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三支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但仍斗志旺盛的红军主力部队在征服千难万险、付出惨重代价之后，终于在中国的大西北会师，这次震惊中外的长途行军被命名为“长征”。虽然在长征的起止时间等问题上学术界还存在着某些分歧，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长征整体意义的阐释。长征不但是中共历史上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同时也是人类战争史上的撼人心魄的“传奇”和“神话”。对于作家而言，长征无疑充满着无尽的诱惑，它凭借自身所拥有的独特的精神感召力和巨大的想象空间，成为一块备受瞩目的文学“策源地”，不断地激起不同时代的众多作家探寻和书写的欲望。
    实际上，长征开始后不久便引起了中外记者、作家、学者等人士的关注，并写下了诸多作品。 在中共内部，对于长征的书写尤为重视。在长征尚未结束的1936年，中共便筹划发起一场集体写作，编制一部关于长征的作品集。毛泽东为此发出了征稿通知，希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 《红军长征记》在1937年2月22日编辑完成，该书共收董必武等数十位作者的回忆性文章百余篇，共计30余万字。《红军长征记》是一部纪实的作品，确切地说是一部“报告”集。由亲历者书写尚未经过历史沉淀和时间筛选的刚刚发生或正在进行的重大历史事件，这种颇具“时事性”的写作在很大程度是难以用虚构的小说形式来完成的。有别于小说虚拟化的言说方式，“报告”所具有的客观的纪实性、宣传的时效性决定了它可以对历史现场进行近距离的触摸，更能直接地与正在进行的历史实践相结合，发挥出文学的“武器”与“工具”的效能，承担跟踪、记载革命历史的任务。在战争的状态下，用相对短小的轻骑兵式的纪实作品去书写长征也许是一种更为现实的选择。前所未有的历史行为必须书写出来才能真正成为历史，这个书写的过程也是一个将革命实践“历史化”、“价值化”的过程。
    作为“左联”成员中唯一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著名作家，冯雪峰在长征结束后不久便开始了一部关于长征的长篇小说的写作。1940年11月，长达50万字的小说初稿基本完成（原题《红进记》，后改题为《卢代之死》）。“皖南事变”后，冯雪峰在家乡被国民党逮捕，小说的初稿也随之丢失。建国后，冯雪峰重写这部小说的努力也因政治运动的冲击付之东流，这不能不说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在“十七年”的文坛上，曾出现过话剧《万水千山》和王愿坚的《七根火柴》等一些反映红军长征的短篇小说，但“文革”的到来旋即使这刚起步的探索被迫中断。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 随着有关长征的一些政治禁区的解禁，随着长征沉淀为一段可供后人平心静气地细细品味的历史，斯诺的这个预言在中国文学进入新时期以后出现了实现的可能。
    长征作为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一旦进入文学作品，则变成了建构的“历史”，这里便存在着一个如何言说的问题。在海登?怀特看来，事件本身并不构成历史，真正的历史应该指向事件之间的意义或“关系网”。“关系网并不直接存在于事件之中；它存在于历史学家反思事件的脑海里。” 我想，长征书写的最为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这种“关系网”的架构，也就是以什么样的历史眼光去观照这一段民族的集体记忆，指导自己用文学叙事这种意识形态的生产手段去书写长征这一历史事件，从而凸示出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书写长征也就是以文学的方式建构历史的过程。
    在新时期以来的长征书写中，一类作品走上了建构“大历史”的创作之途。这类作品通常以“事件”为描写中心，用总体性的宏观眼光观照历史，在文学叙述中更为注重的是梳理历史主流的发展脉络，并在这个过程中力图揭示隐藏在史实表象下的历史的本质、规律和运行趋势。此类作品努力表现出的是“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 。所谓历史内容，就是指隐藏在社会生活的内部，包含着特定历史阶段的矛盾和特征的典型现象，它最终决定着历史的运动并体现着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的观念作为一种潜隐的力量控制着长征书写的基本走向和基本方式，其作用更具有“本原性”，它对于长征书写来说绝非仅仅是外在的制约性因素，而是通过它有效的渗透和折射最终成为贯穿于作家思维的精神理路和影响文学创作内部法则的逻辑力量。革命历史的“元叙事”（如对长征的性质、意义的阐释等）无疑为作家们书写长征提供了现成的参照系，使他们不至于陷入历史判断的迷惘中苦苦思索如何书写这一段并不久远的历史。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并非由纯粹的文学要素构成，革命历史的叙事结构决定了其文本结构，文学叙事与革命历史叙事的同构是它们的一个重要特征。
