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杂志社和深圳市文联联合主办的杨争光长篇小说《少年张冲六章》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与会专家认为，这部小说提出了尖锐、沉重的社会问题，忧思深远，是一部敢于承担现实和艺术双重使命的小说。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和文学界有关人士以及来自法国、塞尔维亚的有关翻译家出席研讨会。兹发表部分与会专家的发言。
    

——编 者

雷 达：
    这部作品中的张冲、张红旗、文兰，还有李勤勤，周围有无边的压迫感，所有的人都在挣扎，都逃不出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很自由，我们也很阳光，我们生活也很和平，很愉快，但是有压力，这样的压力无边无际。我觉得一部作品能写出这样的压力，非常了不起。
    我认为张冲的成长不是简单的成长史，也不止是通过问题来抨击教育。它直指文化，直指人心，直指人生理想，写出了我们文化土壤的极其复杂性，以及种种以爱的名义的扼杀。它是关于一个少年的，也是关于一个民族的；是关于教育问题的，也是关于民族精神的；是关于一个人的成长史的，也是关于人性引导价值取向的。它不像成长小说，成长的歪歪扭扭，最后出现悲剧了。爱他的人却在一步一步地把他推上了精神的绝路。周围的同学、教师、父母、亲戚，他们的灵魂状态也很复杂。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尊严面子全部化在里面，不仅是一个望子成龙的问题。张冲和老师的矛盾、和社会的矛盾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全面的。两次成绩单，写得很精彩。上官英文这个老师，她就是一种文化，你没辙，你生活在那里肯定得受她管教，还是很残忍的。当然也有李勤勤这样的好老师。我觉得张冲这个人物给我们的感受非常复杂，反抗是要追求个性自由，这有很多是正确的，但是在我们的文化里，这种正当的东西很难引导，比如染黄头发、戴耳环都是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是怎么样成为他自己，他也不知道怎么样能成为他自己。我记得郁达夫说过一句话，说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就是发现了个人。现在张冲就是这样一种人，但是找不着出路。经过了五四，一百来年了，我觉得中国人还是找不着这条出路。张冲这个孩子其实很可爱，很勇敢，很有正义感，这就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这本书的写法有一些特点，写了六章。写的是六种关系，六件事情，比如家境的关系、同学的关系，包括亲戚的关系，还有课本的关系，有一些写的不错，包括和老师的对话，确实很精彩。感受还是很多，整部小说并不轻松，看着挺压抑的，很悲凉。悲凉不是缺点，要好玩就不要看这个作品。
    阎晶明：
    
    我认为这是一部问题小说。我们知道问题小说从“五四”时期就有的。可能有人认为问题小说是稍微低一点的文学行为，但是今天我用这个词不是这样，问题小说直面问题，这在今天的中国非常重要，对文学来说尤其如此。
    好几篇评论文章都提到，这部作品让人想起鲁迅的“救救孩子”那句话，包括《班主任》里面的“救救孩子”。但是这三个不同的“救救孩子”，概念其实是不一样的，鲁迅面对的是一个五千年的吃人的历史，不是教育的问题。刘心武面对的是十年浩劫的问题。到了《少年张冲六章》，这个“救救孩子”就像医生似的发出了一个呼吁，要进入实质性的，孩子就是孩子，不是泛化的中国人的概念，是如何通过教育来救孩子。
    张冲的成长是失败的过程，最后变成了一个染头发、扎耳钉，甚至把公安局局长的眼睛挖掉这样一个问题少年、犯罪少年，被劳教了五年的时间。但同时我们也知道，他在真正的道德底线上又比很多人高出很多层次，比如他的恋爱过程像一个强盗似的，但是他们没有身体上的交往特别是强迫性的行为，实际上这部小说在这个地方把少年闪光的一面写出来了。作品把人的成长过程写得更加复杂化。但是我也坦率地说，像这样一种架构方式，其实也不是独创性的，这种问题少年最后在道德观、道义感方面反倒是最强的，是闪光的，他的行为可能是不符合社会规范的，却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这种写法在传统的文学里面我们也经常可以见到。但这也就是问题小说的意义所在。
