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首之年，2011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一个良好的开端，意味着此后进程的顺遂。就文学领域来看，这一年的前半年，文学创作异常兴盛，文学批评持续活跃，文学交流格外频仍，文学活动十分丰繁，从各个方面看，都称得上是平流缓进中时见波澜，欣欣向荣中春色满园。而长篇小说作为人们考量年度文学成就的主要指标，从年初伊始，便好作联袂，佳构不断，而且不同的作家群体都有备而来，不同的题材写作都有声有色，整体上表现出了勃勃的生气，也呈现出了诸多的亮点。
    乡土题材多力构
    因为生活与文学的诸多原因，乡土题材在长篇小说中一直占据着重要乃至首要的位置。当代以来好的和比较好的长篇小说，大都集中在这一题材领域。这样一种长盛不衰的情形，既使乡土题材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又使乡土写作的出新面临极大的难度。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2011年上半年，贾平凹的《古炉》、叶辛的《客过亭》、关仁山的《信任》等作品的接踵出现，并在某些方面有所展拓，就令人格外欣喜。这些作品或在叙述角度上别具一格，或在表现对象上今昔兼顾，都或多或少表现出了各自的求新与求变。
    贾平凹的《古炉》与他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秦腔》一样，都是写农村生活的。但与《秦腔》明显不同的是，《古炉》以一个政治上、人格上都十分低下和卑微的小人物——狗尿苔来看取“文革”前后的大时代，在不对称的关系、不正常的视角里，揭示出了乡村政治与乡村人性的特异风景。这个极度贫穷的村子，平素就积累了各种各样的隐性矛盾，得遇“文革”，他们便使强用恨，争吵不休，相互戕害，大打出手。全村没有一个良善的完人，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坏人，但人际之间却充满了怨尤、愤懑和不和谐。作品由此揭示出了乡村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他们的所谓政治，并非与当时流行的革命政治真正接轨，而是有着另外的含义、另外的缘由，那就是农村生活长期以来的贫穷化与不平等，而“贫穷容易使人凶残，不平等使人仇恨”。《古炉》的“文革”是如此，中国的“文革”何尝不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部以点代面地概写中国基层社会和农村“文革”的乡土小说。对于作品的碎片式的叙事艺术，人们在高度评价其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都坦言因为并非以故事推动情节发展，因而是一部难读的作品。
    关仁山在《麦河》之后写作的《信任》，把现在的西柏坡与过去的西柏坡巧妙地勾连起来，描写了西柏坡所在的“山城县”正在发生着的各种深刻变革，通过西柏坡三代共产党人的追求和命运，借助一个个曲折动人的故事，刻画了我们党的基层干部面对治理环境、老百姓增收、工业升级转型、走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等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在权与钱的考验中，没有沉沦，没有腐变，而是敢于碰硬，勇挑重担，从而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爱戴。整个作品中，“信任”成为贯穿性的主题，而为了这样的“信任”，新任县委书记王竟明继承了老共产党人的光荣革命传统，大刀阔斧地进行环境治理，与各方利益反复较量，表现出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与坚韧追求。同时，作品还由干部与群众、上级与下级、搭档与同事等的相濡以沫、同舟共济，描述了干群之情、同志之情、兄妹之情、夫妻之情和朋友之情，记述了在和平发展年代党员干部如何重新建设“信任”，努力营造“人民信任党，党信任人民，同志信任同志”的和谐关系。
    擅于知青题材写作的叶辛的长篇新作《客过亭》，虽然还是在写知青一代的“现在进行时”，但把老知青们再度回乡的所感所思，与其当年插队之时的所作所为联系起来，写前后两个时期生活与人生的隐秘勾连，寻绎了整整一代人的信仰和爱情，追索了他们过往的过失及影响，回忆了他们有过的希冀和欲望，透过他们色彩斑斓的个人命运和各自承载的心灵重负，写出了逝去年代的至诚至愚、至真至悲，也写出了逝去年代里生命轨迹中的尴尬和无奈，更写出了这一代人的生活现状，及对人生、命运、爱情、历史、社会的诘问。经历了这样一番洗礼，当再度重逢于“客过亭”时，他们在殊途同归的人生之路上，终于明白“再绚烂辉煌的东西都会输给无情的时间”，从而各自寻找到了生命的真谛。知青岁月是一代人的心痛，也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段阵痛。作为知青文学的杰出代表，叶辛始终关注这一代人的生存境遇，本书正是这样一部既具历史反思精神、又充溢着当下时代浓郁气息的厚重之作。
