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白晓霞，兰州城市学院中文系讲师，现为兰州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
    内容提要：近几年甘肃的“凉州小说”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地域特征，而在叙事中大量地运用俗语去记述百姓的原生态生活，则成为这种地域特征的具体指标。这些至今仍活跃在百姓口头上的语言以一种非常民间化的方式体现着作家们的文化选择。我们可以发现，作家们用自己的精英意识发掘出了这些俗语中的人文精神，即，一、理性的民族意识；二、健康的人性视角；三、和谐的社会理想。这样的写作方式透露了一个信息，即当代凉州本土作家鲜明的寻根意识。同时，它也昭示出了凉州小说的一个生长点。
    关 键 词：凉州小说/俗语/文化选择

    纵观近几年的甘肃小说界，凉州（即武威）作家呈现出比较好的发展势头，出现了一批引起文坛关注的作家，被甘肃评论界称之为“凉州兵团”。这些作家在风格上各有特色，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常年工作生活在外地的凉州籍作家，如史生荣、马燕山等，他们的作品尽管也同凉州的民间文化有着或隐或显的联系。但是，总体上看来，其创作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都市文学的写作倾向。第二种是常年留守在凉州本土的作家，如雪漠、李学辉、董唐寿等。这些作家浸淫于凉州厚重的本土文化之中，热爱并珍视着这座天然的写作素材宝库。笔者认为，第二类作家的创作标志着“凉州小说”的形成。他们的作品大多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地域性特征，而在叙事中大量地运用俗语去记述百姓的原生态生活，则成为这种地域特征的具体指标。形成这一特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凉州厚重深远的历史文化在当代作家的写作中构成了某种“原型”，在自觉不自觉间，这些有着多年农村生活体验的作家们成为了这些文化基因的传承者，正因为这样一种文化和心理的背景，作家们在小说创作中试图对遗留下来的文化传统做出某种复原，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结果却是重构和发展。当我们梳理俗语及其所表现的民间生活时，会听到来自远古的声音，但更能感觉到古老大地在现代社会中鲜活的文化气息，因为“语言本身是文化的一个部分，但它同时又是记录文化的特殊系统。语言既有其结构系统，又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因此，研究语言可以从中发掘出许多文化内涵”。[1]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分析凉州小说中的民间俗语时，会发现，这些俗语其实承载着关注乡土的甘肃作家的一种自觉的文化选择，这些至今仍活跃在百姓口头上的语言以一种非常民间化的方式体现着作家们的文化选择。我们可以发现，作家们用自己的精英意识发掘出了这些俗语中难能可贵的人文精神，即，一、理性的民族意识；二、健康的人性视角；三、和谐的社会理想。
    一、理性的民族意识
    甘肃的河西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生活着汉、藏、蒙、土等多种民族，在漫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有过战争，也有过正常的交往。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各民族间的文化和心理在碰撞中发生着整合，共同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是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的。”[2]当我们分析河西民间俗语时，会发现，许多俗语就生动地记载了民族间文化互相影响的历史过程，而作家对这类来自田野的素材的处理态度，整体上显示了他们非常理性的民族意识，具有现代特质和知性风格。比如董唐寿，这个热爱民间文化、认真执着的写作者，在其作品《独弦操》中讲述了一个很会唱“凉州孝贤”的张瞎弦的故事，“张瞎弦的名气就像风地里吃炒面——一下子吹了出去，身价也随之提高，这样一来，斜爷也就请不起了。”