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纪德君，广州大学人文学院(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明代通俗小说多半在不同程度上脱胎于民间说唱；而它们一旦问世之后，往往又会成为说唱艺人取材、讲说的对象，从而对说唱艺术产生很大影响。明代艺人多数就是通过习诵稗官小说从事说唱表演的，他们的说唱对于通俗小说的传播以及明末清初一些通俗小说特别是英雄传奇的产生，都曾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
    关 键 词：明代/通俗小说/说唱/双向互动

    明代小说与民间说唱既各有所长，又相互为用，其双向互动现象甚为明显：一方面，明代通俗小说多半是在民间说唱基础上形成的；另一方面，在说唱基础上形成的通俗小说，往往又会回到说唱领域，为说唱艺术提供丰富的素材和叙事经验，有效地促进说唱艺术的繁衍和变化。因此，研究明代小说与民间说唱艺术的生成、发展与演化，把握它们的动态发展过程及其体现的艺术规律，就有必要对两者的双向互动现象略作考察。
    一
    明代的通俗小说多半在不同程度上脱胎于宋元以来的民间说唱，《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且不必论，即使是那些二三流的小说，亦曾多少得力于民间说唱的孕育。如《封神演义》、《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等，它们在成书以前，就曾以说唱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明刊本《封神演义序》即云：“俗有姜子牙斩将封神之说，从未有缮本，不过传闻于说词者之口，可谓信史哉？”① 今按《平妖传》(该书题罗贯中编)第15回，就写了一个名叫瞿瞎子的平话艺人在雷太监家里讲说纣王妲己的故事。钱曾《读书敏求记》亦云：“盖三宝下西洋，委巷流传甚广，内府之戏剧，看场之平话，子虚亡是，皆俗语流为丹青耳。”② 其他如《隋唐两朝志传》，亦汲取了丰富的民间说唱成果，“其记太宗事，有太宗为李密所擒囚南牢之说；纪李密归唐事，有秦王十羞李密之说；纪美良川之战，有叔宝污敬德画像之说；纪征高丽事，有叔宝子怀玉与敬德子宝林争先锋之说，有莫利支飞刀对箭之说。凡此种种，皆戏曲及词话所演唱者，今犹可考。”③《残唐五代史演传》所叙故事也大半取自宋元以来的“说五代史”，该书风格粗犷，保留了大量说话痕迹。《春秋列国志传》所据之平话有《武王伐纣书》、《七国春秋平话》(前集就是现存的《孙庞演义》，后集为《乐毅图齐》)、《吴越春秋连相平话》等。如果将该书与各平话比看，可知其诸多情节均抄自平话，甚或文字亦同。《全汉志传》写吕后斩韩信，袭自《前汉书平话续集》。平话正集今已佚，然观续集开首言项羽兵败自刎事，可推知正集当叙楚汉争雄，亦应被《全汉志传》所蹈袭。《南北宋志传》之南宋部分叙五代史事，与《五代史平话》交错重合处甚多。戴不凡先生曾将二书对勘，指出“这部所谓《南宋志传》，许多地方简直是直抄《五代史平话》文字微加修改而成的”④。《北宋志传》卷首按语亦云是书乃“收集《杨家府》等传”。故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后之章回小说如《三国志演义》等长篇的叙述，皆本于‘讲史’。”
    章回小说如此，话本小说也不例外。如《古今小说》卷十五《史弘肇龙虎君臣会》云：“这话本是京师老郎流传。”卷三十九云：“这段话本，叫做‘汪信之一死救全家’”。《警世通言》卷十一《苏知县罗衫再合》云：“这段评话虽说酒色财气一般有过。”其结尾又云：“至今闾里中传说苏知县报冤唱本。”卷十七《钝秀才一朝交泰》云：“听在下说这段评话。”卷十九云：“这段话本，则唤做‘新罗白鹞，定山三怪’。”《醒世恒言》卷二《三孝廉让产立高名》云：“说话的，为何今日讲这两三个故事？只为自家要说那三孝廉让产立高名。这段话文不比曹丕忌刻，也没子建风流，胜如紫荆花下三田，花萼楼中诸李，随你不和顺的弟兄，听着在下讲这节故事，都要学好起来。”卷三十五《徐老仆义愤成家》云：“说话的，这杜亮爱才恋主，果是千古奇人。然看起来，毕竟还带些腐气，未为全美。若有别桩希奇故事，异样话文，再讲回出来。列位看官稳坐着，莫要性急，适来小子道这段小故事，原是入话，还未曾说到正传。”这些话语即点明它们同宋元明说唱话本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
