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是一条河，他的同胞诗人海涅说：“康德是哲学河流的重要源头之一，后来者们都是吸纳了他才变得伟大起来”；康德也是一座桥，俄罗斯学者戈洛索夫克尔说：“在哲学这条道路上，一个思想家不管他来自何方与走向何处，他都必须通过一座桥，这座桥的名字就叫康德”。
    总之，康德的伟大在于，他不仅自己成就了伟大，也把伟大引入了哲学与世界。
    康德出生在东普鲁士的首府哥尼斯堡，有趣的是，这个曾经显要的城市也恰好有一条河，河中心有两个小岛，小岛与河的两岸有七座桥连接。于是有哲人提出了问题：在所有桥都只能走一遍的前提下，如何才能把两个小岛都走遍？这就是所谓的“哥尼斯堡七桥问题”，因为有许多人孜孜不倦地尝试去解析，最后发展成了数学中的图论。
    康德毕生都没有离开这个城市，死后就安葬在哥尼斯堡。在那里，他不仅留下了他的哲学著作，还留下了关于人与时间的神话。据说康德非常恪守时间，在哥尼斯堡大学，他每天的起床、上课、进餐和散步，都能准时到分秒不差。因此有人说：“哥尼斯堡的主妇们总是根据康德每天路过的时间校正钟表”。
    但恪守时间的康德却没有想到时间的沧桑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哥尼斯堡被归入苏联版图，更名为加里宁格勒，现属俄罗斯。如今，惟有以康德名义雕制的一座铜碑，被安放在哥尼斯堡的城头，铜碑上镌刻的铭文，是从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中摘出的一段话：
    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经常和持久地思考它们，就越是对它们发出赞叹并心怀敬畏，那就是我们头上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
    这段话的原文应该是德文，后来就有了标准的英文版、法文版、俄文版、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文字版，也包括中文版。这段话作为康德的名言，可能比康德本身还要有名，或者说，这段话和它所言说的那两种东西一样，让人越是思考，就越是发出赞叹。
    是的，正是康德，他从哲学高度上，为我们的精神世界引入了星空之思，也引入了心灵之思。根据《圣经》，星空是上帝创造的，但星空的精神价值，却是由康德赋予的，至少自康德开始，星空才真正成了一种精神主题。有一次读到有人盛赞某国学大师语，概言星空将颓，万民奔号，而此时先生出，将星空整布如新，众人遂安（大意如此）。赞语固然神妙，但任何国学大师，我想都未必能当得起，莫若移赞康德，才似恰如其分。
    其实康德的功绩，不仅在于整布星空，更在于以星空来统摄道德人心。对康德而言，也许星空就是宇宙的道德律，而道德律就是人内在的星空，二者是相映生辉，同等绚丽壮美的。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对此独有领会，他说：“人是星空的微观形式，人身上隐藏着神秘的宇宙力量”。这种宇宙力量我们在中外艺术经典中随处可见，仅就诗歌而论，从密尔顿到惠特曼，从叶芝到里尔克，从雨果到曼德尔施塔姆，莫不是降星空与人心，以人心观宇宙。绘画有梵高的《星月夜》，还有美国画家麦克斯菲尔德.帕里斯的《望星空》——画中那位坐在海边少女，她心里该盛着多少星光，有人说这也同时表现了美国精神，那就是因信仰而自信，因自信而沉静，因沉静而美丽浩瀚。
    有时候，人心里的星光甚至会溢出，恰如鲁迅所描述的古琴之音：“须臾响急冰弦绝，但见奔星劲有声”。
    2006年11月，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有个讲话，在讲话中，温总理就引用了康德的这句名言，赢得了全体代表经久不息的掌声。当然，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都会赢得掌声，而且是多次的掌声，但在我的记忆中，那一瞬间的掌声不仅是热烈的，而且是别样的，其中包含着特殊的感动，感动于国家的领袖群伦，以及我们自己，对一位德国古典哲人的理解和尊重。
    而且，康德所呼吁的那种与天地之大美密切相关的内在道德秩序，对于我们这片古老的，现如今是市场喧嚣、法制初兴、渴求经济发展、瞩望文化复兴的神州大地，又该是何等的重要。想起另一位德国哲人叔本华的感叹：“我们头上的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律！康德！！！”
