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汉语的小说创作中，宗璞的小说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上世纪50年代发表的《红豆》不合时宜地表现“爱情至上”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与当时正在建构的“宏大叙事”的预设相悖；80年代中期，正当“先锋文学”引领风骚时，《野葫芦引》的创作又以写实的手法在现代史的题材中表现民族气节与爱国主义精神。在宗璞的小说中，你可以读到林语堂、沈从文、汪曾祺这一脉小说平淡、悠远、富有诗意的韵味，也可以读到“五七”作家深入骨髓的天下情怀与文化启蒙情结。宗璞似乎并不在意变换流转的文学思潮，没有为自己的创作预设某种概念化的原则，也没有刻意追逐新潮的负担，所以你无法将她的小说简单地划入哪个流派。你可以用当下流行的批评概念对它言说，却一定会感觉到其中存在的基本理念与写作原则的内在冲突，总是无法表达出宗璞小说特有的艺术品质与丰富的文化蕴含。是什么使宗璞的小说具有这种鲜明的创作个性呢？宗璞说自己是一个本色作家，“从我开始写这篇作品，就不是自己规定一个什么原则，只是很自然的，我要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不写授命或勉强图解的作品”。 确实，宗璞完全是一种“本色”写作，她的创作出自于她直感化的体验，以她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美学理念体现她的精神世界，真切而踏实，而这“本色”却体现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生命意识与文化传统，沟通着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真实与虚幻、个人与社会，让读者看到一个只属于宗璞的小说世界。
    一
    
    关于文学，每个人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经验下定义，事实上，古今中外的文学家、批评家曾经做过难以数计的阐释。但是，那些都是为文学的一般性作公共化的表达，而对于具体的作家来说，既有的文学规范和理论准则并不是创作的最终依据，甚至不是必要条件。决定作家创作的只是他的生存状态和他对自身生存状态的体验与评价，因为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归根到底属于人类生存活动的一部分，产生于现实存在的需要。就创作主体的角度看，文学艺术所表现的审美存在方式，其实是与人的物质存在相应的精神存在方式，它同属于人的现实存在，是对人的物质存在的审美判断、评价与表达。这就决定了文艺作品的基本性质——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表现手段，它们永远是创作主体存在方式与存在状态的符号化表现。而欣赏，无非就是对人的特定存在方式的同情与共感。宗璞的小说创作，充分地体现了她现实的生存方式与生存状态、她的精神世界。读过宗璞的一篇篇长、短篇小说，感觉作品中描绘的种种人生世态不断向背景褪去，由作者创造的艺术世界中那些恒定的元素逐渐显现，作者的形象越来越清晰——隐伏在艺术形象后面的作家文化立场、美学倾向、艺术修养，生动地展示着宗璞的精神品质和感受的方式，让我们触摸到一种人生境界，一种在当下社会生活中并不常见的生存状态，体验到一种持久、迷人的文化力量。作家蒋丽萍说，在阅读《南渡记》和《东藏记》的时候，时常被作品中人物的高贵所打动。令她难过的是，只能在这不可多得的作品中遇到这群主人公了，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再也没有机会结识到这样一群人。 这大概可以看作人们对阅读宗璞小说的代表性感受。
    宗璞“本色”的小说创作，消解了很多小说理论的观念性预设，流行的种种创作潮流似乎与她都不相干，她始终不变的是她的家庭、她的性别、她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历史赋予她的文化人格与精神品质。她所独得的父辈的言传身教、校园里的耳濡目染、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为她建立自己的精神世界提供着思想资源。所以，流行一时的写作理论并不能形成改变她文化人格与精神世界的力量，她所有的思想观念，都已经转化为她在对生命的直接体验中所具有的感受、认识与评价生活的方式，成为一种“本色”。宗璞说：“我父亲常常说张载的那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那一代人常常以这个自许，我自己也想要做到这一点，但离得太远了，只能说知道有这样的精神和境界。” 这种承自于父辈的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中最重要的天下情怀，大概就是她基本的文化立场、精神世界的底色、小说创作理念的灵魂，因此才会有“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这种基于天下情怀的文化立场在小说创作理念层面合逻辑的诉求。她把人生看作一个“野葫芦”，认为小说里写人生，是要引人去看人生世态，感受和思考社会与历史，“能表现那个时代的精神”。 因此，在宗璞的小说中，虽然写的都是个人的生活遭遇，却总是能够在历史中状写人生，在写人生中展现历史。