“炒面”是藏、土等民族的一种日常饮食，便于携带，且很耐饥，是适合游牧生活的一种饮食，从这个歇后语中，我们就看到了民族文化融合的鲜明痕迹。再如作品中记录了张瞎弦唱的“曲儿”，有如下的唱词：“哎……／一个佛爷有一炷香，／一株草苗儿有一绺绺天，／一个羊羔儿的嘴边有一把草，／一个猪娃儿的槽里有一升糠；／圣人给我们瞎子指下了一条路，／叫我们唱些小曲儿来把世人劝……”从中我们也看到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如果说这样的分析是表层的，那么，在雪漠的作品中，则深入地挖掘了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在生活和心理上的深层的互相影响，而且，从作品去看，作者有一种倾向，即更多地展现了在少数民族游牧文化和狩猎文化的影响下，凉州地区形成的硬朗而开阔的文化意识。这在其作品《大漠祭》和《猎原》中塑造的正直而有血性的男性人物孟八爷和猛子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而这样一个塑造过程，仍是通过一些俗语得到了最鲜活的展示，如《大漠祭》中打了一辈子猎的孟八爷曾说过这么一段乡土气息十足的话：“人老三不才，放屁屎就来，话碎赛虮虱，撒尿淋湿鞋。不成了。若年轻几岁，或许还能学个赵子龙大战长坂坡，杀他个七出六进。现在，老了。”据作者介绍，这个人物原型是现在甘肃古浪县下酸茨沟村的一个猎手，猎技精湛，为人正直，在当地德高望重。下酸茨沟村毗邻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的上酸茨沟村，居住着藏、土、蒙、汉等多种民族，这里的生活条件虽然比较艰苦，但是不同民族的人民在生活中来往通婚，在生产中互通有无，形成了非常和谐的生存状态，所以，可以断言，孟八爷的形象就是一个多民族文化的混合体，是一种文化交融之后的生动形象。在典籍中，我们看到了历史上的凉州文化就是一种刚性十足的文化，而且其成因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有着必然的关系，“凉俗勤稼穑，多畜牧，少盗贼。士风壮猛，便习兵事，烈士、武臣多出于其地。推锋执锐，父死子战，无反顾心。”[3]但是，当时的历史学家治史时的态度是有着明显的文化中心主义立场的，如下面这段记述就带有这种色彩：“八力漫插汉一部，环居本县东北境外，接连宁夏边界，总隶贺兰山附马荣庆公部落之下。族类亦繁，捍卫内地，与汉人一体交易。本营兵丁中，择能翻译者，谓之通士，说合市评之。夷人亦有能通汉语者。其俗质直，不谙中华礼教，然粗知忠孝大义，性嗜酒肉，交易至内地，汉人饲以饮食则喜，否则色艴。汉人至其巢，亦加款接。无房屋、床榻，结毡帐聚族而居。无定所，逐水草为住牧地，故岁常数迁。”[4]这样的描述从单方面表现了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但是忽略了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而事实上，不同族群间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是双向的，少数民族文化中某些健康而硬朗的文化因子也对汉族文化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在史志中我们没有看到对这一问题的正确反映，然而，在当代的凉州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作家相对理性的民族意识，即正视了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正常互动。
    二、健康的人性视角
    
    凉州是内地通往新疆及中亚、西亚的必经之路，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要冲。以“通一线之广漠，控五郡之咽喉”而著称。从这样一个角度去说，它实质上是西部的历史文化名城，具有厚重的文化底蕴，民间文化的质朴和淳厚影响着生活在凉州大地上的百姓的心理，也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作家，在作品中，我们就看到了这些本色的文化因子，它们用一种和谐的方式表述着作家健康的人性视角，作家又用民间俗语展现了这种可贵的人性。