    明代小说在民间说唱基础上形成后，往往又会成为说唱艺人取材、讲说的对象，从而对说唱艺术产生很大影响。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即说：“明代已有《三国》、《水浒》等成书，晚期并有《三言》等成书。所以明代的说书，大抵是根据文学作品再加发挥的。”⑤ 下面，我们即着重谈谈明代说唱及其所受通俗小说的影响。
    二
    关于明代说唱，由于资料缺乏，目前还只能从若干不太完整的记载中略窥其一斑。根据明刘辰《国初事迹》记载：“太祖命乐人张良才说平话。良才因做场，擅写‘省委教坊司’招子，贴市门柱上。有近侍入言，太祖曰：‘贱人小辈，不宜宠用。’令小先锋张焕缚投于水。”又明都穆《都公谭纂》卷上记载：“陈君佐，扬州人，善滑稽，太祖爱之。尝令说一字笑话，请俟一日，上许之。君佐出寻瞽人善词话者十数人，诈传上命。明日，诸瞽毕集，背负琵琶。君佐引之见上，至金水桥，大喝‘拜’。诸瞽仓皇下跪，多堕水者，上不觉大笑。”同书卷下还记载：“真六者，京师人，瞽目，善说评话。……居半月(河南)，为人说评话，获布五十匹。”由此可知，明初评话、词话等是比较盛行的，其中不乏伎艺高超之辈，只是其身份卑微，常受到统治者的残害或捉弄。
    明初平话的盛行，从《永乐大典》著录的二十六卷“平话”亦可测知，即以每卷收平话两至三种计算，其所收平话亦相当可观。这数十种平话中当有不少产生于明初。只可惜这些平话文本已佚，名目不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云：“案《永乐大典》有平话一门，所收至夥，皆优人以前代轶事衍为俗语，而口说之。”⑥
    明中叶以后，宫廷中仍有专说平话以供帝王娱乐者。明郑晓《今言》卷一第九十二条云：“嘉靖十六年，郭勋欲进祀其立功之祖武定侯英于太庙，乃仿《三国志》俗说及《水浒传》为国朝《英烈记》。言生擒士诚，射死友谅，皆英之功……”沈德符《野获编》卷五《武定侯进功》亦谓《英烈传》乃郭勋自撰，以旌其祖之功，“令内官之职平话者，日唱演于上前，且谓此相传旧本”。其实，此书并无刻意颂祖之迹，且郑晓言“生擒士诚”者乃郭英，亦与小说所写沐英擒士诚者不合，郑晓或未见原书，只是据传闻臆测。早在弘治、正德年间，郎瑛就见过《忠烈传》(见《七修类稿》卷二十四“辩证类·郭四箭”)。该书主要出自平话艺人的讲说成果，书中说话痕迹灼然可见，郭勋也许对之做过整理、加工，然后再让“内官之职平话者，日唱演于上前”。这说明统治者不仅爱听平话，而且还别有用心地加以利用。
    当时，贵族之家、有钱之人也蓄养或招请说书人以供笑乐。沈德符《野获编》卷十八“冤狱”条记载：“其魁名朱国臣者，初亦宰夫也，畜二瞽妓，教以弹词，博金钱，夜则侍酒。”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卷五“书乙未事”云：“元美家有厮养名胡忠者，善说平话。元美酒酣，辄命说解客颐。忠每说明皇、宋太祖、我朝武宗，辄自称朕，称寡人，称人曰卿等，以为常，然直戏耳。”《金瓶梅》第三十九回云：“西门庆……被左右就请到松鹤轩阁儿里……原来吴道官叫了个说书的，说西汉评话《鸿门会》。”《醒世恒言》卷十三《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也记载：“过了两月，却是韩夫人设酒还席，叫一名说评话的先生，说了几回书。”另外，现存的明成化说唱词话十三种，是从西安同知宣昶之妻的墓中掘出的，这说明宣昶之妻生前很喜欢听人说唱词话，所以死后才会以这些词话唱本作为殉葬品。这些唱本结尾还常有这样的话：“今唱此书当了毕，将来呈上贵人听。”可见它是当年艺人在官宦人家讲唱时使用的脚本。今存《大唐秦王词话》也是一个喜欢“游情讲艺”(说唱)的士人诸圣邻，根据当时说唱艺人的“遗编”整理、修订而成(见书前《唐秦王本传叙》)。