    最具代表性的创作，是她的带有鲜明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已经面世的《南渡记》与《东藏记》在抗战的大背景下，通过一个知识分子家族的悲欢离合，展现他们的爱国情怀和奉献、牺牲、乐观、坚韧精神。我以为，宗璞表现这样的主题，并不是要演绎某种外在理念的预设，而完全是基于自己的切身经历和真实感受。宗璞的父亲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不仅长期在清华大学任教，同时还兼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文学院院长职务，而她本人年少时正是与父辈们一道经历了抗战中追随着学校辗转流徙，亲眼目睹和亲身体会了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国家、民族、个人遇到巨大灾难的艰难时刻，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如何昂首赴难，如何以自己的信念、操守、韧性和牺牲，坚守着民族精神的家园。这段生活给她留下的深刻的印象，也为她的精神世界打下了鲜明的底色。这种自幼形成的思想与情感倾向，自然会化为艺术世界里那一个个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大儒形象：他们有天下情怀，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胸中存有浩然正气的大丈夫品格，也有箪食瓢饮而志于道的乐观精神。吕清非老先生，作品中的前辈，少年时中过举人，青年时参加过同盟会，当选过民国的国会议员，眼见国是日非，最终看透世事，觉得万事皆空，在女儿身边养老，每天诵经看报，安度晚年。但日军的入侵又将他推进历史的风云中心，最终他拒不接伪职，慷慨自尽，以生命保持名节，体现了仁人志士的精神品格。孟弗之是贯穿作品的主要人物，作者着重塑造的人物之一，任明伦大学教务长、历史系教授，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作为著名大学的知识精英，他心中最重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运与前途。在北平失陷，学校南迁，许多家庭面临生活灾难时，他想到的是在民族危亡的关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毁家纾难，最重要的是怎样把这种精神集结起来。在学校困守昆明，办学条件极其简陋，每天还要受到敌机轰炸的情况下，他与同事们一道，把办好大学看作传承民族精神，保存民族希望，为抗战出力的事业。而他自己在家庭受到贫困和疾病的袭扰时，虽节衣缩食、变卖家产，却绝不改变刚健有为的乐观精神，对于校务、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的投入丝毫不变，还撰写出历史学研究著作《中国史探》。卫葑是作品中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选择是直接参与革命斗争，加入中国共产党，投入抗战的一线。尽管他在实际工作中因自己的出身与亲属关系，受到无法理解的被怀疑、审查和批判的不公正待遇，但他还始终不渝地自己的信念，为抗日救亡大业做出自己的奉献与牺牲。作品中还塑造了秦巽衡校长、庄卣辰、钱明经、江昉、萧子蔚、李涟、尤甲仁等性格各异的知识分子形象，在国难当头的时刻都互相支撑，保证学校的事业发展，是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建构学校的文化精神。应该说，这样的一批知识分子形象，早已酝酿于宗璞的心中，生活在她的情感世界里，化为她人生的一部分，她是以深沉而浓烈的爱去展现他们，表达自己的诚挚之情与审美理想。