    史事书写出新作
    这里用史事书写代替历史题材，是因为历史题材有其约定俗成的定义，即主要指涉古代的历史，而近年来出现的许多作品，既不囿于现实生活，也不属于古史范畴，它们或者把近现代的历史打通，或者将现当代的历史勾连，都非严格意义的历史题材，而使用“史事书写”的说法显得更为准确，也可与那些述古史、讲帝王的作品区别开来。而在史事书写方面，这半年来的作品中，王安忆的《天香》、方方的《武昌城》、肖克凡的《生铁开花》，因在他们个人的写作进取中表现出一定的突破，作品也确乎厚重而独特，因而都很值得予以关注。
    一向以现实题材的写作为主的王安忆，其新作《天香》把作品呈现的生活溯推到了明清之际。这部作品由明代嘉靖三十八年间上海的申家开始建造“天香园”起始，由几代女性共创“天香园绣”的故事，描写了刺绣的兴起与申家的沉浮，笔墨广涉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方面面。在日常生活事象的串结下，社会的动乱、重要的事件都悉数登场，而民俗的传承、文化的流变，更是蔚为大观。由明清之际的刺绣技艺和女性故事，展示了明清之际的沪上风情与世间万象，这使这部作品成为王安忆最具历史厚度与文化深度的史事写作。小角度的小故事，却透射出大视野、大格局，这可能是《天香》这部作品的独特性、重要性之所在。
    方方的《武昌城》，也是初次涉及史事写作。作品以1926年北伐战争武昌战役为中心事件，再现了当时的历史情境与战斗场景。小说分上、下两部，分别写城外北伐军的“攻”和城内北洋军的“守”。上部以追随北伐军的青年学生梁克斯、罗以南，北伐军连长莫正奇以及女兵郭湘梅、张文秀的故事为线索，描写了战争的惨烈，战争中人性的袒露，理想和友情的强大力量以及不同信念、不同性格之间的冲突和契合。下部则主要刻画了北洋军军官马维甫，进步学生陈明武、洪佩珠，北洋军遗孤喜云等人物。在坐困愁城的日子里，军人的天职和良心、青年的激情和懦弱、少年的天真和早熟，都在纠结中得到充分的展现。小说最有意味的，是对“攻”与“守”双方的对等尊重，写出了各自的理由、各自的纠结。这种超越“敌”与“我”的传统意识形态的文化视角，构成了以文学家的立场、小说化的方式，对这段过往历史的重新再现与全新审视。
    如果说以上两部作品属于远史事的写作的话，那么肖克凡的《生铁开花》就属于近史事的写作。作品由“十七年”时期写起，重点抒写了“文革”时期的工厂生态与工人命运，并以点带面地折射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进程。作者在实现这一写作意图时，选取了以戏写人、戏中有戏的结构方式，那就是以一群高中生由“文革”初期的演出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到因政治宣传需要集体走进华北电机厂，再到成为工人之后的渐次分化与相互纠葛，以及改革开放时期面临的种种挑战与隐痛，把当代工人的运程与当代社会的进程内在地链接起来，使得他们的成熟与浮沉、成长与进退，都分别成为工厂的兴衰与时代的变异的具体佐证与生动注脚。或者说，作品就以这样一些工人的身影，巧妙地构成了一卷精彩的历史缩影。这些故事在今天读来既引人唏嘘，也启人思忖。
    女性写作有突破
    当下的女性作家，因为实力派的持续活跃、后来者的迎头赶上，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地位越来越显著，影响也越来越巨大。现在活跃在文坛的女性作家，各个代际都卓具实力，代际之间也衔接紧密，这种情形也属前所罕见，史所少有。就2011年的情况看，除去上边提到的王安忆、方方之外，孙惠芬的《秉德女人》、方棋的《最后的巫歌》、林雪儿的《妇科医生》，均在个人写作乃至女性写作中有所新变，有所进取，从而使女性作家的文学大合唱依然高亢嘹亮。
    孙惠芬的《秉德女人》说不清是一曲女人的颂歌，还是一曲女性的悲歌。正是这种两者兼备的特点，使得作品的内容既很复杂，又很丰厚。小说中的秉德女人，从一开始就跌入人生的最低谷，接下来是毁灭的加速和反复。但秉德女人又是一个是美的化身，面临什么样的打击与挫折，她释放出的总是内心深处的善。这种善让她得以继续生活下来，并坦然接受了命运中的很多不幸。如被抢劫式地嫁给申秉德，又遭到了曹宇环、周成官的欺辱，和秉东、秉义等家族中的男人发生的或自愿接受或暧昧不清的关系。小说在一个女人的故事中融入了社会历史的动荡和男权社会的霸道等。秉德女人的命运，既是乡村生活伦理的可能结果，也是社会历史带给她的必然结局。因而，小说由一个中国女人悲苦又倔强的人生，饱含了作者对于女性生命观的思索，也蕴含了对于男权社会史的批判。
    方棋的《最后的巫歌》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内中由远古历史、群落图腾和民间传说等构成的复杂内蕴，使它更像一部人类秘史的文学演义与文化探悉。小说以图腾为媒介，以三峡为背景，从历史记忆最坚深的地方开始，进行整体的时空比较和前后观照。通过对白虎神走下龛场的解密性阐释和虎族人命运的全景式叙写，再现人类的过往和发展，及先民的诗意与哲理。小说超越三峡时空，俯瞰一个族群的足迹，既展现了原住民的心灵秘史，又写出了千百年的峡谷变迁。作者对于历史与现实的观察既是深刻的，也是浪漫和独到的，作品表现出浓厚的史诗精神和神话意识，也表现出宏大叙事的总体构思及丰富的想象力。