    比如在《大漠祭》中讲了这样一个幽默的故事，农村媳妇凤香为了躲避计划生育，仓促之下钻入了老顺家，又在情急之下钻入老顺的被窝。在这个年轻媳妇逃走之后，老顺老两口就此事展开了讨论：“老顺忽然笑了，边笑边说：‘怪不惊惊的，想这种馊点子。’”“灵官妈又发作起来，‘有啥高兴的？想啃嫩葫芦？胡子拔掉，挖碗面，把脸上的坑坑凹凹填掉，啃去。’”这是一段颇富民间幽默的对话，老伴的抱怨中折射出一种朴素的民间哲学，即老人应该做符合自己身份、年龄、德行的事，不应该做出违背社会规范的行径。这里，我们看到俗语反映出一种淳厚的民间观念，即农民对于自己的社会身份和角色的理性认知。同样的例子也出现在《猎原》中，猛子在和凤香有染之后，作者让他做了这样一段内心的忏悔：“这时，他才有些后悔和凤香的那事了。能穿朋友衣，不可戏朋友妻。猛子觉得自己不是。”也体现了某种严谨自律的民间伦理观念。此外，作品中还非常用力地展示了农村社会中人们“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这种观念可以说是凉州民间文化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支点，如果说朴实憨厚的农民只是用自身的行为踏实地践行着这一可贵的精神，那么，民间俗语对此做了相对理性的总结，如《独弦操》中有这样一段话：“钱是啥？是身上的垢痂！……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这段民间俗语就相当到位地总结了农民的思想认识。相似的描写出现在《猎原》中：“女人又说：‘有钱的，都是蝎虎子，想想，还是这里安稳。要说，这豁子不错，心实诚。我爱也爱了，经也经了，想清静几年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基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并不以金钱作为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标准，而是非常重视人之为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气质，如《猎原》中所说，“但他们却有很好的‘格’，这‘格’，相当于‘身价’，但又比‘身价’复杂，是‘身价’、‘面子’、‘身份’、‘位置’、‘威信’等许多含义的综合体。人一办了不符合身份的事，就失‘格’了。”“红脸的‘格’是牧人中最好的。除了他伶牙俐齿，爱犟嘴，谁都从心里怯他，不敢挡其锋外，还因他当过生产队队长——这几乎等于退休干部了。更因为，他会一手绝技：打抛溜子。”而作品中孟八爷给猛子传授“炒药”诀窍时，要猛子立下誓言，绝不能胡乱放药，绝不能传给别人。猛子当下立誓“对，若这样，见利忘义，传给别人，胡乱放药……叫我天打雷劈，得大背疮，断子绝孙，生下娃子没屁眼，祖坟里埋的是老叫驴。”这段描写颇有武侠小说的风范，实际上是用通俗易懂的俗语展现了人们至真至纯的精神世界，读也豪壮，想也深远。又如，在李学辉的小说《孤静》中，讲了一个略带感伤的“准爱情”故事，女雇主爱上了为自己割麦的壮实男人，但男人待之以礼，在工作结束后匆匆返家。作品中有这样一个场面：“夜风很凉，男人觉出了凉意，便裹紧对襟褂，在身上放了几个麦捆，硬合上眼睛。麦穗头一触身子，就痒痒地难受，男人忍不住哼了一句‘出门一里，不如屋里’”。这句俗话反映出的是农村人根深蒂固的恋家情结，表达的是故土难离的脆弱情感。这样的一句话出自一个单身的打工男人之口，可以想见他内心对家中女人的思念，而他面对其他异性时又非常自律，俗语出现在这样的场景中，使人物产生了一种人格魅力，绽放出正直而磊落的人性光彩。这部作品确实使读者产生了“凉州不凉米粮川，人烟扑地桑柘稠”的温暖感受。
    三、和谐的社会理想
    
    凉州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作家用大量的俗语表现着当地人的人际关系。民间语言是保存民俗文化的天然仓库，我们从方言中可以看到许多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消亡了民俗文化行为。而我们如果对这些活态的民间语言进行分析，将会还原曾经的生活场景。学者浦江清认为，民间文学是现代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基础性观念之一，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的影响由来已久。