    宗璞的本色写作还在于她保持着自觉的知识分子身份意识。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确认，使她的小说叙事、描写具有鲜明的知识分子化的主体特征，使读者感受到作者与叙事者的合一而形成的美学效果。一般说来，文学作品实际上展开的是三种世界：一是作为描写对象的现象世界；二是通过想象与虚构创造出来的带有隐喻性的符号化的艺术世界；三是符号化的艺术世界所显现的作家的带有超我品质的精神世界。其中最核心的是作家的精神世界，它才是属于作家最内在、最珍视、最本质的，展现的是作家在精神领域存在的方式与状态。由于宗璞小说中叙事者身份、人物身份常常与作者的知识分子身份同一，读者常常会产生将三种身份融合在对知识分子的阅读。或许这正是宗璞所预期的。在她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由于这种自觉的知识分子身份意识，她对知识分子的表现带有鲜明的主体化倾向，保持着同情与共生的基本立场。总体上看，生活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她必然会熟悉知识分子的种种局限与弱点，但她始终确认知识分子的社会精英地位，给予知识分子正面的评价。她说：“我觉得知识分子当然也存在很多缺点，但我是从比较正面的角度去写的，像我写《南渡》与《东藏》，还是把知识分子看作‘中华民族的脊梁’，必须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这个民族才有希望。那些读书人不可能都是骨子里很不好的人，不然怎么来支持和创造这个民族的文化？” 这是合乎规律的认识，也是她的文化立场在小说创作中的具体体现。在宗璞的所有小说作品中，无论是知识分子人物有怎样的遭遇，他们的文化人格，他们的思想、情感方式都有着一致性：有自觉的天下情怀，追求美好的理想生活，坚守人的尊严与道德的情操，保持知识分子的气节。《红豆》中通过江玫面对的爱情与理想、事业的冲突，表现青年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抗战以来的大动荡、大变革时期积极的人生抉择；《三生石》描写了梅菩提、方知、曹慧韵在“文革”中人们普遍患有“心硬化”的恶劣环境里遭受迫害，却依然保持人的尊严，敢于承担、追求纯洁的爱情与友情，以顽强的生命力和乐观精神抗拒苦难的知识分子文化品格；《弦上的梦》则以“文革”后期为历史背景，描写了艺术学校教师慕容乐珺与好友的孩子梁遐之间特殊的交往，展现了普通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个人命运的担忧，和对斗争的投入。1980年创作的类似于散文的短篇小说《蜗居》，是宗璞知识分子身份与叙事主体身份合一的本色化的重要作品。我把它看作表现宗璞自我批判与反思意识的作品。小说以象征的手法写了“我”的地狱之行：在专制社会的高压下的芸芸众生像蜗牛一样戴着面具蜗居在自己的小天地，逆来顺受、浑浑噩噩地活着，任凭命运的摆弄，少数清醒的人却敢于脱下面具喊出“每一个人，都应该像人一样，活在人的世界！”坚定地受地狱之刑，以他们的头颅做灯火照亮别人的路，换取真理的传播。而“我”，虽然仰慕这些敢于承担的精英，想追随他们去“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也被他们视为同道，但当轮到自己走向刑场时，还是落荒而逃，“从那伟大的行列，从那悲壮的景象边逃走了”，重新蜷缩在蜗居里，只剩下希望，却终没有勇气和力气加入用头颅照亮世界的行列，逐渐萎缩、干瘪、消失。这是展现宗璞文化立场和精神品格的一篇重要作品。这篇中国版的《神曲》更值得关注的是宗璞对“我”的反思性表现：当“我”清醒地了解现实的荒谬，“我”有勇气和力气以头颅换取真理吗？没有。由此，实现了自我批判与反思。这篇小说的创作对“文革”的反思时期，当大多数作品都在社会、政治、历史等公共层面进行反思时，宗璞却把这种反思深入到人、人性，甚至主体之我的层面，充分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文化人格，也赋予作品鲜明的文化品格。《朱颜长好》《勿念我》《长相思》等爱情题材小说，以知识分子的特有方式表现爱情，写得丰富、细腻。对于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宗璞总是把个人生活放在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中，完成对他们的精神境界与人格品质的描绘，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和艺术品格。
    二
    