    说唱艺人除了随时听命宫廷或达官贵人们的差遣或传唤，更多的时候还是在市井闾巷、寺庙道观赶趁作场。明无名氏《如梦录·街市纪》专叙明代汴梁风俗景物，其中说：“相国寺每日寺中说书、算卦、相面，百艺逞能，亦有卖吃食等项。”明刘元卿《贤弈编》也记载：“沈屯子偕友入市，听打谈者说杨文广围困柳州城中，内乏粮饷，外阻援兵，蹙然踊叹不已。友拉之归，日夜念不置。曰文广围困至此，何由得解，以此邑邑成疾。”《金瓶梅》第十二回写元宵灯节百戏竞呈，也写道：“又有那站高坡打谈的，词曲杨恭；到看这扇响钹游脚僧，演说《三藏》。”明臧懋循《负苞堂文集》卷三《弹词小纪》曾说：“若有弹词，多瞽者以小鼓、拍板，说唱于九衢三市，亦有妇人以被弦索，盖变之最下者也。”明末清初人李玉《清忠谱》第2折《书闹》亦云：“城中玄妙观前，有一个李海泉，说得好《岳传》，被我请他在此间李王庙前，开设书场。”
    根据以上这些零星史料，不难看出明代说唱是比较流行的，特别是到了明末清初，还出现了以柳敬亭为代表的一批说书名家。清初黄宗羲《柳敬亭传》即云：“柳生之技，其先后江湖间者，广陵张樵、陈思，姑苏吴逸，与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独以能者著。”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一亦云：“评话盛于江南。……郡中称绝技者，吴天绪《三国志》，徐广如《东汉》，王德山《水浒记》，高晋公《五美图》，浦天玉《清风闸》，房山年《玉蜻蜓》，曹天衡《善恶图》，顾进章《靖难故事》，邹必显《飞驼传》……皆独步一时。”
    三
    明代说唱对明代通俗小说的形成，固然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前文已述)；不过，其受通俗小说的影响似乎更大。请看下列记载：
    1、陶辅《花影集》卷四云：“往者瞽者缘衣食，故多习稗官小说，演唱古今。愚者以为高谈，贤者亦可课睡，此瞽者赡身良法，亦古人令瞽诵诗之义也。”
    2、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云：“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
    3、姜南《芙塘诗话》卷二《洗砚新录·演小说》：“世之瞽者或男或女，有学弹琵琶，演古今小说，以觅衣食。北方最多，京师特盛。南京、杭州亦有之。”
    4、田艺蘅《留青日札》记载：“曰瞎先生者，乃双盲瞽女，即宋陌头盲女之流。自幼学习小说、词曲，弹琵琶为生。多有美色，精伎艺，善笑谑，可动人者。大家妇女，骄奢之极，无以度日，必招致此辈，养之深远静室，昼夜狎集饮宴，称之曰先生。如杭之陆先生、高先生、周先生之类。”(笔者按，《金瓶梅》中就有多处写及瞎先生入西门庆府中说唱之事。)
    5、徐渭《徐文长逸稿》卷四《吕布宅诗序》：“始村瞎子习极俚小说，本《三国志》，与今《水浒传》一辙，为弹唱词话耳。”
    这些记载表明，明代艺人多是通过习诵稗官小说从事说唱表演的。他们说唱的“古今小说”，既有短篇话本，又有长篇演义：前者如红莲、柳翠、济颠、雷峰塔、双鱼扇坠等⑦，这些故事文本尚存于今；至于后者，则为明代说唱之主流，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就是艺人争相说唱的对象，上举第5例就是明证。本文第一段所举之例中也有明人说杨家将故事、说《西汉平话》、“演说《三藏》”，以及说《岳传》的记载。这里再举几例：
    1、明钱希言《戏瑕》卷一曾云：“文待诏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先讲‘摊头’半日，功父犹及与闻。”
    2、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亦云：“近有一名士听人说《水浒》，作歌谓奄有丘明、太史之长。”
    3、袁中郎《解脱集》卷二《听朱生说〈水浒传〉》诗云：“少年工谐谑，颇溺滑稽传。后来读《水浒》，文学益变奇。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一雨快西风，听君酣舌战。”
    4、冯梦龙《警世通言叙》也记载：“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