    这部小说也有一个让我不解渴之处，即非常严肃地提出了问题，这绝对是非常及时、迫切和重要的，但是我觉得作为小说家来说，应该把这个问题提得更深一点。我们现在面临的是非常严峻的困境，比如我也是一个孩子的家长，我也知道一个人的成长应该是什么样，但是我作为一个家长，我宁愿让我的孩子就着社会的规范亦步亦趋找到一个寄身的地方，也不愿意把他放到我们所理想的状态当中让他自由地行走。因为现实是严酷的，现实比我们的理想更加沉重、更加尖锐。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人人都无法摆脱，因为这是一个考试的时代。这个社会的悖论就在这个地方，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教育，教育最严重的问题是考试，但是这个社会可能最大的公平也是考试。像张冲这样的人，在小说里面立住了，但是作为现实的人肯定是失败的，人不可能说有颗金子般的心，就可以原谅所有的一切，就可以给相应的社会地位。但不管怎么说，这部作品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我们的作家在很多时候，超脱现实很难，但是深入现实、直面现实更难。我觉得杨争光首先面对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社会和教育问题。这样一部作品在今天还是非常及时、非常重要的。
    何向阳：
    看完《少年张冲六章》，心里很沉重，我认为杨争光的这部小说跟他原来的小说不同。原来我们看《棺材铺》等等，那些作品里面他的反叛心理非常强，但是在这部作品里面他把反叛这个锋芒藏起来，变成了一种对人类学的反思。我觉得不止是教育问题、也不止是问题小说，这样的概念并不能囊括这部小说的含量。作者致力于写一种童年的死亡，到底谁杀死了张冲的童年，谁杀死了一个人最宝贵、最丰盛的生命阶段？是离他最近和他最亲的亲人吗？是想让他学习好，给他教育，为他启蒙的教育体系和文化传统吗？是希望他有智慧、有力量、有爱心的集体主义和课本教程吗？答案并不这么简单，但是为什么爱他的人得到的却相反，他们得到的只是一个少年劳教犯；而这个少年得到的也是相反，他从启蒙、从教育、从亲人那里得到的只是恨，爱的启蒙变成了恨的教育，为什么？作家的反思埋在人物的成长和裂变当中。杨争光的这一文本再度证明了作家的写作是将生命温柔地搂在怀里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有形的，我是从人类学的意义来理解杨争光的创作。我认为对小说的文本可以更进一步扩大来看，就是它对中国儿童的成长，甚至对中国个性、个人的成长，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态，注入了很多的忧患意识。
    作者是怎么来写这样一个沉痛的故事的？我觉得这部作品对小说文体的变革有贡献。长篇的创作少有变革，从形式、文体上都是比较老旧的写作，作家在长篇里面很少进行艺术的创造，最后交给读者的是50万字甚至百万字的阅读疲劳。但是这一部《少年张冲六章》，它的故事就是在对文学的贡献。20万字，六章，叙说的是一个人的一件事。第六章就写张冲，写得非常有意思，写星空星座，从月亮开始写，最后落实到个人的身上，非常好，为什么不写我呢？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张冲不属于他自己。这种写法也是跟作品整体想要说的内容相匹配的。
    爸妈、同学、老师、姨夫、课文，儿童生活的大地，儿童作为大地上的生命，在这部小说当中被揭示出来，我觉得应该引起不但是教育界、文学界，而且应当是我们人类对自我、对人本身的思考。
    施战军：
    