    艺术，根本上说是关于人的精神生活的事情，这在宗璞的小说创作中体现得更明显。宗璞的创作动因似乎主要是表现个人的心灵史，是她人生旅途中给予她深刻影响和记忆的人与生活留给她长久的感动，而不是为了当作家要设计故事给人看的那种“创作”。谈到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创作动机时，她说：“抗战这段历史对我在童年和少年时候的印象太深了。另外，我想写父兄辈的历史。……不然对不起沸腾过随即凝聚在身边的历史。过去的事情要把它用小说的形式记录下来。” 宗璞显然是将小说作为自己生活与精神历史的记录与艺术表现形式，这决定了她的小说世界的呈现方式与她的精神世界的存在方式之间几乎达到了完全的复合，使她的性格特征和她家庭所属的自由知识分子团体的思想与感情在小说中“本色”化地表现出来。她的小说生活化、散文化、诗性化的风格，读者们读到的，为之感动与感慨的庄严的使命感、诗性的意趣、纯情化的感受、不疾不徐的从容等显现出的那种优雅，那种历史久远的民族韵味，其实都是她思想、情感、行为方式的艺术化呈现。应该说，在小说的叙事描写方面，宗璞找到了最适合于自己，也最能体现艺术规律的表现方式。
    宗璞小说的叙事视角主要以家庭生活场景为主，情节线索也多为私人性的日常生活，公共性的政治生活与矛盾冲突都淡化为人物的生活背景，并不做正面描写，因而她的小说多为“截取日常生活的横断面”，平实、自然、无奇，基本没有曲折迭宕情节、戏剧化的巧合、矛盾冲突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如同日常生活的无端无尽，上演着同时也在消解着人生中那些喜怒哀乐。她的几部代表性作品《红豆》《三生石》《弦上的梦》《南渡记》《东藏记》等，都是在家庭、个人的生活场景中来展现人物的性格，并不把人物置于社会政治冲突中心。长篇小说《南渡记》与《东藏记》中的故事发生的背景是抗日战争时期。本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国家、民族、个人的生活的大动荡、大改变，一切都需要重新安排，社会不同层面的矛盾冲突都在激化，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描写这一段历史，宗璞选择的是通过一个家族在抗战过程中的聚散离合，状写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家庭在国家危亡时期的生活历程，表现在大动荡的时局中家庭生活遇到的种种问题和处理这些问题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作者没有安排二元化的对立双方的矛盾冲突，因而作品中也没有起、承、转、合，由开端发展到高潮的情节线索，有的只是家庭生活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变而做出的新的选择。但就在近乎无冲突的平淡无奇的家庭生活中，众多人物的品格被鲜明、生动地展现出来，令读者在与他们的同情共感中体味他们的精神品质，以及那一段苦难的历史中普通群众爆发出的巨大精神力量。同样，小说《红豆》的故事背景是新旧中国的历史性转折时期，政治生活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主色，而宗璞选择的是更加私人化的情感生活的视角，通过一个女性知识分子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经历的爱情与信念的冲突，展现她精神世界深处的情感生活。小说《三生石》的故事背景是“文化大革命”，同样是给中国社会重要影响的特殊历史时期。宗璞的选择是描写受迫害、被隔绝的女主人公的个人生活遭遇，在她与世隔绝、孤独无助的境地中展现她在巨大的社会、人生灾难面前依然保持对生的珍视，对纯洁爱情、友情的向往，绝不丧失人格的尊严的文化品质。通过她在人们普遍患有的“心硬病”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所受到的迫害，揭示这段历史的荒谬和人的精神异化。《弦上的梦》也是在一个家庭的生活空间中展开故事，描写一个在“文革”中被卷入灾难的孩子，被迫要在他们根本无法理解的革命与亲情的冲突中选择，然后在家庭生活的巨大变故中继续自己无法预知的生活。总体上看，宗璞的小说作品基本上都是描写日常生活场景中的私人生活故事，这与她的生活经验与创作思想相关，以她的个性，并不善于描写公共性的社会政治斗争，而更善于在日常的平凡生活中细细地品味社会、人生。她的小说叙事视角恰与她以生活的感受、体验方式相一致，是她认识、体验生活的本色化表现。
    宗璞小说所采取的无冲突、无悬念的生活化叙事，在小说创作中其实最难，很容易陷入平庸与世俗。宗璞的小说却没有这样的缺失，相反，在平淡无奇的一个个生活事件中显现的人生世相，却总是蕴含着超越现象，耐人品味而神往的感染力，给人以儒雅和诗韵的感受，深得中国古典小说的神韵。读《野葫芦引》总会有读《红楼梦》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林语堂、沈从文、汪曾祺等有深厚传统文化修养的作家小说里能够得到。这是一种非线性情节的单纯艺术效果，而是一种境界的展现。对于个别具体生活场景的描写虽然贴近读者的生活经验，写得又极淡，但组合在一起就会构成一种意境，形成一种张力，产生无穷的余韵，造成诗化效果。吕清非老人拒任伪职而自尽，是最容易戏剧化的壮烈之事，但作品并不着意正面渲染，只是通过夫人莲秀的活动侧面描写：莲秀服侍老人到正房诵经；莲秀“见老人正襟危坐，垂了双目，似已入静”；莲秀回院生炉子、做饭，直到“莲秀轻轻推开正房门，见老人端正地躺在矮榻上。她抢步上前，只见老人双目微睁，面容平静，声自全无。”老人悲壮的走向死亡的选择在这依然显得平静的侧面描写中被淡化了，语言的感情色彩在这里似乎并不存在。但是，仔细品来，其中蕴藏的伦理精神和情感逻辑却已在读者内心深处爆发着持久的震撼力，引人产生的无限感慨和悲愤之情，使小说有了一种言有尽而余味无穷的诗境。
