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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贵说，2006年，我开始有意识创作“信河街系列小说”时，并没有考虑她属于城市文学还是乡土文学，但有两点已非常明确：一、信河街是地理意义上的一个名称，泛指一条街道、一个社区、一座有浓郁特点的城市甚至是一个飞速膨胀的国家，也就是说，她从地理概念上属于城市。二、我要描写和刻画的是一个从事商业活动的成功群体，这些人被称为时代英雄，而我要探讨的是这些英雄生活背后所要面对的巨大精神问题。这不仅与哲贵的自我期许有关，同时也与他的生活环境和经历有关： 我生在温州，长在温州，我亲眼看着这30多年来温州的飞速发展，我亲眼看着我身边的一批朋友成为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我知道他们是怎么富起来的，在很多时候，我其实也参与其中，我知道他们所有快乐，他们的快乐其实在很多时候也是我的快乐。我跟他们没有隔阂。但是，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普天下的人都知道温州人有钱，知道温州富翁多，温州的别墅多，而且贵。可是，谁看见温州的富翁们的哭泣了？没有。谁知道温州的富翁们为什么哭泣？不知道。谁知道他们的精神世界里装着的是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们的人生出了问题，他们的精神世界也出了问题。这个问题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可能是中国的，也可能是全人类的。因为谁都知道，这几十年来，中国发生了什么，改变了什么。这些改变，首先体现在这些富人身上。我想，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温州人，一个写作者，我有责任把我的视角伸到他们的精神世界里，把我的发现告诉给世人。所以，起码在这一阶段，我的写作视角会一直关注这个领域，当然，我以后的写作视角会拓宽，但对富人阶层精神的探究依然会是我的保留节目。(《身份迁徙与心灵蜕变——我对城市文学的理解》，载《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5期) 哲贵对成功人士或富人阶层的“逆向”或“反谱系”写作，不仅是一种观念，同时也是一种胆识。他敢于以同情、悲悯的心情去书写这一阶层的苦恼、混乱乃至疼痛，以平实、温婉但也正面强攻的姿态面对过去的阶级论或流行的“仇富心理”，显然是有充分准备的。 但是，我稍有疑问的是，当哲贵书写这个阶层当下的时候，他有意略去了这个阶层的“前史”，而他们所有的精神层面的问题，是否也与这个“前史”有关呢？如果哲贵所表达的一切都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将如何理解过去曾经建构起来的历史呢？除了观念层面的问题外，我觉得哲贵的小说在语言方面还需要进一步考究，他常有缺乏表现力的语言出现，行文还略显随意。如果哲贵有能力在观念层面回答这些问题，并在语言方面再精致些，对他的文学前景我们完全有理由怀有更高期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