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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叙事的多重视角 张艳梅 现代归乡文学有着成熟的自身传统，归乡叙事、归乡模式、归乡情结、归乡话语，在新文学传统中自成一脉。只不过，不同历史时期，离乡缘由不同，看到的世界相异，归乡的道路也各有因果。姜贻斌的长篇小说《火鲤鱼》作为归乡文学的新作，不仅继承了“五四”以来鲁迅等人开创的乡土中国观察视角，而且融会了沈从文自然乌托邦的审美理想。 “五四”以来，离乡者众。这种生活状态投射在写作中，就成为归乡文学的精神源头。《火鲤鱼》提供了归乡文学的新视野，小说对现代化世俗化进程中乡村世界的凋敝、价值观的变迁有更多正面思考。同时，作者的重心还是放在寻找之上。作为乡村外来者，沿着心灵寻根的漫漫长路，纵向追踪童年玩伴各自的人生轨迹，横向展开社会生活斑斓画面。作者追问的是生活的本质，寻找的是幸福的源头。 小说以中年还乡为主线，写时隔数十年兄弟几人重返故乡的见闻。沿着童年生活过的湘中乡村所见所感和往事回忆，描写了渔鼓庙几十年的变迁。作者试图通过文化寻根揭示乡村世界的种种跌宕；同时通过心灵寻根的潜在叙事动机，揭开乡村人生的种种密码。小说打破了时空、记忆与现实的区隔，在生与死、爱与恨中饱含同情与悲悯。 重回渔鼓庙，“我”已是寻找故园的异乡人了，少年玩伴大都风流云散。“我”不仅关注他们的现状，反复追问，而且对当年的旧情遗憾怅惘、深怀忏悔，对车把这样的抛妻弃子之人颇为不满。这里面既有朦胧素朴的爱，也有现实与爱情的冲突。故乡面目全非是外在的荒芜，只要心中有美好的图画，就还可以实现世界重建；而当主体内心丧失了自我指认的能力和对他人的理解，那么这种隔绝比起一条小路的消失、一条河流的干枯，更难以恢复和重建。在姜贻斌笔下，人心的变动、世事的变迁、乡村的凋零，给这个繁华热闹的时代带来冷峻幽暗的色调。小说没有刻意放大普通人的苦难与悲痛，也没有刻意批判底层社会自发的欲望和暴力，只是诚恳地把历史与现实中乡村社会经历的疼痛和裂变，在充满诗情画意的浪漫之思中慢慢呈现出来。 小说《火鲤鱼》既体现了怀旧的诗学，又以回溯过去重建现在的理性之思，阐明了万物有灵的生命哲学立场。小说中多次提到记忆，对有些模糊的记忆心存不甘和质疑，而有些记忆烙印却又唤起内心的伤感和痛苦。《火鲤鱼》的时间跨度、空间跨度都很大，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直写到新世纪。小说中反复强调2001年5月2日，这是主人公归乡之日，作者以此给出历史定位，在一个恒定的点上回看历史，强化了真实感和在场感。小说以二十四节气贯穿，隐含着对乡村民间文化传统的体认。那种周而复始的轮回意味多少有些伤感，却又暗暗地强调天道自然。 新文学传统中，除了对乡村社会以现实眼光批判和关切之外，还有一种牧歌情调。新世纪以来，各种社会问题突显，发展经济带来物质极大丰富，而精神和情感世界愈发贫瘠。如何打破物欲和贫困的双重围困？《火鲤鱼》不是现实生活中的道路，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药方，作为一种象征物，近乎于沈从文所言之供奉理想人性的希腊小庙，一个朝向彼岸世界的期望和信仰。 故乡是遥远的现实家园，也是切近的心灵家园。归乡文学的形成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而对归乡的思索则是以文学审美的方式重建故乡，这种文化意义上的重建，近乎于宗教式的信仰。归乡不是对都市的拒绝和破坏，而是自我省思之路的伸展，对故乡的热爱是对世界本源的信赖，对于火鲤鱼的向往将引领我们不断超越自身和时代的局限，寻找真正的幸福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