    5、刘銮《五石瓠》卷五云：“张献忠之狡也，日使人说《水浒》、《三国》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其老本营莞队杨兴吾语孔尚大如此。”
    6、陈康祺《燕下乡脞录》云：“明末，李定国初与孙可望并为贼，蜀人金公趾在军中，为说《三国演义》，每斥可望为董卓、曹操，而期定国以诸葛。定国大感曰：‘孔明不敢望，关、张、伯约，不敢不勉。’自是遂与可望左。”
    7、李延昱《南吴旧话录》卷二十一“寄托部·莫后光”条云：“莫后光三伏时寓萧寺，说《西游》、《水浒》，听者尝数百人。虽炎蒸烁石，而人人忘倦，绝无挥汗者。”(按，莫后光生活于万历年间，曾指导过柳敬亭说书。)
    可见，明代说书不仅广泛地取材于通俗小说，而且取得了相当动人的艺术效果，并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反响。冯梦龙在《喻世明言叙》中就曾慨叹：“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
    而最能代表明代说唱艺术成就的，当首推柳敬亭。柳敬亭擅长说《水浒》。张岱《陶庵梦忆》卷五即记载：“余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夬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闲中著色，细微至此。”顾开雍《柳生歌小序》则记载了他说宋江的片断：“(柳敬亭)为仆说故宋小吏宋江轶记一则，纵横撼动，声摇屋瓦，俯仰离合，皆出己意，使听者悲泣喜笑，世称柳生不虚云。”⑧ 至于说隋唐故事，更是其拿手好戏。钱曾《注钱谦益诗》记柳敬亭在左良玉军中“每夕张灯高坐，谈说隋唐间遗事”。王澐《漫游纪略》亦记其本人曾听“柳生谈隋唐间稗官家言，其言绝俚。”冒襄《同人集·赠柳敬亭》亦云：“重逢快说隋唐事，又废河亭一日听。”而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还说：“癸巳值敬亭于虞山，听其说数日，见关壮缪，见唐李、郭，见宋鄂、蕲二王，剑戟刀槊，钲鼓起伏，骷髅模糊，跳踯绕座，四壁阴风盘旋不已。”据此可知，柳敬亭说书之所以非常叫座，这与他别出心裁地推陈出新(“与本传大异”)，增添大量入微的细节描写(“闲中著色，细微至此”)，以及善于抑扬顿挫地使用俚语，同时配合眼神、表情、动作的表演等，是密不可分的。其他艺人虽技不及柳，但取得成功的诀窍当不外于此。
    四
    
    明代说唱艺术既然多以通俗小说作为取材或演说的对象，那么它们对于通俗小说的传播，就必然会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晚清黄人《小说小话》曾说：“平话别有师传秘笈，与刊行小说，互有异同。然小说须识字者能阅，平话则尽人可解。故小说如课本，说平话者如教授员。小说得平话，而印入于社会之脑中者愈深。”⑨ 此言甚是。潘建国在《明清通俗小说的读者与传播方式》一文中就曾通过分析指出，明代民众的识字率还不足百分之一；而识字量能达到阅读小说的水平，并且买得起小说、有兴趣和时间阅读小说的，更是寥寥无几⑩。可是现有文献资料却显示，明代的“愚夫愚妇”对通俗小说往往耳熟能详。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即云：“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谈及刘季起丰沛、项羽不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讼言之不倦。”陈继儒《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序》云：“故今流俗节目不挂司马班陈一字，然皆能道赤帝，诧铜马，悲伏龙，凭曹瞒者，则演义之为耳。”清初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七“正俗”亦云：“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致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
