正义与人性更应该体现在人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在那些日常叙事和平庸叙事、乡村叙事中。正义是为了保障人性与幸福实现，而人性所包含的巨大怜悯与同情常常在追求正义时实现。正义保障人性化幸福的最大实现，当人们因为怕利益受损而不敢或不愿同情和怜悯别人时，正义与人性一起消失。
    精神立场的另一个核心意识是灵魂追求。当前中国文学常常缺乏灵魂追求的意识，文学中的情景常常与现实生活处在同一平面，文学并不提升生活。灵魂是一种纯粹理性，而人性是实践理性。人性是现实性的具体行为，灵魂是超越性的精神目标，人性可以在现实中逐步实现、逐步完美，灵魂则只能作为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终极目标，只能是在自己想象中追求的信仰，它特别适合文学去描写。灵魂立场不仅与当前中国文学中广泛的身体享受、身体快乐、身体自由和身体幸福相对，更重要的，它是一种遍及各种生存和文学的广泛的超越性追求，表达了生命对更高生存层次的渴望，烛照了人们现实生存的浮华喧嚣。
    理性也是精神立场的一个核心意识。理性是为追求真理而存在的，有了对真理的追求，人们的生活不再盲目。真理是信仰目标，而理性生活是为了实现和验证生活中的真正信仰。有了理性和真理，人们才能明辨善恶是非，而当前中国的文学缺乏理性意识和真理追求，因此许多作品中的主题和内容都没有一种正邪善恶区别，最突出的就是崇拜权力与利益、胜者王侯败者寇、不问苍生也不问鬼神、快乐就好的生活。人应该过的是真理性生活，我们应该拥有的是真理性文学。追求真理的生活过程也是历史的过程，人们用知识理性验证真理，用生活理性与真理融合，用文学寻找真理性的朴素生活，真正的艺术自我并不缺少为真理献身的理性。
    人性让我们向往高尚，灵魂让我们向往纯净，理性让我们向往真理。这样，文学的精神立场就是一种向上仰视的立场，文学中的生活，应是一种向上仰视的生活。文学要寻找、创造、呈现、实现这种神性生存精神，使现实中的生命去向往这种超越现实的心灵生存，不被现实中的贪婪和冷酷所陷落。文学是生命向上的仰视，它仰视的是生命的高度——一种生命的诗性或神性，而神性是人性的最高表现。一种独特的精神立场就是一种神性的立场，它超越性地上升和俯视，由此产生文学特有的诗性智慧、存在方式、生活状况的表达。向上仰视的生存精神，包含着像对神一样对人的最高品质的敬畏和信仰，包含着人的神性生存精神。
    但我们是在地上向天上仰视，仍然要返回现实，于是，文学的另一个立场是介入现实的立场。但是，这与那些以自我实现和艺术自由为理由而放弃文学介入社会功能的立场形成对立。文学的力量不在于与现实对等而表现和再现，而在于发现和介入现实。文学的精神立场首先体现在对社会的发言，对社会的发言保证了思想力量与艺术力量相统一的诗性力量，任何文学都无法逃离社会的意识形态，文学家应该保持介入现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但我们的大量写作者却是在为自己发言。当前中国的文学亟需一些对社会生活和生存意识的独到、犀利、有力的发言，而这样的文学仍然太少。
    介入现实是一种写作态度，也是一种生存态度，远离现实的文学，是故意远离历史的真实性。一个作家的生活方式总是与他的写作方式、审美方式相一致的，不能以写作的自由和独立性来遮掩自己的生存态度。有什么样的精神态度，就有什么样的生活和写作。有些人认为，可以过着声色犬马、荣华富贵的悠闲日子，却可以写出铁马冰河、含辛茹苦的生活，可以将正在发生的个人生活与正在写着的社会生活分离，这成为许多人在写作中放弃精神立场的一种借口。但是，一个人是无法从他自己的生活本质中逃亡的：生活方式就是精神方式、写作方式，生活立场就是写作的精神立场，生活形式和观念不可能不影响文学态度。至少在当前中国还没有看到一方面沉溺于世俗功利甚至卑劣生活，一方面能够书写出人性纯净和生命崇高的情景。
    当前中国许多作家用文学来求生、用写作来确定生活地位，从民间化入主流、从底层化入上层，由愤世嫉俗或认真批判，变为对现实酬唱应和甚至阿谀奉承。这些作家处于非职业化、边缘化和底层化时，他们没有什么可保卫的名分和利益，一旦他们的写作行为被承认，他们被确定了作家甚至名家身份后，他们写作的活力便渐渐消蚀，他们的生存立场就改变了，写作立场也随之改变，转而用写作来保卫已经得到的利益和名分。实际上，他们的精神立场发生了改变。现在，他们应该洗干净脑子再说话，洗干净手再写作。
    就文学本身以及文学家与现实的关系讲，勇士总比懦夫好，思考总比麻木好，放弃利益比自保利益好，介入现实比自诩清高好。文学的特性是以精神介入现实，其中包括对政治经济活动的影响，它不能像政治经济活动那样解决具体的人类生存必需问题，而是以精神方式、心灵方式影响人们生存的必要性，由此，文学无法从精神立场中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