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白宫记者,叫海伦·托马斯,逼问过9任总统,进攻性极强,后来白宫特别在新闻厅给她专门设了把椅子,上面用小铜牌刻着她名字,又用她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奖项,盛誉极隆。 她八十多岁的时候在书里回忆自己职业生涯,曾经感叹美国新闻业的萧条,说“不知畏惧,不带好恶地去报道,美国的新闻人忘了吗?” 我自己的经验是,不知畏惧并不算难,不带好恶不容易。 好恶是每个人都有的,不可避免, 只不过,有记者这个身份,会约束人们表达自己好恶的本能,它要求你提供尽可能多的事实,而不是看法。 八十岁的时候,海伦离开供职五十七年的美联社,开始成为一个专栏作家。 专栏作家与记者的区别是,她从此提供看法。 在接受这个邀请的时候她说“我挺高兴的,为什么不呢?这么多年我都在按事情的本来面目描述它,现在为什么我不能按我想的样子来说呢?我每天早上醒来就可以说,今天我恨谁?” 也许她带点玩笑,但箭一旦不再忍受约束,就会射出。 一个月前,她迫于舆论压力辞职了,在将近90岁的时候。 原因是她在某一个集会上,对着一个镜头说:“告诉以色列人,滚出巴勒斯坦……他们(以色列人)可以回家,去波兰、德国,去其他任何地方。” 她是黎巴嫩移民的后裔,她说这话的原因就是她恨。 二 我曾经遇到过CBS的一位记者,我们谈一个问题,他下了一个判断,我说我去过那个地方,我了解到的情况有些不一样。 他打断我“中国根本没有真正的记者” “记者首先要给对方说话的机会”我说。 “你们是没有信誉的一方” 这种对话很难谈下去。 不信任是媒体从业者的一部分天性,这不稀奇,也没什么可指责的,但是敌意是另一回事。 不信任可以保持疑问和观察,可以讨论与争辩,但敌意是一种预设,一种观点,寻求能支持自己情绪的证据,刻意忽略对对方有利的事实,站在一个善恶二元,黑白分明的世界上。 我自己有过这种经验,知道英雄与混蛋的道德模式最容易煽动人们的情绪,一个“反对……!”的立脚点很容易变成一个集体的代言人,使人热血激沸泪水涟涟。 法拉奇在911之后写《愤怒与自豪》,她说自己“哭了六天六夜”写下这本书——那不是报道,甚至不是文学,用她的话说是“训诫书”,这篇檄文里用的词都是“坏蛋”“强奸犯”“蛆虫”这样的字眼。 泪水和愤怒是人之常情,但我慢慢觉得,公众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要求是揭示这个世界,不是挥舞拳头站在什么东西的对面。 三 我曾经写文章悼念过一位俄罗斯的被暗杀的记者安娜,叫《思考比恐惧更强大》,看到老妇人在她像前放上的白色玫瑰,我写的时候心酸眼热。 后来遇到《华盛顿邮报》的记者ANN,她在莫斯科驻站十六年,说:“我为安娜难过,但我并不赞赏她的报道。” “为什么?”我有点意外。 “因为她的观点太多。”她说“她总是站在她认为的弱者一方,简单地批评” 我们都痛恨暴力和对记者的虐杀,但是,ANN的话让我不能不去想----我之前对安娜的评价是否太没有保留?抒情的背后没有更复杂的事实?单纯的强弱黑白的报道能不能完全解释现实? 我说“也许她是在一个那样的环境下,常常被迫害的人很难避免……” “但这样慢慢会变成你本来反对的人” “……那么你认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她说“最好的防御就是准确” 四 今晚看老郝的新闻调查,一期职业病鉴定的节目,反映那些受疾病所苦而不能得到公正的鉴定机会的工人们,看这节目时我为她骄傲,多年来她一直在做最艰苦的题,因为她心里有对人的关怀。 她的片子中,有几次以音乐致以同情,领导审片的时候,说“把音乐拿掉”。 她有点不服,偷偷留了两段——她跟老范什么都成,但就两样东西不能碰“音乐和男朋友”。 后来看完老郝这个片子,我觉得领导的决定是对的,音乐是一种倾向,抒情,也可以说是一种强烈的看法,音乐一起,观众就跟着一哽,一软,被影响了,但是如果出发点就是为弱者张目,事件的因果和逻辑就可能来不及宕实,直接进入了情绪。 同情是人类最美好的品质之一,但先入为主的悲情是需要我们共同警惕的。 有个朋友把一篇批评我的文字发给我过,我觉得说的真好,引在这儿跟老郝老范分享: “如果你用悲情贿赂过读者,你也一定用悲情取悦过自己,我猜想柴静做节目、写博客时,常是热泪盈眶的。得诚实地说,悲情、苦大仇深的心理基础是自我感动。自我感动取之便捷,又容易上瘾,对它的自觉抵制,便尤为可贵。每一条细微的新闻背后,都隐藏一条冗长的逻辑链,在我们这,这些逻辑链绝大多数是同一朝向,正是这不能言说又不言而喻的秘密,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绝不走到这条逻辑链的半山腰就嚎啕大哭。” 他写道“准确是这一工种最重要的手艺,而自我感动、感动先行是准确最大的敌人,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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