    这部小说到底用什么方式来结构，这是非常重要的。作品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好汉查理》，这是小说的魂，整体的魂，由这个课文散出去找到了一个抓手，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个问题都可以从这个里面找到原由。比如这里面设置了一个女孩，类似于不良少年的人，还有一个父亲，三个人物，查理可以和张冲对应，那个女孩和苗苗是对应的，但是父亲找不着对应物，一个古老的启蒙式的主题在鲁迅作品里面，我们怎样做父亲，早就提出过，父亲是缺席的，也就是说这个父亲代表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环境、教育环境等等各方面，他会造成一系列的现象。从成长的角度上说，我们中国文学为什么布满了两种成长形象，一种长不完，所有的成长小说都是长到五十岁、六十岁还没长完，永远不成熟；再有一个长不成，像张冲这样的人，长不成。长不完和长不成两个原形人物通过杨争光这部小说都揭示出来了。父亲成熟吗？老师成熟吗？都不成熟，没有一个长完的或者长成的。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成长的问题，他揭示了人类的一个非常大的悖论，无论什么样的环境都会产生一种逆反的现象，他在揭示中国式的逆反的来源，这个主题比成长本身、教育本身还要重大，这部小说给我们提示的思想的价值和文学的价值更大。杨争光看似有一些游戏语言的成分，但是方言式的语言里面有很多很正经的话。杨争光在这部小说中，不仅仅是对于社会问题，而且对于小说如何恰当地表达中国人精神的症结，都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关于方言的使用，很多作家有这样的本事，这使得故事和氛围非常真切，但是有时候会混淆由语言带来的单个人物的性格，杨争光则非常有文体自觉。
    杨宏海：
    杨争光是深圳市文艺创作室引进来的优秀作家，他曾经在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挂职锻炼体验生活，在这段时间里他遍访深圳采风问俗，尤其关注青少年群体。五年之后，终于拿出这部距离现实生活最近的长篇小说《少年张冲六章》，让读者感到惊喜。在这部作品里，杨争光以求异思维，写出了一个具有求异思维的张冲。“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怎么培育我们的孩子”、“我们怎么做父亲”一直是中国文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一直是教育界和文化界长期探索的重要问题，直到现在仍保持着尖锐性与复杂性。杨争光通过塑造张冲及相关人物形象，对这一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独到的思考。要想培养出更多优秀人才，必须要给具有求异思维的“张冲”们更多的宽容。张冲的命运引发人们思考，杨争光用文学形象直接参与了国内当下备受关注的教育体制改革的论争，作品提出的问题是寄托深邃、忧愤深广的，它让人们想起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想起钱学森“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诘问，仅仅这些，杨争光与张冲的求异思维所产生的冲击力，就使这部作品具有不可低估的社会价值。
    张未民：
    我们原来常常从文化、从社会生活、人性、文学性等等种种意义上来看文学，我觉得我们还缺少一个文明的纬度。所以读杨争光的这部小说，我就有点被打动，尤其是第一章他爸他妈和第五章那个课文，对课文的解读。他完全靠他从生活当中、靠他从他父亲的身上怎么教导他来解读这个课文，充满了聪明和智慧，那是体现了一种中国人的生活的文明。