    其实康德的这段话，在汉语中还有一种文言的译法，我更喜欢：“位我上者，灿烂之星空，居我心者，道德之律令”。给道德律加一个字，变成道德律令，不仅语气上显得更加迫切、庄严、不可抗拒，而且因为对仗押韵，也被赋予了五千年古老汉语所独具的审美意味，那就是工稳和隽永。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康德言说了“律令”，他的言说本身却并非什么“律令”。正如在解构主义看来，一切话语都可以被质疑、消解一样，康德的这句哲学圭臬般的名言也不是不可以被挑战的。
    近读刘再复先生论《红楼梦》，他说曹雪芹有“女儿本体论”思想，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极致的女性主义，进而引证康德的名言，说曹雪芹与康德不同，曹氏所最艳羡的，一是天上的星空，二是地上的女儿。这是戏拟，但很其当，这让我想起不久前有位朋友驾车伴我出行，在笔直的高速路上，他突然颇有感慨地说了一句：“康德说了，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路上的交通法规”。
    戏拟接近挑战，同时也接近赞美。真正对康德构成挑战和质疑的，我认为是美国诗人艾德温•马克海姆（Edwin Markham）的一首很短的小诗，题目叫《第三奇观》（ The Third Wonder），译成汉语，只有朴素的五行：
    有两件事，康德说，会撼动我们的灵魂，
    一是天上的星空，二是道德的精神。
    而我知道还有件事，虽然不够明显，
    但更令人惊心，那就是一无所有的人民，
    年复一年，怀着巨大的沉默与坚忍。
    说实话，这首朴素的小诗比许多长诗、诗集更让我感动，它几乎是堪称雄辩地表达了一种力量，也表达了一种爱和一种美。哲学不该漠视人民，伟大如康德也不该漠视人民，因为，没有人民的星空能称得上星空吗？没有人民的律令能称得上律令吗？
    为了这样的认同和敬意，我把这首诗同另外两首诗，即桑德堡的《人民轶事》（The People, Yes）和唐纳德.霍尔的《牛车夫的快乐生活》（Ox Cart Man），一起译出，以总题《美国民生三部曲》发表。我喜欢这样的诗。美国出版的《美国最佳诗歌》（The Best American Poetry），应该是比较权威的年度选本，从新世纪开始，每年的我都会看，并从那里选译我认为更好的诗。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并不像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其实在美国诗歌中，不管是现代诗还是后现代诗，人民的主题和意象都是源远流长的。而相比之下，我们中国近年的诗歌该多么需要反省，人民的缺席，显然是中国当代诗歌最突出的问题，精神上漠视人民，形式上脱离人民，从而在阅读接受上，也必然被人民所抛弃。因为没有人民，我们的诗歌也没有星空，更谈不上应有的道德感。
    提到美国诗歌，据说对中国当代诗人影响最大的是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但不知众多仿效其诗风的中国诗人，是否也了解他的诗歌观念。例如在《必要的天使》中，他反复阐述诗歌的社会功能，核心却是一句话，非常朴素鲜明：“诗人的使命，就是帮助人民去生活”。
    没有这样的观念，史蒂文斯就不会是史蒂文斯，现代诗也好，后现代诗也好，也就不会具有任何价值。
    当然，诗歌毕竟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当我们的诗歌被认为不再反映社会生活的时候，我觉得它至少反映了一种社会风气，那就是虚假和力不从心。正如在许多官场，人民只是文件和讲话里的概念，而每当涉及到现实矛盾和实际利益，人民却往往处在被漠视乃至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位置。有时候，这种漠视甚至是无可奈何的。当此之际，星空何在？律令又何在呢？
    所以，仅仅苛责诗歌是不公正的。但对于《第三奇观》那首诗，我还是忍不住地想，如果这诗是中国诗人写的就好了，如果我们的各级官员都知道这诗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