    与“大历史”的建构相呼应，这类作品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一种创获史诗的欲望，追求的是作品的诗的长度和史的广度。这种创获史诗的欲望一方面来源于作家充当历史学家、建构宏大叙事、把握历史变动中的民族精神的述史冲动；另一方面，也源于长征本身所具有的史诗品质对创作主体情感的激发，是由某种历史的规定性所成就的，体现着一定的历史逻辑。革命所带来的无疑是一个“史诗时代”。在革命历史的叙述中，长征往往被描述为这个史诗时代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一个标志着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史诗性事件。而在西方人的眼里，长征的史诗性则更多地体现在精神的层面。索尔兹伯里认为，长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不是战役，也不是胜利。它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一次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撤退，是一场险象环生，危在旦夕的战斗”，“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坛上陆续出现了《长征风云》（赵蔚，1987）、《地球的红飘带》（魏巍，1988）、《湘江之战》（黎汝清，1989）、《草地龙虎》（陈宇，1995）、《红土黑血》（石钟山，1995）、《山水狂飙》（伍近先，1995）、《大迁徙》（李镜，1995）等描写长征的长篇作品。强烈的纪实性是这些作品一个共同的特征。虽然《长征风云》《地球的红飘带》《湘江之战》几部作品被称为小说（依据图书版权页的标注），但从实际内容上看，它们与90年代出版的作品一起均应被列入纪实文学的范畴，这种情况的出现也许与不同年代的文体划分标准的差距有关。
    与新时期以前的同类题材创作相比，《地球的红飘带》等作品在篇幅上均具有宏大的规模。比较而言，在史诗性的多方位的呈现上，那种足以反映一个时代社会整体风貌的长篇作品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的巨大的呈现功能，使其能够在叙事时间、空间的自由转换中全面、深入地反映变动中的历史场景，对长征进行广泛和富于深度的描述。在黑格尔看来，史诗的根本特征是客观性。史诗描述的是“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也就是说，要反映关于整个民族、时代精神的事迹。因此，史诗往往成为“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书’或‘圣经’。” 这些纪实性作品站在时间的高点上对长征进行了俯瞰式的全景描述，在总体气象上则呈现出宏大叙事的气势，通过重大的、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来描绘巨变时期的历史画面、生活场景，把握时代精神，努力接近的恰恰是史诗这一目标要求。这些作品往往以一种“崇高的声调”而非“私人声调”叙述。正像凯塞尔指出的，“事实上史诗的表现方式非常特别，叙述人比听众具有一个更高的观点，他像一位史诗的朗诵者，一位先知、一位圣者那样讲话，好像通过他文艺之神的声音在对人类讲话。作为一种声音因此产生了一种崇高和庄严。” 魏巍的《地球的红飘带》是中国出现的第一部反映长征的长篇小说。作者在小说的“卷首语”中写道：“中国英雄们的长征，是中国人民的史诗，也是世界人类的史诗。这部史诗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脚步和鲜血镌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它像一只鲜艳夺目的红飘带挂在这个星球上，给人类，给后世留下永远的纪念。” 这段对长征的观念性描述，实际上对小说的创作起到了引领的作用，预设了作品的价值诉求，透露出作者追求史诗品格的创作意向。小说从湘江之战写起，这场使中央红军损失过半的惨烈战役给作品带来了一种悲壮、忧郁的氛围，同时也透露出路将向哪里走的历史信息。这样的开篇显然是作家有意安排的，因为这种写法更有利于凸显长征由挫折走向胜利的历史脉络。作品重点描写毛泽东、周恩来等历史转折时期的枢纽性人物在长征中对红军前途和命运的思考，对行动策略和指导思想的调整和修正。小说各有侧重地描写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长征途中发生的几乎所有重要事件，再现了中央红军长征的艰险、壮烈的动态过程。同时，作品也揭示了长征中红军的内部斗争，描述了国民党方面的相关部署，通过李德这一历史人物牵扯出共产国际的情况以及当时的国际形势，这些都有助于全面、深入地向读者展示那一段历史的丰富内涵。