    我们常常说中西对照，中西中西，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的基本，那我们的文学对文明又有多大贡献？对这部小说，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理解这个少年？我觉得还是要在文明的意义上理解这个少年，而不仅仅是从文化上理解。尤其第一章他的父母对这个孩子的关注，对他自己这个生命的延续的关注，是几千年中国人的情感。他就写两个，一个是望子成龙，对于自己的子女，对于生命的延续和繁衍，中国人有自己的态度，这个态度是中国文明的一个产物，中国文明最大的特点就是对连续性的关注，中国文明最大的特征就是几千年不间断的连续性。这个连续性是中国文学的也是中国文明的最大的特征。中国人也不光是为了连续而连续性，而是中国人的文明素质有一个连续性的素质，是把人和天、人和自然、文化和自然放到了一起，不是破裂的，是连续性的，从这一点看，我就觉得他爸和他妈是令我们感动的，这是给父母的一个担子，而不是对孩子的扭曲。他的扭曲，我能想到，我们什么时候才开始有现代的西式的学校教育，有了这个教育以后，我们什么时候认这个成绩，打这个分，你得100分就是好孩子，不得就不是好孩子。这个张冲按照我们原来西方的启蒙定义，他是不能被启蒙的，他就像李逵那样，随他的性情。张冲是一个有性情的人，面对这样一个知识的文化定义上的少年和一个文明意义上的少年，究竟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部小说还是表达了一个对中国文明的、对连续性文明的关注，同时他也是一个担子，对少年张冲的担子。他最后成了一个少年犯，但是在法的意义上的少年犯，而在道德意义上，这个少年却是做了一个正确的抉择，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当然法是文明的程序，但在什么意义上、什么语境上有什么样的法，那还是文明和不同时代的问题。所以我倒觉得，它还是别有意义的，不光是说要救救孩子，还是对我们文明的一个关注。
    唐晓渡：
    杨争光的小说是一下把我抓住了，为什么能抓住我？首先给我感觉的就是他的语言。包括它的对话，这种对话是这样，一方面你从小说文本来说，有打击力和穿透力；另外这种对话你回头想的时候，意味空间非常大。我记得张冲跟他爸有一个对话，对到最后，他爸就是一句话了，当然是一个粗口，不太好说，这句话很厉害。当然张冲都感到乏味了。你乏味，但是一根筋式的、以不变应万变的这种对话方式，本身很有韵味。所以我觉得这部小说，假如我们要挖掘它的思想意义的话，很有意思，其实它涉及到一个所谓现代感情、整个中国文化的现代感情。最后要什么呢？，是一个人的问题，最终解决的是一个人的问题，这个和哪个文化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文化的延续性并不能成为一个辩护或者反驳。比如张冲本身所具有的那种自由意志，这是一个本能，不管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它具有人类性，但是文化的塑造，特别是亚文化的塑造，特别是争光把这个事情放在农村层面上，是很有意思的，确实表明了转型的难度。就是这些东西，你要是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在里面看出权力文化的自我复制，他是怎么传承的？实际上一个人的塑造，包括他的扭曲都是在日常中进行的。所以这个小说让我感到有意思的，一个是叙事本身的快、轻，就文本来说有一种快乐的东西，但是内涵很重。作为小说，它确实写出了一种由于自身的纠结、内在的悖谬并以爱的名义所导致的结果，包括张冲最后的犯罪，正义的冲动和他采取的形式。这些东西怎么形成的呢？这些东西不是你能给一个简单的答案的。我当然不认为小说家有义务给社会提供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他把问题指出来，把它的复杂性指出来，这就是很了不起的。另外，争光小说的这种多棱面的结构，精确、简洁。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小说越来越回到讲故事的层面，争光的小说当然是有故事，但也是破故事的，像第五章的设计，确实是一个高手作为，有一种惊心动魄之感。
    白 烨：
