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于2010年中国散文随笔的艺术之林，我们毋庸讳言媒体时代和消费语境所带来的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喧嚣、虚浮与杂芜；但是更要看到，一大批有定见、有持守、有追求的作家，即使面对大面积的喧嚣、虚浮与杂芜，依旧坚定地植根于生活的沃土，依旧深情地仰望着精神的星空，依旧用充盈着理想与使命的笔墨，虔诚而深切地叩问着历史与现实、自然与人生，于是，他们那一系列从心底喷涌而出的作品，无形中化为对一个时代真善美的执着探究与追求，其结果不仅是支撑起了本年度散文随笔空间的思想水准和艺术高度，而且对新世纪散文随笔创作的整体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助和引领作用。
    在散文随笔领域，我们不断听到这样的声音：思想走多远，创作就能走多远；优秀的散文随笔作家首先应当是深沉的思想者，上乘的散文随笔作品必须拥有足够的思想含量。如果说这样的声音出现于以往年份，更多体现着一种倡导、呼唤和期待，那么，到了2010年，它分明得到了作家们以创作实绩为标识的有力呼应，一大批熠耀着思想光彩与精神魅力的散文随笔，交织成一道丰赡而亮丽的风景线，展现在读者面前。不妨留意韩少功的新作《重说道德》（《天涯》第6期）。这篇作品立足于人类社会宏大而又开阔的历史进程，调动多方面的精神资源和理论武器，对某些现代人已经感到“难以启齿”的道德问题，进行了另辟蹊径的梳理和独具只眼的阐发，其笔锋所至，既揭露着强势者利用道德和浅薄者误用道德的纷杂现象，又追询着道德在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要旨与真谛；既质疑着当下生活中屡屡可见的以“去道德化”为特质的名目众多的概念置换，又辨析着历史变迁和社会转型给传统道德带来的严峻挑战；既从“士为国魂”的角度，强调着社会精英要更多的承担“高阶道德”，又依“民为邦本”的思路，肯定着道德对“义”与“道”的呵护以及对“利”与“术”的节制。于是，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作家为现代社会健康发展所做的颇有价值的灵魂勘察。卢新华的新著《财富如水》（作家出版社）极富思想的深刻性与丰饶性。该书以“水”喻财富，按照“水性”、“水患”和“理水”的构架，分别写了财富的特性，财富的隐患和我们应当如何对待财富，其贯穿始终的敬畏天道，反省人欲，进而驾驭和超越财富的精神指向，不仅体现了理性的回归，而且充盈着理想的召唤，它大大有助于现代人在物质狂潮中建立正确的财富观。唐翼明是留美转台后定居大陆的文学教授，近年来致力于“阅江楼随笔”系列的书写，并结集为《宁作我》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该书中的《人生的马车有两根缰绳》、《人是一只蜘蛛》、《生命的品质比生命的长度重要》、《我的人生八字经》等文，坚持从作家自己的阅历和经验出发，竭力打通多元的知识文化谱系，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地讲述人生要义——人生在世究竟应当怎样认识、设计，把握、发展和实现自己，从而透过对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积极反拨，呈显出浓浓的灵魂救赎之意。此外，王蒙的《庄子与阿凡达》（《中国作家•文学版》第3期），范曾的《电脑，你使人类不再安宁》（《散文海外版》第3期），王开岭的《荒野的消逝》、《再见，原配的世界》（《海燕》第2、第7期），或解说社会变革中的世道人心及种种悖论，或揭示科技为王带给人类的困惑与烦恼，或直面人类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尖锐冲突，都把艺术瞳孔聚焦于现代生存的精神难点，具有启心益智或振聋发聩的力量。
    显然是为了强化作品的深邃性、厚重感与说服力，一些散文作家在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历史作为切入点；或者说他们更喜欢从历史的回旋与沉浮、真相与幻相中，发现精神元素和提炼思想观点，从而用历史激活现实。譬如，朱增泉的《文武失调的宋王朝》（《美文》第8期），从大宋王朝经济繁荣、文化灿烂，但军事上却屡战屡败的巨大反差入手，展开条分缕析，一分为二地总结出经验和教训：思想宽松与文武失调，进而在正视教训的基础上，严厉驳斥了近年来史学领域不时出现的那种主张放弃国家领土完整而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论调。王充闾的《当人伦遭遇政治》（《海燕》第10期），由西汉的历史说开去，于刘邦、韩信、萧何、吕后等人的关系演变中，引申出一个复杂而沉重的话题：面对政治，人伦何以总是不堪一击？其中包含的价值取向则是呼唤政治与人伦的积极和谐与理性统一。李木生的《人之歌——重读司马迁〈史记〉》（《随笔》第2期），站在时代高度，向纵深处打量古人的思想和行为，其中浓墨重彩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精神，足以为今天的知识者补钙。