1995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长征纪实文学丛书”包括《红土黑血》《山水狂飙》《草地龙虎》三部曲。三部作品采用传统的章回体的方式分时段描写长征，在创作中尽量回避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干扰，共同营造出一个巨大的历史空间。衡量一部作品是否具有“史诗性”，体裁并非是一个必备的要素。三部作品虽然被称为报告文学，但在叙述历史的同时，尤为强调的仍然是诗与史的结合。《红土黑血》叙述视角独特，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具有强烈的“诗”的色彩。但在上述作品的创作中，由于其重心在于对真实历史事件的叙述，而“诗”只是使历史叙述得以充分展开并使“大历史”以形象化、可感知的姿态出现的必要方式，因此“诗”也难免为“史”所淹没。
    评价一部作品是否可以称得上真正的“史诗”，是一个涉及到具体的文学观等方方面面因素的复杂问题，本文对此不再赘述。如果说上述作品在特定的历史叙述的框架内、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史诗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史诗的话，那么这样的诗史应该是“创世”史诗。由于诸多的历史原因，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选择了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来解决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革命的目的在于彻底摧毁旧有的秩序空间，建立一个新中国，从而打破中国历史的循环状态，创造一种崭新的历史，长征即被视为中共这一宏大历史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关节点。革命中心由南方苏区到陕北根据地的转换并非简单的空间位移，而是具有时间（历史）意义。毛泽东指出了长征的“创世”意义：“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 长征被视为中共领导人民缔造现代民族国家、创造新世界的筚路蓝缕的宏大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富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起点。上述作品立足于长征的描写，以此反映现代中国的历史动态，传达出的是创造新世界的历史主旋律。这些作品没有回避长征残酷的一面，但残酷所带来的并非是悲剧，而是正剧。长征走的多为绝路，可以说其自身已构成一个神话，一个绝处逢生的神话。正因为如此，这些正剧也被涂抹上神话的色彩，而这种神话恰恰是传奇式的英雄们创造的。正如斯诺所说：“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象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 这些作品具有浓重的英雄主义的基调，着力塑造了创世英雄的群像，展现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不屈的精神，并以此使人们相信，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挡这只红色的队伍撕破黑暗、走向光明。
    虽然真正地还原历史是不可能的，但人们并没有就此放弃逼近历史本相的努力。作为没有亲身经历过长征的后代作家来说，史料的搜集、筛选、辨别和运用是他们接近历史、激活历史的可靠途径。在这些长篇纪实作品中，作家以历史学家严肃、求实的精神，尽可能地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对史料进行精心组织。此外，这些作品往往描写一些曾经被遮蔽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以此来达到周详地映现历史原貌的目的。《大迁徙》从历史事实出发，以中央红军的长征为叙事主要线索，同时描写了过去被历史所忽视的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红二十五军等其他红军部队的艰苦征战，对博古、李德、张国焘等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也没有进行简单化的处理。《草地龙虎》中首次披露了毛泽东与张国焘在抚边小镇初次会面的详细经过等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和内幕，几乎所有的叙述都有史料的支持，力求忠实于历史和复现历史。但对于这些作品来说，“纪实”并非是最终的目的，而恰恰是达到目的的创作手段和策略。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考察、描写对象的一致和创作中对纪实风格的追求，不同作家所创作的长征题材作品难免重复着一些相类的故事母题，以致于形成一种互文性的叙述模式。如果文学的叙事模式可以被视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那么这些作品对某些类似故事和主题的重复便是在重复着某种意义，同时力图使这种意义得到强化和“增值”。