    这部作品其实就是从我们最普通、最常见的事情入手，但是写出了一些病灶，看起来写的是不成熟的父亲和不成熟的儿子之间的矛盾，但是包含的更复杂。作品中有两位主角，一位是张冲，一位是张红旗，但是真正的主角是张冲。作品看起来是在相互审问，父亲在审儿子，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习？为什么考试得不了高分，不及格？不断的审讯甚至打儿子，其实儿子也是不断地审父亲。这个作品从场面上看，前后看，好像父亲更有力，要不把你吊门口，要不把你拴着；但是看着更有力的是子审父，儿子对父亲的审问，张冲以他自己的形状和心态，表面上跟父亲作对，所以表面看是在写问题少年如何产生的，但是实际上你再往下看，实际上写了张冲与一种流行观念的抗争，在表现自己的意向和意志，比如分数高低是不是衡量你这个学生好与坏的标志，学习好坏是不是判定一个人成功的标志，成长重要还是成才重要，成人重要还是成龙重要。张冲通过审父的心理，包括他自己的很多行为都提出了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从作品来看，我们看到张冲并不是不聪明，并不是不上进，应该说是非常聪明的孩子，只是不愿意被逼迫，不愿意被规范，不愿意被他人主宰而已。
    整个作品我们看起来，让你感觉到很痛心的就是，本来是亲人，张冲，张红旗，包括跟他母亲，也包括他的亲戚，后来关系都非常不好，本来是亲人，但后来成为了路人，甚至成了敌人。我觉得这是压力的结果，其实也是培育的结果，张冲的悲剧是张家的悲剧，其实也是教育的悲剧、时代的悲剧，问题少年其实折射的是问题父母、问题老师、问题教育。这个作品不是简单的父与子的问题，而是把当下的很多现象，把待人、教育等等很多问题融合进来引起我们的思考。
    作者打通了艺术真实和原生态真实的界限，作品从语言、到故事细节都很粗野、粗俗、粗粝，但是你要仔细琢磨，其实又包含了精细、精准，他把这二者结合得非常好。他用了很多比照或者转换的手法、互换的手法，比如说像父与子、高与低、正与反、上与下等等，作品充满了对比以及对比中的互换。
    李建军：
    
    杨争光是深圳作家，但是他还是文化意义上的陕西作家。杨争光很善于写对话，而这种对话不是陕西人不一定读得出来。这个小说里面有非常深刻的对中国文化、教育包括我们自己的反思，有些地方让我想起王小波的小说，让人感觉非常痛心。
    我最早读的杨争光的作品是他的诗。关注现实问题的作品在杨争光的写作当中好像是很少见的。到了《少年张冲六章》，他对自己过去的写作模式有了非常大的超越，这个超越就是对国民性批判的一种自觉。现在形式化、个人化的写作成为流行的模式，另外是反启蒙性。而杨争光的作品启蒙意识非常自觉，自觉在他写悲剧性的冲突，人的自由天性与来自外部对这种天性的压抑的冲突。知识可以让我们获得自由感、获得人格的升华，教育是获得这一切的手段。但在我们这里好像一切都是异化的，人们最后被教育成了异化的人。在这个小说里面杨争光充满思想，能够照亮人心的东西很多，甚至有些就是直接的议论，这在后记里面备忘里面也有。中间的像对《我爱祖国》这个二年级的课文，张冲是个非常特殊的孩子，他可以反复追问我们都不去追问、甚至当成天经地义的答案的东西，比如老师讲我爱这个，爱那个，到最后爱祖国。张冲说什么是祖国，老师说祖国就是国家。张冲说什么是国家？这些是我们必须要顺理成章接受的答案。这就让我们想到国家和个人之间的思考。我们的思考就是一个抽象的国家。这里面我注意到杨争光用了一个词，在他自己的随笔或者散文里面谈创作的文字当中很少见到的就是病态这个词。把国民性的病态凸显出来这是一种表现，病态的表现加固着病态的文化。从幼儿园到小学，我们的孩子对付的是不断加重的书包。我们是孩子生长的土壤，我们的孩子是他们的孩子生长的土壤，我们真要万劫不复了。这里面体现出杨争光对他过去的创作非常大的飞跃或者说有很大的不同。
    作品当然也有问题，比如作者如何克服他过去的物态化的叙事。过去杨争光是把人当做物，他要凸显的是中国人人性的不自觉，精神的不自觉。当然这一方面是他描写的现实本身的真实性，但更多的是作者的观念。在现在这种完成自我升华和超越的写作里面，应该考虑如何写的更真实，温馨的、亲切的、自然的，让一种真实的气息扑面而来，把自然天性里面朴素的东西写得更充分一些。
    王一川：
