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屠格涅夫临终前曾给托尔斯泰写过一封信，他说：“我想向你提出最后的、真诚的请求。我的朋友，回到文学活动上来吧！”弥留之际，屠格涅夫的请求诚恳而动人，却也让我们不能回避二人在“文学活动”上的分歧。在屠格涅夫看来，托尔斯泰浪费了“上天所赐”的文学天赋，而晚年托尔斯泰却将自己的文学天分视为堕落与背叛的痛苦，将严厉的目光置于文学如何在哲学和宗教层面触及人的灵魂与历史。但是，一百多年过后，这种分歧是否还在让我们为难？ 我们固然可以把阅读的缘由看成一种孤独的习惯，但在很多时候，它也会变成一种强有力的参照，映射着我们自身，也映射着这个时代的文学。屠格涅夫也好，托尔斯泰也好，甚至他们的分歧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传统，成为我们阅读和评判的尺度。问题是，20世纪及其之后的文学，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敏感。 发生于20世纪的那些大事件，改变的不仅仅是政治的或国家的格局，同时也是对文化以及文学传统的巨大冲击。总体上来看，20世纪是现实主义被挑战并走向溃败的世纪，但在一些国家，现实主义反而显示出一种更坚韧、更强硬的姿态。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的分歧其实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前提之上的，但20世纪让这种分歧在一个前提消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扩大，变得越来越绝对。我们看到列宁关于“党的文学”的要求，也看到了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当《豪斯特·威塞尔之歌》在德国盛行，人们也记住了格哈特·西格尔和他的《奥兰登堡》；伴随着政治的剧痛，帕斯捷尔纳克产出《日瓦戈医生》之后是索尔仁尼琴对“我的文学命运不是我个人的文学命运，而是千百万人的命运”的确信。 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所纠结的“文学活动”在并不太长的时间里发生了剧烈的变异，正如我们无法想象托尔斯泰活在20世纪会怎么样，我们同样无法将他们的问题严丝合缝地镶嵌在这个时代。于是，相对于充满艺术魄力的表述和关乎宗教与哲学的追问，相对于那些伟大的传统，20世纪文学向我们充分地展示了一种新的时代性和属于一个时代的尴尬。 从梁启超讲欲新民、欲新道德、欲新政治、欲新宗教等都要自新小说始，中国文学也变得沉重异常，一百多年的文学创作和研究都没跳出这个路子。小说或者文学何德何能就能担起这么大责任？但要说文学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部撇开，又是天方夜谭。梅光迪在《评提倡新文化者》中说：“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彼等非创造家乃模仿家也、彼等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也、彼等非教育家乃政客也”——这样的质疑固然尖刻，却无不切中要害，新文学的努力正因与之的伴生的激进和功利才得以实现，而这本身又让它陷入尴尬之境，无法真正回应梅光迪们的质问。 上世纪20年代末，中国的文学之路愈发艰难。在这里，应该被珍视的文学传统是被完全清除出去的。它开始不断强调工具论、阶级性，当然也就不能与那些伟大的灵魂并置相谈。但如果我们充分意识到某种文学样式在一个时代当中的尴尬处境，意识到它可能仅仅是一个时代的尴尬存在，似乎也就有了心平气和深入进去的可能。 从这个角度来讲，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文学面貌都有讨论的价值。比如延安文艺，很多人脑中有固执的想象，认为其不值一提。但这种态度其实文艺狭隘化了。除了文学性之外，文学能够给我们提供太多的东西。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政党，如何对待文艺便会如何对待市场、对待法律、对待民众，它们之间是相通的，如果我们仅仅因为文学性的问题而把某一时期的文艺做简单化的理解，就会非常可惜。从红军文艺到延安文艺，全面展示了当代文学范式的生发过程，那时候的经验可以成为今天的经验，那时候隐藏的问题今天可能全面地暴发出来，虽然相隔近百年，但依然可以顺利对接，甚至不断重复。在这种情况下，对教训的清理就变得必要而且紧迫。当然延安时期的文学性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我们去阅读那时候的小说、戏本，常常会感到惊讶。它可能很有文学性，那种质朴，那种传统的讲述方式，那些来自于文化不高的文人甚至是军人、农民的创作，带着一种粗粝而单纯的俏皮，不但它本身值得品味，而且对于我们当下文学创作中的文艺腔，也能够形成一种有效的参考。 对任何文学命题、任何文学样式的讨论如果不指向当下，终究要打些折扣。我们之所以要分清并反复强调什么是伟大的传统，什么是时代的尴尬，归根结底还是要它在当下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中产生作用，无论其提供的是崇高的、内在的尺度还是可悲的、惨痛的教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