    文学与长征的相遇之初，便被置于历史的辐射之下，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在历史面前只是一个消极的、被动的客体。在上述作品中，历史对文学的规约更多的是在一种宏观的视野下进行的，它还不可能对文学实行全面的掌控，这就为文学在历史中的生存提供了一个缝隙。在这些作品的长征书写中，文学在宏观叙事上服从历史的约定，而在具体叙事中则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一种文学独有的魅力。《红土黑血》试图在宏大叙事中渗透进“小叙事”。作品浓墨重彩地描写了王铁和于英、张东来和吴英、王伟和汪芳几对恋人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为血与火的征战增添了几分人性的温柔。在无法预知明天的战争状态下，爱情的命运是飘忽不定的，随着生命的结束，美丽的爱情也会永久地飘逝在硝烟弥漫的战场。正因为如此，战争中的爱情绝少轻快和浪漫，却在很大程度上让人感觉到了某种残酷。在《红土黑血》中，几对恋人对爱的坚贞不渝总是与革命的信念、忠诚结合在一起，他们的爱情也随之显得悲壮和崇高。新兵刘二娃短暂的长征经历是《红土黑血》中一条引人注目的叙事线索。作品通过刘二娃的眼睛证实着长征的艰险。在黑漆漆的夜幕下，行走在陡滑山路上的战士一个个摔下山崖……，作品真实地展示了这些场景给人带来的恐惧和绝望，以及在绝望和恐惧面前人基于求生本能的退缩，呈示了在绝境中普通人的心理状态。而刘二娃退出长征、离队“回逃”以及在村民和家人被白军凌辱、屠杀的惨状刺激下的最终发疯，则构成了长征“绝无退路”的隐喻。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宏大历史叙事框架的限制下，上述作品中的“小叙事”难以深入展开，最终只能成为一种辅助性、补充性叙事。
    与以“大历史”的建构为总体叙述目标作品不同，中篇小说《灵旗》（乔良）、《夕阳红》（程东）、《马蹄声碎》（江奇涛） 、《苍茫组歌》（赵琪，1996）以及长篇小说《走出西草地》（邓一光，1996）等作品则将俯瞰的视点下移，以平视的视角探视长征的细部，触摸它的枝枝蔓蔓，以各自不同的叙事角度和表达方式，试图走进历史现场去感悟历史，由具体的历史细节展现出历史原生态的真实性与复杂性，力图以此在另外一个层面还原真实的长征。在这些作品中，作家没有建构史诗般的宏大叙事，而是试图走出“大历史”的摄照区域，在“大历史”的边缘处拣拾被遗弃、被漠视的历史碎片并加以组合、拼接，从而在“大历史”的背景下书写出“复线”的“小历史”。这一类长征书写有效地填补了在“大历史”的建构中未来得及充分涂抹的历史叙事空间，对长征、对历史进行了一次深度的体验和思索，同时也开辟了解读长征这一历史记忆的另一条路径。
    在这一创作序列中，一些作品在“大历史”的叙述框架内，选取特定的人物、事件和特定的角度对长征进行细节化、具体化，并对“大历史”加以适度地补充和延伸。在《苍茫组歌》《走出西草地》《马蹄声碎》中，那个活跃在追求史诗性作品中的英雄群体被分解成一个个富有质感的生命，趟过历史的河流走进文学的空间。《苍茫组歌》以主人公红军团长肖良长征中的传奇经历和情感遭遇为叙事核心，在兼顾外部事件描述的同时，尽可能多地关注人物内在的精神律动。《走出西草地》讲述了红四方面军一支由被编入“改正队”、“甄别队”的“犯人”组成的特殊人马的长征故事。这些人虽然也是红军，但却被视为革命队伍里的“另类”，成为被整肃的对象。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勇猛地战斗，竭尽全力履行革命者的职责。在漫漫远征途中，他们承受着沉重的精神压力，但从未放弃革命的信念，最终凭借着超人的意志和顽强的生命力走出茫茫的西草地。《马蹄声碎》描写的是红四方面军（这一点在作品中虽未注明，但依据内容可以作出明确的判断）运输营的一个女兵班在长征中途“被甩掉”后，在饥饿、疾病和死亡的威胁下追赶大部队的艰险历程。在非常的状态下，她们首先是战士，然后才是女人。这是长征中并未受到多少特别照顾的特殊的一群，承受着的却是男人们都难以抵挡的艰难和困苦。作品描写了她们在生命极限状态下基于自身的认知方式、情感结构对外部冲击所作出的反应，从这些鲜活的生命中，迸射出的是一种难以形容的精神力量。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具有典型的意义，在他们身上承载着的是长征所筑就的主体精神。显然，这些作品以长征为背景依托，着力建构的并非是重大事件的历史意义，而是一种富有质感的“精神史”。讲述长征的历史并非简单的追忆与缅怀，而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寻找。这种寻找复活了民族的英雄记忆，淡化了长征的所具有的悲剧感，最终成为精神消遁的时代里一种神圣的仪式。在《苍茫组歌》的结尾，作者建构精神史的欲望通过晚年肖良那纷乱的思绪表现出来：“长征到底是什么呢？