    我谈五点。一、形式特征：陕西方言语体与六面体结构。《少年张冲六章》的陕西乾县方言的运用富于表现力，在泥土味中凸显人物的特定性格，同时给读者带来浓郁的阅读兴味。再就是以六面体结构依次刻画主人公张冲的形象，巧妙而又新颖。小说共分六章，第一章他爸他妈，第二章两个老师，第三章几个同学，第四章姨父一家，第五章课文，第六章他。这样的六面体结构体现了作者的一个新颖别致的尝试：看起来分散为各不相关的六面，其实很容易合成一个美学整体。二、人物结构：从帮手笃信到帮手隐匿。这部小说如果可以被归结为教育题材或青少年成长题材作品的话，那么，无疑可以同九十多年前鲁迅的《狂人日记》及其“救救孩子”的呐喊形成令人印象深刻的联系。不过，我倒更愿意在这里把它同33年前刘心武的《班主任》(1977)联系起来比较，它们之间应当形成一种有意思的跨时空对话关系。如果说，《班主任》代表了改革开放时代对重建读书信念这一教育改革新方向的呼唤的话，那么，《少年张冲六章》则代表了对那时以来至今教育改革进程的一种冷峻而尖锐的逆向反思。反思重新在进行，但却是对33年前的反思的反思，因而属于一种逆向反思。33年前呼唤出来的教育体制或成才体制，培养出来的究竟是什么人呢？那时以来被救的孩子们果真就成才了吗？可以知道的是，那时的年轻的中学生石红或许已经成长为《少年张冲六章》里面的女教师李勤勤或其他人了，她本人也确实具有好教师的某些素质，愿意成为新一代学生的成才帮手。我们在这部新作中看到的，是由如下四类人物组成的新型符号矩阵：李勤勤等教师代表知识要素，张冲及其同学代表反知识要素，他爸他妈及姨夫一家代表非知识要素，而帮手却是隐匿的，无人能胜任。与石红当年拥有张俊石老师这样的卓越帮手从而顺利成长不同，张冲却是没有任何有效帮手的受害者和勇敢而又盲目的反抗者。对于帮手的这种隐匿现实，小说世界本身似乎既没有揭示出任何原因，也没有给出其再生的任何可能性。这个结果是令人悲愤的和吊诡式的，因为在一个既然已经看不到成功希望的环境里，又如何开展教育改革呢？作家发起的美学抗诉不得不面临这样的自我困窘。无论如何，从帮手笃信到帮手隐匿，可见出33年来当代社会教育语境和文化语境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迁，更凸显出作者对当前教育弊端的愤懑。三、主人公特征：反英雄。张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形象？不妨见仁见智。我认为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中国式“反英雄”形象。他不再是经典意义上的成功的英雄，而是一位生活的失败者，但却一个人起来勇敢地向整个教育体制宣战。他既是当代教育体制的受害者，也是它的英勇无畏的反抗者。这样的反英雄比之通常的正面英雄来，或许更具有令人警醒的美学反思的力量。四、反英雄作为作者的化身。小说通过这位反英雄形象，是要传达作者对当代教育体制和文化症候的愤怒控诉。五、现实启示：国民成才原型反思。小说描写的是当代少年反英雄张冲的形象，但其反思的锋芒所向，却是自古以来以儒家及其士人楷模为标志的“惟有读书高”的成才原型及其传统。读罢《少年张冲六章》，我们可以对我国当代教育体制乃至其更深广的文化无意识原型来一次冷峻的反思。成为读书人并由此走上成名成家之道，是否就是一个当代中国人的惟一的成才目标？小说让我们不得不产生这样的思考：当前社会中真正的成才目标，应当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即既可以是儒家价值体系中的读书人，也可以有其他方式的劳动者；真正的成才手段，既可以通过读书或学校教育，也可以通过社会其他方式；真正的成才目的，既可以是职业技能培育，也可以是个体想象力的培育和个性自由的获取，但无论如何，都需要让受教育者享受到个体的快乐和自由，而非一味的压抑、扭曲和痛苦。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小说的美学反思的目的本身已经达到了。
    张清华：
    