    个体化的话语方式在宗璞小说那里并不仅仅体现在语言的层面，也不只是体现在丰富的历史知识和传统文学修养，以及在小说中多方面地采取了不同体裁形式，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支配她话语形式的思想、情感方式。她的所有作品，无论选择什么题材，表现什么主题，都贯穿着她的天下情怀，使她的叙述、描写与抒情都保持着和谐的智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宗璞的情感方式是古典性的，丰富而热烈的情感却从不脱离“理”的节制，而理趣中又蕴着情，正所谓“发乎情，止乎礼”，风骨自在其中。宗璞的创作实践也很好地证明了作家抱有天下情怀并不等于为自己的创作预设先验性的宏大叙事，图解政治权威的思想理论。这类创作自从新文学产生以来发生的已经太多了，特别是在当代文学创作中曾经形成普遍性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现象。其实，这种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没有来自个体生活、来自心灵的感受与体验，只是外在性地追随权威与潮流。而宗璞的创作则恰恰与此不同，虽然她的天下情怀使她的创作自觉地与社会历史的发展联系起来，但那只是内化于她精神世界中的基本文化立场和思想、情感的总体倾向，是基于她自己的生存方式与生存状态，由个人最真实的生活体验和对生活、对人生的感悟与理解所形成的本色化的文化人格的表现。这种创作倾向在今天看来可能不符合许多人的文学观念，但宗璞却有着发自内心的真诚与执著。正因为如此，她有着消解来自权威、潮流等外在压力的力量，不仅在生活政治化时代保持自己的日常生活化艺术表现视角，而且在生活消费化浪潮的今天保持自己天下情怀的文化立场，真正做到以自己的本色去完成有个性的艺术表达。
    三
    
    宗璞并不只是一个传统文化与文学精神的传承者，她的“本色”还着色于西方现代文学的思想与艺术。尽管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她的主体精神，但她不是旧式的文人，她属于现代，不仅是由于她描写的生活具有现实的当下性，更重要的是她自幼所处的大学文化环境与长期所从事的世界文学编辑、译介工作，已经使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融入她的思想，成为她思想的有机构成要素，形成她世界性的眼光。她说：“我常想被东西方两种文化化过的人是有福的”， 这种开放的世界性的文化态度使她积极借鉴西方文化与文学，成为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家。
    宗璞对外国文学的吸收与融合，为中国当下的现代汉语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与研究的成功案例。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现代汉语文学创作，始终把外国文学作为新的文学范式，在哲学思想、人学理念、美学倾向、创作意识、艺术表现形式等不同层面，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逐渐形成当下现代汉语的文学形态。如果以世界文学的视野看汉语文学创作，中国古典文学虽自成体系，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美学倾向，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文学经验，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向世界的传播、对于世界文学产生的影响极为有限。而现代汉语的文学创作，以“他者”的外国文学为文学范式，始终没有找到沟通中国古典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恰当方式，极端者完全模仿与移植外国文学作品，生产的是“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文本，民族文学精神与艺术经验没有找到较理想的表现方式。因而迄今为止，现代汉语文学创作在世界文学范围内，甚至还没有形成有民族文化个性与表达方式的相对独立的体系，还附属于西方文学的思想体系与艺术传统之中。