梁衡的《假如毛泽东去骑马》（《百花洲》第4期），放出宏阔而奇崛的想象，进行历史反思，那一系列深情的讲述，虽属设想和虚拟，但却大都能获得事理的支持，且非常符合领袖的性格与心理逻辑，从而构成了历史经验与伟人心路的别一种解读。与梁衡的《假如毛泽东去骑马》可以比肩而立的是刘上洋的《高路入云端》（《江西日报》5月21日）。该文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从井冈山的“高路”破题，首先讲述了毛泽东于1962年5月重返井冈山的生动场景，继而通过毛泽东的回忆，牵引出当年井冈山武装斗争的历史画卷，接下来，紧扣井冈山道路和中国革命道路这一主题，展开畅想和思索，既不讳言伟人探求路上的种种失误，更热切张扬着这种探求本身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可谓言近而旨远，相显而意丰。另外，耿立的《缅想的灵地》（《散文海外版》第3期），吕雷的《聆听烈士的声音》（《光明日报》5月21日），张少华的《半偈人生话多余》（《创作评谭》第5期）等，均在历史解读与表现上颇见新意，很值得我们潜心一读。
    与历史意识获得同样强化的是散文的文化意味。2010年里，一些在特定文化领域浸淫多年的作家，呼应着全社会日趋浓郁的文化氛围，捧出了若干苦心孤诣，厚积薄发之作，显示了较高的文化审美能力。鲍尔吉•原野的《蒙古长调》（《作家》第10期），用生命和才情拥抱音乐，那刚健细腻而又优雅洒脱的文字，不仅准确描摹和灵动传递着蒙古长调的神韵与魅力，而且透过音乐长调，从更深的层面诠释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与文化内涵，委实堪称质文俱佳的精品。一向较多关注异域文化，并善于读书思考的彭程，相继推出了《在旅途中读米沃什》（《中华读书报》7月21日）、《永远的肖邦》（《光明日报》10月25日）、《寻常日子里的富足——读惠特曼〈典型的日子〉》（《北京日报》11月29日）等文。它们围绕几位世界级文化大师的生平、创作和行迹荡开笔墨，或钩沉其独特的精神和艺术风貌，或展示其深远的国家与世界影响，从而彰显着真正的文化高峰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所在。上海世博会是年度文化大事，一批作家为此撰写了散文随笔。其中素素的《上海之美》（《海燕》12期），徐鲁的《我的幸福与记忆花园》，鱼丽的《典藏世博》（《文学报》9月30日）等，均因感悟的深切和文心的奇异，而为这件大事留下了难忘的记忆。还有阎纲的文坛纵横，肖复兴的戏剧杂谈，洁尘的读碟笔记，陆梅的“阅读季”系列，黑陶的“二泉映月”系列，或立意新颖，或识见超卓，而行文落墨又殆皆洒脱不羁，情思两见，所以都是散文随笔发掘文化矿富的成功之作，理应得到较多的关注。
    近些年来，散文随笔领域理性元素的走强与提升，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变化尽管带有因信息化社会到来所派生出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而从整体效果看也确实扩展了散文随笔的内在容量和承载能力，然而，它的负面影响同样显而易见，这就是：一部分作品的生活质感和生命体验明显弱化，贴近大地和本真的东西日趋减少，以致暴露出隔膜乃至失血之虞。大抵出于对这种状况的不满与改善，2010年的散文随笔创作出现了生命突围，返璞归真的艺术取向，具体说又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一些作家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艺术志趣出发，或坚持拥抱生命根地，或毅然重返生活现场，或自觉深入社会前沿，或不断拓展田野调查，努力用目光、激情乃至体温，构建切近生活原生态的艺术世界。在这方面，《人民文学》功不可没，刊发于该刊“非虚构”专栏的李娟的《羊道•春牧场》，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等长篇作品，都打开了毛茸茸而又活生生的文学场景，于直面现实的叙事中，让人感到了底层的心音和生活的脉跳。与此同时，徐刚的《江河八卷》（《中国作家•文学版》），张瑞田的《跨过鸭绿江》(《美文》全年连载)，以及陈启文由《天命之地》（《广州文艺》第6期）、《迂回与进入》（《海燕》第9期）等构成的“南方”系列，叶多多由《这个二月》、《阳光下》（《文艺报》3月8日、8月18日）等构成的“心在高原”系列，无不映现着作家求真的精神和向下的姿态。它们凭借一种尽可能的“深入”和“贴近”，完成了作家面向时代的深情言说。二是更多的作家注重打捞记忆深处有意义的生活内容，情愿以真诚复真实的态度，敞开自己的生命历程与心灵世界，从而实现与读者的沟通，与时代的对话。如袁鹰的“笔梦依稀”系列（《上海文学》全年连载），陈忠实的《我经历的狼》（《江南》第4期），《我经历的“鬼”事》（《海燕》第10期），南帆的《村庄笔记》（《作家》第1期），《超重的记忆》（《黄河文学》第10、11期合刊），郭文斌的《正月》、《望》（《海燕》第4、第12期），鲁敏的《以父之名》（《人民文学》第3期），宁明的《螺旋》、《生死抉择五秒钟》（《美文》第1、第8期）、《鸟撞》（《作品》第1期）等等，均属于此类佳作，读之每每令人浮想联翩，多有感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