    来开这个会也不知道自己能说什么，因为所涉及的话题太大、太沉重了，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要经历，现在也还要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延续，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作为既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又是一个一生以教师为业的人，看了这本书，我觉得会产生那样一个质疑、那样一个疑问：自己究竟所从事的职业对于每一代孩子的成长是做了好事呢还是做了坏事？因为我最近几年以来，面临着自己孩子的成长问题，我就感觉到，我在孩子的教育上面，我有一个很大的失败，就是我试图让他从体制内的教育当中走出来，但是我又束手无策。我试图在我自己的课堂上来反抗这样的一种制度化，反抗已经形成集体无意识的强大的形态，但是，我觉得还是很难入手，我看了这本小说，觉得是包括父母在内的，包括教师、学校教育，教育意识形态，共同扼杀了一个孩子，或者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本身他的出生应该是很好的，他的父亲是一个老实人，母亲是非常美丽而又贤惠的家庭妇女，这样一个家庭里面出现这样一个叛逆性的孩子，其实是很偶然的，但是你仔细看看又觉得很必然。父母是好心的，老师也是好心的，很多很多的人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都是好心的，但是为什么加起来，这个合力就变成了一个绞杀孩子的智慧，孩子的个性呢？这究竟是中华古老文明和现在的西方教育制度之间的冲突呢，还是说结合之后，在我们这儿生成的一个怪胎。这个小说所涉及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民族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关于人的问题，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问题，关系到民族延续、人类的再生产这样重大的问题。所以，讨论一部小说的意义就显得不重要，因为它所涉及的问题太沉重。这部小说我感觉从语言上来说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作品，它贴近了小说人物的口吻，贴近了那个环境，可以说是活色生香的语言，跳脱鲜活的、特别有魅力的语言。尽管方言里边不洁的因素比较多，但我仍然认为这个作品的语言是充满活力的。我们所崇尚的语言是死语言、假的语言，是表演性的，没有什么实质内涵的语言，从这个意义上是不是也可以说，杨争光为我们提供了文本的同时，是不是也促使我们思考整个新文学的路径？这个语言、这个载体是否有问题？从这部小说里面可以获得若干启示。
    李 震：
    关于《少年张冲六章》里面的文化批判，我谈两个问题，一个是还原力，一个是批判力。还原力和批判力，我觉得是杨争光小说两个重要的方面。杨争光的还原既有新写实作家从意识形态笼罩下的所谓生活的本质向民间生活原生态的还原，更有从人性出发，还原一切虚伪的东西，这种还原力无论是在《赌徒》还是《老旦是一棵树》，特别是《从两个蛋开始》以及现在这部小说，我觉得表现出了很多这样的意识。在《少年张冲六章》当中，这种还原仍然是从人的本性出发，不同的一点是他所还原的已经不是当下的意识形态，而是已成为苍老的根系的我们整个的文化传统。还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批判，还原的程度越强，批判的程度越强。用小说进行文化批判，应该是鲁迅先生开创的文化传统，但是这在新文学史上发展的并不是很健硕。我觉得争光小说的这种文化批判可能是更加彻底的批判。
    读了争光的几部小说以后，我对他的语言最感兴趣。通过阅读争光的小说，我觉得好的文学语言，就像是一棵树，一定是根深叶茂的。语言是生命的根，这句话在小说当中不会那么抽象，特别是杨争光的小说当中，我以为一方面是指他真实的生存体验，这种体验来自作家本真的信心和真实的生活态度，以及深切的体会和品味。杨争光是一个性情直率的作家，这正是他小说语言的根。第二方面，以方言为存在方式的民间文化，争光小说的那些话之所以这样说，而不是那样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部方言。语言之华，是指语言的光彩或者语言的魅力，是枝繁叶茂的部分，这个光彩和魅力是争光小说能够让我愉快的主要的原因。无论写悲剧还是喜剧，无论批判还是还原，他的语言始终保持一种口头叙事所特有的机智。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