    其实，学习与借鉴西方文化与文学思想是很内在的事情，应该是宗璞所强调的“化”的过程，而不是外在的模仿。宗璞显然自幼就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化与文学思想之“化”，她自我确认的知识分子身份，就属于现代自由知识分子范畴，崇尚自由、独立的精神。她把传统文人的大丈夫精神与自由知识分子精神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现代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品格：既有庄严的历史责任感，又与政治保持着一定距离和批判的态度。这种倾向在她的作品中鲜明地表现出来。《野葫芦引》中孟弗之们一方面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融在一起，举家纾国难，一方面对政府的腐败、世风的堕落保持着批判态度；《红豆》中的江玫虽选择了参加革命工作，但心底还保留着一份“小资产阶级”的感情。宗璞新时期以来的系列短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主人公们都关注着国家、个人的命运，同时对现实保持着批判的态度，维护着社会的正义与良知。这种具有时代精神的文化与文学观念，是民族精神传统与西方现代先进思想相结合，“化”为宗璞精神世界组成部分的结果。它们不再是孤立的传统和西方文化思想，已经转化为宗璞的人生经验，她的本色。
    宗璞也是新时期较早地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手法进行创作的作家。上世纪60年代刚接触到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作品时，体验到了另一种文学经验，给她极深的印象：“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一种抽象的，或者是原则性的影响。我吃惊于小说可以这样写，更明白文学是创造。” 自觉接受、学习外国文学经验，是宗璞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是，在接受与学习中，宗璞依然保持着她的“本色”，西方文学的思想、艺术经验都转化为她的艺术理念的一部分，丰富了她的创作。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发表的《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谁是我》等，是一组带有鲜明现代主义文学的艺术特征的作品，其中浓重的文化批判主题，荒诞、变形的艺术形象，离奇的情节和象征性的艺术手法，恰当地表现出“文革”这个中国现代史中的文化灾难给社会带来荒谬、给人性带来的扭曲和异化。但是，宗璞并不是简单地模仿现代主义的文学形式，以资本主义文化背景下人的异化与社会的荒诞理念来表现“文革”，而是以“文革”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借助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来表现“文革”特有的荒谬事件造成人们普遍的“心硬化”和社会精英精神困惑的文化灾难。现代主义艺术形式下的主题、艺术精神、文化内涵都转化为中国式的，成为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新形式。《我是谁》描写了归国学者韦弥在“文革”中的“变形记”：她为新中国建设回到祖国，却被怀疑为特务；为传播科学知识，却被说成放毒；本应是受人尊敬的知识精英、有尊严的女性，却被剃了阴阳头，成为牛鬼蛇神，在批斗大会上受尽侮辱、毒打，周围的人却没有一点儿同情心，有的人躲避，有的人厌恶，有的人咒骂，一切是非颠倒了，以至于她无法确认自己究竟是谁，朦胧的意识中，自己与丈夫都变成了虫子，“先缩起后半身，拱起了背，再向前伸开”在地上爬。她还看到四面八方爬着的虫子，中间大多是文科的教授，理科的也不少，也在问着“我是谁？”这是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的艺术化写照。《蜗居》以“我”的地狱之行荒诞的情节，表现了人们在文化专制的高压下发生的异化，“他们每人都像戴了一个假面具，除了翕张的嘴唇，别处的肌肉不会动一动”，“每人身后都背着一个圆形的壳，像是蜗牛的壳一样”。而“我”从用头颅照亮世界的伟大行列中逃走后，蜷缩在蜗牛的窝里“学习进入半冬眠状态，”享受那偷生的平安。宗璞以象征的艺术手法完成了自我精神的剖析与反省。