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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生》没有成为历史小说，也不是社会风俗小说，它始终是个讲古小说。讲古小说与历史小说的区别在于，它是平面而单向度的浮世绘，看不到立体错综的关系，没有辨析能力。 我们的小说应该以怎样的眼光审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这需要有难度的、对于历史有辩证思维、完整观察和情感体贴的写作。小说如果不从故事中提升，历史必将被记忆的浮沉所掩埋，终有一天它们会僭越地宣称是我们时代文学对于历史的真切记忆。 贾平凹在《老生》的后记中写道：“能想的能讲的已差不多都写在了我以往的书里，而不愿想不愿讲的，到我年龄花甲了，却怎能不想不讲啊？”在这部“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中，他试图“以细辩波纹看水的流深”，实则是充满了野心勃勃的自我期许——重述20世纪的秦岭乡村历史，意在指向更为广阔的宏观历史。 闭合结构中的封闭历史 《老生》首先面对的是文学演义与历史这个自在之物以及历史记载、故事讲述之间的多重关系。小说以民间唱阴歌的唱师讲述的四个故事为主体，镶嵌进教师给孩子讲授《山海经》的文本释读，构成双线互文的叙述。在回忆性结构中穿插提点性文字并不新鲜，倒是为整个小说奠定了一种神话原型的意味。带有神秘色彩的唱师贯穿在四个故事之中，作为听闻者、亲历者和讲述者，回忆从陕北闹红军的上世纪30年代到21世纪初非典横行，回忆终结之时也就是唱师去世之时。开头与结尾由唱师纽结起来，形成了“讲故事”的闭合：结局开始时已经注定，故事在这个闭合结构中展开，其内容不可能突破这种闭合，故事中的人物也就形成了封闭性的存在。 这是一种双重封闭，在这种闭合中可以见到作者的历史观念：历史是已经有了结果的往事，小说要做的不过是演义其中的故事，这种演义与小说中匡三所代表的官方正史系统是有区别的。小说中有个细节，地委组织人编写秦岭革命斗争史，整理者都以亲疏远近张扬自己的先人，初稿送给匡三审阅时，因为提到他的篇幅非常少而被要求重新写。这个采编革命史的过程与唱师的回忆截然不同：匡三在第一个故事中被还原成一个蛮横无赖的流浪儿，而在最后一个故事里则变成了迟钝衰弱的老人。这样的设定具有隐喻的意味，回响的是新历史主义小说那种颠覆崇高、瓦解宏大叙事的声音。 不过，如果轻易用新历史主义小说这样的概念断言《老生》未免过于草率，贾平凹引入《山海经》一个山一个水地写山水的方式，一个时代一个村庄地写人事，自然有参差对照的意思。尽管实际上《山海经》与故事之间融合得并不是很紧密，贾平凹试图微言大义地以经典提点故事，却做得颇为生硬，他试图创造一种有别于新历史主义式写法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4个不同时空的故事构建了近百年的历史，以空间写时间，采用的是《山海经》的空间逻辑。这固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尝试，却限于神话思维，没有返回到用本地的思维逻辑讲故事。只有用地方性思维，这些故事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本地的历史，构成与正史对话的结构，而不是另一种替代性的外在视角。 唱师就是替代性外在视角的行使者，他本身就是一个大历史的旁观者或者顶多是被动的参与者。唱师所体现出来的神秘性和乡民对他的敬畏感，不过是普通民众对于他者文化、另类世界的畏惧和小心谨慎的疏远。贾平凹在这里放弃了写作者的主体性，将自己的视角等同于叙述视角，也就是说曾经在批判现实主义、革命英雄传奇、启蒙历史叙事中的知识分子视角隐遁了，只有民众在星罗棋布、犬牙交错的村庄进行着蜜蜂寓言式的布朗运动。 去价值化的传奇式讲述 历史讲述从来都是附带伦理与价值的，中国的文化传统正是在历史书写与记忆中获得信仰，这就是章学诚所谓“六经皆史”的真正含义。《老生》放弃了价值导向之后，表面上是让唱师体现出来的“民间”获得言说历史的权利，实际上使历史讲述成了缺乏价值观的故事，这样一来，它就沦为了流言。当历史流于闲谈逸事的时候，它会变成仅仅具有满足窥视的娱乐消遣，这使得贾平凹用小说讲述村庄史(乃至中国史)的野心蜕化为窄小视角里的小故事。而这种故事中包含的情欲、风俗、暴力、掌故延续了贾平凹早期作品就包含的要素，在惯性中依然能够给读者带来快感。 在驾轻就熟的快速行进中，《老生》叙事口吻的调换自然而然因此常被读者忽视：唱师介入叙事情节时是限知视角的，但是在他不在场时，又变成了上帝般的全知视角。讲述者外在于故事，情感与观察就无法深入，宏大历史隐形，私人讲述一声独大，4个故事保持了几乎同样的节奏，循着流水账的方式铺陈下去，让原本复杂、交叉、纠结、缠绕的各种势力、社会角色、具有多种可能性的情节走向被一种线性逻辑统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被简化为单数的、概念化的、缺少贴近性细节的故事世界。在贾平凹的故事里，大历史存活乃至侵袭于乡野日常之中，但是乡野却是个被动的承载者，没有反思或者升华，甚至日常生活经验也是极其稀少的。政治由此变成了机械的暴力，它因此被消解了，变成了一种花边琐事、流言蜚语、奇观想象。读者伴随着传奇式的讲述前行，更多时候是在漫画式的故事中得到一点快感，没有增添任何关于乡村的理性或感性认知。 在平铺开的故事杂碎里，不惟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隐遁无形，村庄史本身也是狭隘的。贾平凹似乎要追求一种零度叙事和平面，整个小说没有核心事件。各种阶层和社会关系也是模糊的，人物面目、他们的生活、生产、情感、地理环境、人文气息都是暧昧的。人物的心理与动机在故事讲述中得不到展示，故事呈现弥散的状态，历史也就被分解掉了。所写的人物除了老黑、李得胜等少数几个之外，都缺少渴望和未来想象，或者就如同戏生那样仅凭欲望驱使行动，而渴望和本能也是浮表化的。群氓茫漠无知、愚昧自利又无所作为，仅凭几个宵小人物兴风作浪，被动承受时代的压力和挤榨。贾平凹在这里表现出真正的冷漠和超然——那些乡亲已经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疏远了，它们的命运无法唤起他的同情共感，他所做的就是把它们作为对象。这样一来，不是历史在拨弄人物，而是人物自己在历史中内耗，人物从来对于历史没有自觉，更遑论他们永远不会成为历史的主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