……不错，‘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些热血与勇气呢，英雄与神话呢，胜利与憧憬呢，无畏与牺牲呢，幻想与传奇呢，信仰与光荣呢。如果说那一路收获了什么，那就是这一些。许多事实后人将无法置信，将会以为听到的是一部悠远辽阔、苍凉嘶哑、开天辟地的祖先的古歌。当然，他承认，那时的歌声也并不总是那样高亢明亮的。也许，有过沮丧与失败，有过犹豫与绝望，有过退缩与怀疑，有过在死亡面前的飞奔与在生存面前的躲闪，但它们也绝不是毫无价值的。它们将与光荣一起流传于世，成为瑰宝与财富，成为一支民族创世纪的歌谣与史诗中的一部分，从而在人类中永久地传唱。这就是长征。” 肖良对长征的沉思具有某种历史“总结”的意味，在这“总结”中隐藏着观照历史的另一视角。但我们也应注意到，这种定评式的总结同时又难免使刚刚敞开的历史思考再次封闭。
    “大历史”的建构总是要淹没一些难以容纳在它的叙事框架内的剩余的历史碎片，而这些隐藏在历史深处的碎片却往往是展现历史真实面貌的不可或缺的材料。《夕阳红》则将笔端对准了另外一个特殊群体——“流落红军”，让沉寂多年的事件和人物浮出了历史地表。在长征途中，由于伤病、掉队等原因，曾有为数众多的红军战士流落民间。在当时的情况下，离开了集体便意味着接近死亡，他们不但受到国民党武装和土匪的追杀，甚至还要成为不明真相的村民的杀戮对象。然而，这个曾经为革命作出重大牺牲的群体却在“大历史”的建构中难觅踪影，成为历史叙事中沉默的一群。《夕阳红》将他们中侥幸活下来的人邀请到小说中，去讲述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并以此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所述说的故事是只能通过正史来了解长征的后人无法想像出来的。可以说，作为长征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们的记忆与“大历史”的叙述有着同样真实的内涵和重要的意义。小说具有浓厚的“口述史”的色彩，从中我们听到的不只是战争的震撼、英雄的传奇和杀戮的残酷与血腥，而且还有活动在历史中的具体的人的生命状态和命运沉浮。小说描写了他们过去所经受的种种严酷的考验，同时也揭示出这一群体现实处境的尴尬。他们虽然在民间仍然保持着英雄的情怀，但“流落红军”这一特殊身份却使其无法真正地分享到“大历史”赋予英雄们的荣耀。
    同样是书写“小历史”，《灵旗》似乎走得更远一些。如果说《夕阳红》还是在以书写“小历史”的姿态，用鲜为人知的史实为“大历史”补缺的话，那么《灵旗》的长征书写则在历史的观念上一定程度地逸出了“大历史”叙述的边界，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文本状态。《灵旗》的写作过程也是作者与历史对话的过程。在谈到湘江之战时，乔良写道：“一切都是偶然。谁能说红军注定会有一小半人要从那铁桶般的钳制下脱身？一切又都是必然，既然事实如此，那不等于说，红军注定会逃过这场劫难而最后获得成功？这就是历史，你说得清吗？” 就在这种历史的迷惑中，乔良完成了《灵旗》的写作。在他看来，既然历史的是非曲直难以言说，那么还不如索性把这个判定的任务留给后人，自己能做的只是平静地把这段历史尽可能真实地记述下来，让人的善良和残暴、人的崇高和渺小乃至人性中复杂的方方面面尽情地上演。小说真实地再现了战争更为真实和残酷的一面。战争无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从来都是残酷的和违反人性的。从人类生存意义上说，死亡终究是一种巨大的不幸和痛苦，即使革命战士在死亡面前表现得视死如归。小说以青果老爹的回忆展开了那一段特定的历史，在这回忆当中，历史和现实“混融”在一起，难分彼此，扑溯迷离，也许这才是历史的本真状态。可以说，《灵旗》这篇被众多评论者称为新历史小说的作品最终仍未完全脱出“大历史”的言说框架。作为“长征笔会”中的作品，其创作的显在目的是“为那些亡灵们特别是至今仍曝尸山野的红军的亡灵们唱一支安魂的挽歌，或是写一篇如灵旗般飘摇的祭文”。 湘江战役的悲壮和惨烈，红军将士的英勇不屈、大气凛然都包含在这挽歌或祭文中了。小说中二拐子的“讲史”显得庄重甚至有些神秘，充满了对历史的敬畏，这也正构成了整篇作品历史叙事的基调。这种基调的产生无疑是长征中所蕴含的一种具有强大征服力的精神辐射的结果，这种精神可以穿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时代的变迁，像一只无形的手操控着人们回忆长征、想像和建构历史的情感向度。
    历史总是在被后人的书写中不断地向未来延伸，从这个意义上看，“长征”并没有终结。由于时间间隔的进一步拉开，人们在回望已沉淀为历史的长征时更能保持一种平和、冷静的心态，而这样一种心态也正是书写长征这一极易调动起人们各种情绪的特殊对象时所需要的。对被视为一种象征的长征的书写其本身就是一种具有象征性的行为，但必须明确的是，无论创作主体以怎样的视角和方式、出于怎样的意图介入长征这段历史，都应该持有一种客观、公正和尊重的历史态度，只有这样，才能为作品在时间中的长久存在构筑一个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