小说《泥沼中的头颅》意象朦胧，写了一个精通几国语言的学者在学术研讨会民居然听不懂本国语言，感觉处在浑浊的泥浆中，对于任何事物都看不清楚，他想寻找改变这种泥糊状态的办法，却在泥沼中被化得只剩下头颅，最终被泥浆淹没的离奇经历，象征了现实生活所处的是非不清的泥沼状态，那些对思想、文化建设的探寻都被冷漠的泥浆淹没。《谁是我》表现的是另一种人生经验。小说模拟躺在病床上的人物“丰”的碎片性的意识活动，在时空错乱中组合起人生的几个生活片段，表达了对人生的别一种感受：“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各种关系的接缝处。从这里能生长出纯净的白莲，又能得各方面的一掬清泪，这是一种境界，一种不容易达到的境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基于其自身的文学传统和现代哲学、美学、文学思想，形成与之相应的话语方式，对于展现异化现象有独到的表现力和艺术效果，对此宗璞有深刻的理解，对于外国文学的借鉴她从没有失去自己的文化立场与艺术精神，而是经过扬弃转化为自己的文学经验，成为展现自己生命意识的表现形式，使作品依然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品格。
    四
    
    关于宗璞的小说，批评家们都看到了一个鲜明的特征：优雅。或许这并不是宗璞自己在创作前期待的评价，而是她出于自然的思想、情感、美学倾向、语言表达方式综合显现出来的艺术品质，是她全部生活经验与学养的体现。这是一种“本色”，一种自己无法改变，他人也无法复制的品质。
    但是，作家创作真正能够展现出“本色”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要有勇气、信念来坚守。作家创作语境从来都不会是单纯的，受到的压力并不仅仅来自于主流意识形态、政治权威，还会有世俗的文化力量、流行的文学思潮，等等，如果作家没有自己的“本色”，不敢坚持自己的文化立场与创作原则，就会随波逐流，淹没在流行的潮流之中推动自我。宗璞之所以能够保持本色，坚持自我，在我看来，她在主观上或许并没有想做挑战的斗士，她只是想把自己的生活感受、文化与美学理想表达出来，可贵的是，她能够以“诚”对待自己，真诚地表达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红豆》表现宗璞自己从小在心上就有的“一个王国”，在上世纪50年代政治话语的环境中写个人情感深处超越阶级斗争观念的爱情；《蜗居》在别人揭露、批判文革给社会、个人造成伤害的时候，对自己却进行严厉地质问，我能够加入那用头颅照亮世界的伟大行列吗？《野葫芦引》中的凌京尧的形象也不是按照概念去描写的。他也是一位有正义感、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也下过决心以死拒任伪职，也绝食抗争，但他终究没有挺住日军的酷刑，接受了屈辱，使他陷入了灵魂深处的良知、正义的自我审判之中，灵魂无法得到一丝的安宁。他知道在家人、在同事、在国人心中失去了人的尊严，向女儿也是向自己的心底不断发出乞怜的提问：“能原谅我吗？”这个概念中本是无耻的汉奸，在她笔下得到了合乎逻辑的描述，这正是生活在现实中的有复杂思想感情、有内心冲突的人，是他的怯懦与软弱造成自己的堕落，并没有将他写成单一性格的汉奸。这样的描写在传统红色经典的模式中是需要勇气的，如果没有自己切实的认识与理解，没有尊重自己本色的理念，难写出这类汉奸的形象。对于当下女作家的创作，她反对从女性角度去炒作，指出：“如果因为是女作家，就去炒作，那就有点色相的意思。我以现在的作品，这是老人的话了，我非常不鼓劲其中关于性的描写，太多了，我觉得，如果创作的自由就自由在这上面，很不好。” 长期以来，她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化立场与艺术原则，并不因潮流而改变自己的本色，正是她有勇气的体现。
    小说的艺术魅力产生于对人深度的观照与生动的表现。读小说其实是在读人，读人生，读人的精神世界，由人及己，才会产生那一份感动。宗璞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作家，她的思想构成既有儒家传统文化精神作为底色，又有西方现代自由知识分子人学理念与价值取向；既始终不渝地抱有天下情怀，以历史责任感思考社会、人生，又保持独立的文化品格，身上古典、现代的几种文化要素都存在，构成了她作为作家的主体品格。她的小说写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他们的民族气节，他们的高洁，他们对理想的追求与精神家园的捍卫，使读者读到内蕴丰富的民族文化气韵，这也正是宗璞自己所崇尚、所展现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