    林雪儿的《妇科医生》主要以女医学博士江小鸥为中心人物，写一个妇科医生追求理想的过程。作品在一种很现实、很日常的生活场景中，写出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处处碰壁但并不气馁的故事。江小鸥大学毕业后，本来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却被分到县保健院。县保健院环境不好，很多理想难以实现，而江小鸥总是保持着对理想的追求，并不因此而怨天尤人、放弃自己。作品由江小鸥的遭际与坚持，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社会环境、工作环境是不是出了问题？一个好人为什么如此难以实现她的理想？作品塑造江小鸥这样一个理想的人物，同时对这个人物生存的社会环境产生疑问，对媚俗的、势利的现象进行了批判。此外，作品在青衣巷地域民俗的描写上，在江小鸥与杨船离异之后仍然相好的描写上，也都以其别致的意蕴令人难忘。
    新人写作见新意
    文学意义上的新人，不一定是指年龄意义上的年轻人，它更多的是指那些在文学上初露头角、或在小说上初试锋芒的可能年轻也可能不年轻的人们。但他们无论年龄大小，都会在一定的稚气中充溢着清新的锐气，并表现出新异的才气。放眼2011年上半年度的小说创作，因为类型小说转场纸质出版等原因，新人层出不穷，新作纷至沓来，但更为耀眼和更具特点的，无疑要数歌兑的《坼裂》、高仲泰的《阖闾王朝》、辛夷坞的《浮世浮城》。
    歌兑何许人也，人们知之甚少，只大约知道他是曾参加过汶川地震救援的军旅医生。据知，《坼裂》是他的首部小说，但这部作品充满了生活的元气与青春的生气。作品以男军医林絮与女军医卿爽双向视角的交叉叙事，一方面以连续不断的突发事件，描述了两人各自在遭际地震时奔赴灾区的医疗救护，一方面又以通话、短信、回想、打听等直接与间接的方式，表现了二人相互之间的思念与惦记。工作责任心强和医疗技术好，使得他们在各自的医疗救护队成为真正的主刀与主力，但彼此的倾心与关心，以及各自的情感徜徉，又使他们把战友当情友，把战场当情场，从而使艰苦又紧张的地震救援，始终伴之以诗意气氛与浪漫气息。可以说，作品的两位主角，以及他们的地震经历，都显得较为特别，甚至有些另类，逾越了人们一般的或通常的阅读经验。作品结尾林絮为救卿爽的奋不顾身，既把林絮与卿爽之间的个人私情升华到一种人间大爱，也让他们各自稍显杂沓的人生攀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作为小说家的高仲泰，人们并不是很熟悉。但长篇历史小说《阖闾王朝》，却让更多的人们了解了这位有实力的小说新人。阖闾在历史上很重要，但相关记载又很少。高仲泰的《阖闾王朝》主写阖闾，而且带有从正面切入，甚至为之正名的意思。他在没有什么著述与作品可以参酌的情况之下，把阖闾这个人物很正面、很完整地描画出来，并通过一些典型化的情节与细节，把阖闾这个人物的精神气度表现得既超群卓越又栩栩如生。这包括他不得志时不气馁、不灰心，为了寻找适当的时机即位并实现他振兴吴国的理想，怎样忍辱负重，怎样韬光养晦，怎样积蓄力量，怎样招贤纳士，包括得遇伍子胥、孙武之后的推襟送抱、推心置腹，使他们从一般的主仆关系走向共襄建国立业大举的志同道合。此外，作品还以还原两千多年前太湖流域的风土人情、农耕文化及文化生活，弥补了有关吴国史和吴文化在当代长篇小说中明显缺失的不足。
    辛夷坞的名字，在青春文学领域里大名鼎鼎，在传统文学领域却并不为人熟知。但她的《浮世浮城》这部作品的推出，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她的小说写作的一次转折，也即有力地超越了青春文学已有的恋情与成长的通常范式，直指当下时代的世态浮躁及人们的内心波动，并使作者自己从流行小说或类型文学作家的营垒之中成功地突围出来。《浮世浮城》在赵旬旬与池澄各有所属又不无暧昧的情感纠葛中，逐渐抖搂出或为他们不知、或为他们忽视的实情，这使他们之间情仇交织、爱恨交加，而由谷阳山上的遇险、受伤和疗治，及其这一过程中的摊牌、交底与倾诉，又慢慢地化开仇怨，逐步解开心结，并在试图分开之时相互都选择了拥抱。在旬旬与池澄的故事叙述里，作者很好地运用了欲扬故抑的手段，由此既充分展示了两位主人公的各自性情，又深刻揭示了作品人物的内在人性，从而达到一种人性的拷问与人生的自审。着意刻画人心、重在探测人性，是这部作品最为动人和启人的地方，也是这部作品最有价值的所在。
    以上所评点的作品，难免挂一漏万。但即便如此也可见出，2011年上半年的长篇小说，在不同的题材领域都有可圈可点的重要成果，在不同的写作群体都有可喜可贺的精彩表现。这样一个姹紫嫣红、姚黄魏紫的丰繁景象，也预示了整个2011年将是长篇小说的一个丰收之年，这既是毋庸置疑的，也是令人欣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