    这些“村哥里妇”、“老翁”、“童子”，“以致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之所以熟知“小说演义”，主要就是靠民间说唱、戏剧的传播、推广。解弢在《觚庵漫笔》中就指出：“《三国演义》一书，其能普及于社会者，不仅文字之力”，同时还“得力于评话家柳敬亭一流人，善揣摩社会心理，就书中记载，为之穷形极相，描头添足令听者眉飞色舞，不肯间断”；并且，他还将戏剧与评话进行比较，认为：“二者之有功小说，各有所长。有声有色，衣冠面目，排场节拍，皆能辅助正文，动人感情，则戏剧有特色；而嬉笑怒骂，语语松快，异于曲文声调之未尽解，费时费钱均极少，茶余酒罢，偷此一刻空闲，已能自乐其乐，则评话有特色也。”(11) 老舍在谈到《三国志演义》与民间说唱的关系时也指出：“有人说《三国志演义》是最伟大的通俗作品。是吗？拿街头上卖的唱本儿和‘三国’比一比，‘三国’实在不俗。不错，戏班里，书馆里，都有多少多少以‘三国’为根源的戏剧，歌词，与评书。可是这正足见‘三国’并不易懂，而须由伶人，歌者，评书者，另行改造，替‘三国’作宣传。‘三国’根本是由许多传说凑成的，再由不同的形式宣传出去，专凭它本身的文字与内容，它绝不会有那么大的势力。”(12) 侯宝林等所著的《曲艺概论》更概括性地指出：“小说问世以后，说唱艺术宣传推广、充实加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实际上，刘备、关羽、诸葛亮、武松、李逵、鲁智深、唐僧、猪八戒、孙悟空，这些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所以能够家喻户晓，说唱艺人显然立下了不朽功绩。在劳动人民还不掌握文化的旧时代，是曲艺和戏曲艺人使这些英雄形象变成群众的亲密朋友。”(13)
    民间说唱不仅对通俗小说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明末清初一些通俗小说特别是英雄传奇的产生，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例如《隋史遗文》，就基本上是袁于令根据明代柳敬亭等人的说书成果，进行整理、加工而成的。孙楷第曾指出《隋史遗文》“记隋末瓦岗诸英雄事，而于秦叔宝特详……与其谓文人之著作，毋宁认为市人之作。如此书固以全力写秦叔宝一人者，而所记叔宝之态度见解，乃与细民同科，豪迈不群之气，甚嫌其少。其规模气象，尚不及梁山泊武二诸人，乃以貌凌烟阁上之胡国公，亦厚诬古人，不称之至矣。余意韫玉才人，其技当不止于此。或旧本为市人话本，而韫玉复为润色之，中如诗词及藻饰增加部分，当属袁氏手笔，其底本则是当时说话人所演者，不必为袁氏自作。抑秦叔宝故事本发生于万历之后，以前固无之。余澹心《板桥杂记》有‘柳敬亭八十余，过其所寓宜睡轩，犹语秦叔宝见姑娘’之语。谓罗彝为叔宝姑母，正与此书同。则此秦叔宝诸事，固是万历以后柳麻子一流人所揣摩敷衍者，于令亦颇采其说而为书耳。”(14)孙先生的话是符合实际的。这里不妨再补充一个旁证，即袁于令在其所作的传奇剧本《双莺传》第四折中就曾记述过柳敬亭说书一事，可见其本人是熟悉柳敬亭说书的。
    《说岳全传》也脱胎于明代说书，前文曾举李玉《清忠谱》第2折《书闹》为例，说明明末已有艺人李海泉在城中玄妙观前开设书场说《岳传》。柳敬亭也会说岳飞故事。经过金丰修订的《说岳全传》，依然保留不少说书的痕迹。如文中多处出现“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前言不表，闲话慢提”、“不因这个人说出几句话来，有分教……”、“上回已讲到了……此回却先说……”等说书人套语，即随处可见。文中更有不少说话人总结式的话语，诸如，“此一回，就叫做‘雷震三山口，炮炸两狼关’”(第十七回)、“此回叫做‘泥马渡康王的故事’”(第二十回)、“这叫做‘大破五方阵，逼死屈原公’”(第五十三回)、“这就叫做‘八锤大闹朱仙镇’”(第五十八回)、“这一回便叫做‘虎骑龙背，气死兀术，笑杀牛皋’的故事”(第七十九回)，等等。《说唐全传》也有浓厚的说书色彩。其每回故事基本上按“当下……且说……再说……”方式展开，说书人的惯用语，诸如“按下慢表”、“此话不表”、“……我且不题，跌转来还讲到……”、“这叫做无书不讲，有书不得不说”、“闲话少说，书归正传”等俯拾皆是；有时在故事情节告一段落时，说书人也喜欢小结道：“这名为双拳伏二虎，这话也不表”(第14回)、“这回书名叫罗成走马破杨林”(第30回)、“这回书为撞死黄骠马，别断虎头枪(第37回)”等。其他如《说唐后传》、《飞龙全传》、《万花楼杨包狄演义》等，均在不同程度上脱胎于民间说唱。可见，如果没有民间说唱的孕育，也就不可能有英雄传奇小说的生成。