凉州小说中这一影响痕迹十分明显。作家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着民间俗语，从中挖掘着有潜力的人文价值。仍以《独弦操》为例，女乡长梁秀梅有意于把妹妹介绍给才子鄢天祝，所以在语言中时时处处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作品中写两人一起见到鄢父时，“鄢天祝见爹兮睨兮瞅着梁副乡长发呆，就给两人互相介绍……梁副乡长听了鄢天祝的介绍，伸出手去说：‘大……后人好着哩吧？鄢爷你也辙顺哩吧？……细心的鄢天祝偷望了一眼梁副乡长，见她的脸早已红成粉团一样了，知道是为着刚才和爹打招呼时，险些对爹喊出的一声‘大老子’来——在谷梁人的称谓中，对兄弟姐妹的公公婆婆或岳父岳母，是一律称呼为‘大老子，大妈子’的——多亏梁副乡长反应快，及时地改口了，用一句‘大后人’代替了‘大老子’。鄢天祝就在心里暗暗地想，看来，在梁副乡长的潜意识中，已经确乎把我家当作她的新亲戚了。”同样的例子出现在《猎原》中一对夫妻之间开玩笑的话：“女人笑道：‘哟，谁砸谁还难说呢。人不是说少妻是老夫的刮骨刀吗？等哪天，惹恼了我，把你剐成个干骨架子，一屁股压成饼子，扔了喂狼。’‘听，上老子的头哩。’豁子笑道，‘女人们，能给好心，不能给好脸，给上好脸，上头上脸哩。’‘谁在乎好心呢？’女人吃吃笑道，‘我在乎好脸。人说女人爱好听的，男人爱好看的。我却相反，我爱好看的。我想问你要张好脸，可你有吗？’‘听，听，这不要脸的。’豁子笑了，‘你再说，我拿把刀子在你脸上画几棵树，看你还赚我不？’。”这段夫妻间打情骂俏的话，用的都是非常通俗的语言，但实际上很是生动地演绎着两人坦诚相待的关系，表达出了患难夫妻的情深意长，正因为如此，后来豁子出事时，女人表现出了发自真心的大恸大悲。所以，我们可以说，小说中的俗语记录表现着村落中非常融洽的人际关系。民间俗语大多有其言说的具体语境，民俗学家黄涛在进行方言调查时举过一个例子，他发现当地人打招呼时爱说一句“家来坐坐啊？”，他认为这句客气的招呼语并非真的在发出邀请，而是体现了一种民俗意义，他这样分析：“从语言活动的角度看待语言民俗，就是把语言民俗看作在特定情境（包括文化背景和现场处境）下，民众出于生活的需要而以模式化的语言表达方式进行的民俗活动。‘家来坐坐’作为一种打招呼的语言民俗，就是在‘亲如一家’的村落里，村民之间联络感情，维持亲密关系的一种礼仪性语言活动。”[5]所以，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凉州小说的作者用记录民俗语言的方式表达出了自己对和谐社会的一种追求，这种愿望是美好的，对当今的精神文明建设有着启发性的文学意义。
    四、小结
    
    通过对上述作家作品的分析，我们看到，“凉州小说”中存在着比较一致的精神追求。这种人文精神通过作家文学被固化了。但是，其文化的根脉仍在广大的百姓中间。所以，可以说，在这里，作家和百姓的精神完成了一次最亲密无间的神圣对接，而使得这一对接得以完成的平台，正是鲜活的民间俗语。这种写作事实，体现出凉州小说的民间追求，有着鲜明的寻根意识，也显露着乡土小说的自卫意识。当然，就凉州小说目前对民间文化的运用来看，尚不尽如人意，具体表现是存在简单粗糙的记录原生态资料的问题。事实上，重新挖掘民间文化的价值，是未来凉州小说的一个生长点。这应该引起凉州本土作家的重视，如何沉下心来，在浮躁的生活中搜集厚重的民间文化资料，并在小说写作中将其作一种学理层面的提炼和升华，从而使“凉州小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有生命质感的乡土小说，可能是目前凉州作家应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孙秋云.文化人类学教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99.
    [2]美·E.萨丕尔，著.陆卓元，译.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29.
    [3][4]张克复等校注.五凉全志校注[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51,217.
    [5]黄涛.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79～280.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