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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有刚柔之分，这是桐城派姚鼐给鲁絜非的信里特别予以说明的。姚鼐说：“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惟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然而《易》《书》《论语》所载，亦间有可以刚柔分矣。”姚鼐据以观察各类文章的特点，认为“阴阳刚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气有多寡进绌，则品次亿万，以至于不可穷，万物生焉。故曰一阴一阳为之道。夫文之多变，亦若是也。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姚鼐这些话对我后来辨识文章风格及形成原因很有启发，平时经常回味，并试着用来检视前人的作品，慢慢积累了一些心得。 追源溯流，讨论刚柔大约必得要提到《易经》的太极生两仪，一阴一阳，万事万物都可以此视之。宋玉辨风，竟也有雌雄之别的说法，引来不少争议。文风刚柔，体现作家的个性，自然而然。但是，不同的文章风格虽然出之于作家的性情，也应有度的把握，“偏胜”可矣，不能“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倘如此，则如姚氏所说，“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可见桐城派心目中的上乘文章，应是个性鲜明、神完气足，但又刚柔相济、均衡适度。 考察古人文章，我觉得姚鼐的这些意见大致符合实际。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双璧，两人之间还有较多唱和，但文风却迥然有别。韩愈集中多论说文，纵横捭阖、气指颐使是其文风的常态。韩氏以振衰起敝、激浊扬清自任，所说道理要人信从，当然要表现出极大的自信。他的文章议论风发，旁若无人，盖出于此。用姚鼐的标准较量，韩愈的文风应是略过于“偏胜”。因为秉持理性、论证充分，倒也没有落入“刚不足为刚”的境地。韩愈遭际坎坷，一肚子愤激之情，这也是容易砥砺文章锋芒的重要原因。柳宗元早慧，出仕之后极受执政者的重用，前途一片光明。后来因为涉入复杂的政治斗争，意外遭受打击，贬往南方蛮荒之地，绝望中滋生了浓重的忧怨与不平，而头上一顶叔文余党的帽子，又让他不得不守拙内敛、处处小心，惟恐笔下文字为自己招来无妄之灾。读柳宗元的诗文，可以感觉到他满腹的怅惘和欲说还休的无奈。“永州八记”是柳氏文章的代表，集中反映了作者内心的痛苦。“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凄苦得很、阴柔得很。 韩柳私谊甚笃、文风迥异的情形绝非孤立，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周作人提供了另一个生动的例证：即使是同胞兄弟，缘于个性差异，文风也会呈现不同的风格，难有交集。为了弄清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有人特别分析了吴越文化的构成。认为该地区因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形成了“激烈”与“冲淡”两种文化精神，鲁迅的文风近似嵇康，嫉恶如仇、锋芒毕露，视文章为投枪、匕首，刚烈异常；与鲁迅不同，周作人性格内敛，且深受晚明闲适小品的影响。面对现实，他虽然也有不满甚至义愤，但往往曲意掩饰，融入文章的只是微讽，需要读者揣摩半天，才能读出文章中那一点批评的意思。像《前门遇马队记》，明明是针砭，却又躲躲闪闪，吞吞吐吐。大约周作人自己也感觉到写这类文章时的别扭，因此更热心于写野菜、写茶食，一旦涉入与时事无关的领域，立马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显示出温文尔雅的名士风范。 文风的刚柔同文学史上所说的豪放与婉约是相通的：阳刚与豪放关联，阴柔与婉约同义。学术界常用它们来为宋词代表作家归类，说柳永、秦观是婉约的代表，苏轼、辛弃疾则是豪放的领袖。其中有的论述不免绝对，对作家文风的复杂性似乎认识不足。用姚鼐的话说，这些词人的作品虽然风格鲜明，却仍在“偏胜”的范围之内，并非“一有一绝无”。有一部分才华出众的作者甚至能够在豪放与婉约两个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苏轼豪放起来字里行间满是强旺的血性；但写“明月几时有”、写“十年生死两茫茫”，写“花褪残红青杏小”时却又显得柔情万种，堪与最婉约的作家一比高下。李清照、辛弃疾的作品都有此类豪放、婉约兼擅的情形。研究文学史的鲁迅也曾特别提到写“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说他也曾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样金刚怒目的作品。看来还是姚鼐说得对，创制文章，刚柔二气应当耦合、相糅，避免落入“一有一没有”的绝对。苏轼是文章大家，对此必有相当的体会，他在《水调歌头》中调侃宋玉，说他过于看重阴阳刚柔的分际，不懂得庄子所说的天籁，实际是两气相糅，雌雄同体。 由此可见，高水平的作家一定有灵巧统驭刚柔二气的自觉，允许糅而偏胜，避免沦为偏胜之极。各人秉性气质不同，气弱的要善于养性、砥砺节操；气刚的则要留下余地、保持理性。姚鼐欣赏欧阳修、曾巩，说他们两人，“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也。欧公能取异己者之长而时济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我想他想要表达的应该也是这个意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