    总之，明代小说与民间说唱是一直处在一种交叉、渗透与互补的动态发展过程之中的，这对于其各自文体的生成、发展和繁荣等都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因此研究明代小说和说唱艺术，也就不能再局限于就说唱谈说唱，就小说论小说，而必须将两者的互动关系纳入研究视野，这样才能更全面地认识明代小说与说唱艺术的生成和演化，更好地建构古代小说史与说唱文学史。
    说明：本文为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及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民间说唱与通俗小说双向互动研究》(项目编号分别为：2005037171，03SJA75000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明]李云翔《封神演义序》，见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0页。
    ②[清]钱曾《读书敏求记》。转引自周良编著《苏州评弹旧闻钞》，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页。
    ③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页。
    ④戴不凡《小说见闻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0页。
    ⑤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3页。
    ⑥[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五十四“史部·杂史类”存目三《平播始末》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51页。
    ⑦[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熙朝乐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页。
    ⑧转引自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十一章第三节《明末清初的说书家柳敬亭》，本文所引有关柳敬亭说书的资料，即出自该章节。
    ⑨(11)参见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7、322页。
    ⑩潘建国《明清通俗小说的读者与传播方式》，《复旦学报》2001年第1期。
    (12)老舍《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老舍曲艺文选》，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1页。
    (13)侯宝林、汪景寿、薛宝琨《曲艺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6页。
    (14)孙楷第《大连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第231页。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