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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乡村与城市关系发微 1973年，威廉斯出版了他饱含深情的理论著作《乡村与城市》，此书的缘起是他受邀为一本关于乡村的书撰写书评，那时他的初衷是考察和探讨“如何阅读英国乡村宅第诗歌(country house poem)”(15)。为了挑战“半是想象、半是观察所得的乡村英国”(16)版本的惯例，威廉斯研读了多部以“乡村”和“城市”为主题的十六至二十世纪英国文学作品，梳理了其间关于乡村与城市的各种论述，发现了这样一种定型化的、二元对立式的乡村与城市关系： 乡村汇聚了人们有关自然生活方式的观念：宁静、纯洁和质朴的美德。城市则汇聚了“高度发展的中心”这一观念：知识、交流和光明。人们也已然形成强烈的对立性联想：城市是喧嚣、俗气和充满野心的地方，而乡村则是落后、愚昧和处处受限的地方。(Country：1) 这样的“对立性联想”不但古已有之，而且早在城市开始被视为一种独立的机体存在的时候就被固定下来了(see Country：46)，不但引发了“从维吉尔时代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一代的一种生活方式突然中止”(Country：9)之类的观点，而且催生了一种以“消失的农村经济”、“快乐的英格兰”、“过去的好日子”、“黄金时代”为能指的怀旧情绪，其结果是文人们把情感投向了代表“宁静、纯洁和质朴的美德”的乡村。乡村与城市在文人们笔下的意象截然不同：“乡村的一般意象是一个关乎过去的意象，城市的一般意象是一个关乎未来的意象”(Country：297)；在“一个未被定义的现在”，“一个被体验为紧张状态的现在”，乡村与城市的对比被“自然地”用来确认“我们内心各种冲动的悬而未决的分裂和冲突”(Country：297)。所以，在华兹华斯等文人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情感结构，即“关于乡村的观念即关于童年的观念”，它“常常被转化为关乎乡村往昔的幻觉：连绵不断的、无穷无尽向后退去的‘童年时代的快乐英格兰’”(Country：297)。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未被定义”、“被体验为紧张状态”的“现在”导致了人们的著述中不乏英格兰农村“现在正在消失”这类观点，但他们眼中的“现在”却始终像自动扶梯一样向前移动(see Country：9)。比如在利维斯和汤普森(Denys Thompson)看来，“旧英格兰”的“有机社会”(organic community)消失于他们出版《文化与环境：批评意识的培养》(Culture and Environment：The Training of Critical Awareness)的1933年的“最近”；斯德特(George Sturt)认为，英格兰农村的消失要么发生于1861年之后的圈地运动，要么发生在1900年之后的住宅解决运动时；乔治·艾略特坚信，古老的乡村英格兰终结于1820年代和1830年代初。所以，向前追溯可谓是文人们的一种情感结构，是他们勉力摆脱各种张力纠缠的行为，这不但导致了上述二元对立的乡村与城市及其关系认知的定型化，而且引发了一种“田园符咒”——文人对乡村的喜爱引发了对城市的憎恶，而他们对城市的憎恶又反过来引发了对乡村的喜爱。在基于这样一种情感结构的乡村与城市叙述中，乡村与城市的真实历史被遮蔽、乡村与城市的关系被错位也就在所难免了。“真正的历史历来都是令人吃惊地形形色色的”(Country：1)，比如除原本多样化的乡村生活方式和城市之外，还有郊区、郊外住宅区、棚户区和工业区等，任何人但凡想要考察乡村与城市的真实图景，都必须质疑、打破已然定型化的乡村与城市叙述，把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视作“一个社会、文学和思想史问题”(Country：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指出，“对这些叙述，我们必须探究的并不是历史错误，而是历史视角”(Country：10)；视角的选择导致了“证人”——观察者——在面对复杂的历史状况时的选择性叙述，即他们以理想化为前提选择支配其特定“情感结构”的意象，型塑或者建构出以“在异之同”为特征的定型化的乡村与城市及其相互关系。所以，一旦转换视角，我们就会在通往“旧英格兰”或者“过去的好日子”的自动扶梯上“看到回溯性视角所支持的那些批评的阶段接连依次出现：宗教的、人道的、政治的、文化的。这每一个阶段就其本身而言都是值得考察的。而且这些问题中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关注，但它们最终又把我们引向一个重大的中心问题”(Country：12)。 为了回答这个“重大的中心问题”，威廉斯考察了田园诗的发展和演变，指出最早关注乡村生活的重要文学作品是赫西俄德把节俭和勤劳视为基本美德而加以歌颂的教谕诗篇《工作与时日》，虽然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时代对乡村土地肥沃、牛羊成群、享受春夏的宜人时光的歌颂才宣告了真正意义上的田园诗的出现。以维吉尔为代表的古典时期田园诗人延续了前辈的传统，在理想化田园生活描述、对田园生活进行文学加工的同时保留了田园诗与经年劳作和真实乡村生活的联系，于是便有了日后常见的种种对比或张力——“夏季与冬季、愉悦与丧失、收获与劳作、歌唱与旅行、过去或未来与现在”(Country：18)。但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新田园诗中，原本见诸古典时期田园诗的这些张力被一步步消除了，唯有精心挑选的快乐、安宁的乡村意象，以致在十六至十八世纪的英国田园诗或者“乡村隐居”诗歌中，“我们绝对不能以乡村的本来面目看待乡村：那是一种功利主义或物质主义的反应，或许甚至是一种乡下人的反应”(Country：18)。随着“学术粉饰”成为了一种新的传统，“诗中不再有真相”；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新古典主义田园诗“已然变成一种高度做作和抽象的形式”(Country：20)，一方面，被热切关注的自然已经不是劳作中的乡下人眼中的自然，而变为了科学家或者旅行者眼中的自然；另一方面，通过严格意义上的戏剧化和浪漫化，它刺激了僵化的“人造”牧歌和田园诗的发展。 正如以本·琼森的《致潘舍斯特》(Penshurst)为代表的乡村宅第诗歌所证明的那样，人造田园诗在呈现一种基于快乐往昔和纯真等概念的情感结构的同时，刺激了“乡村与城市以及宫廷之间的对比：这边是自然，那边是俗世”(Country：46)。虽然这样的田园诗中并不存在历史回溯价值，但我们确乎可以从中看到 对封建与紧随其后的后封建价值的理想化：对一种基于总体而言安定的、互惠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的秩序的理想化。因此，非常重要的是，这些诗歌在时间上与另一种秩序——资本主义的农业秩序——正在顺利创立的时期相重叠。(Country：35) 鉴于这种重叠的背后是至今依然至关重要的一种价值冲突，因而我们必须知道，这些诗歌承载着巨大的意识形态功能。首先，美好纯真的乡村叙述传统之所以能够留存下来，是因为作为观察者的诗人采取了与统治阶级合谋的选择性叙述策略。换言之，既然这种理想化的情感结构所描述的并非是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无论它是被用于掩盖和逃避当下现实的痛苦矛盾，还是被用于为普通人提供安慰，都构成了对“乡下人”的压迫力量的某种延续，因而维护了乡村统治阶级的利益。其次，在理想化的回溯中，对封建或者贵族秩序的颂扬已然被广泛用于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在一种常见的回溯性激进主义的脉络中，对责任、慈善和向求助的邻居敞开大门的强调与资本主义的动向形成了对比，后者将一切社会关系都功利性地化约为赤裸裸的金钱秩序”(Country：35)。从这个意义上讲，威廉斯不但道明了那个“重大的中心问题”，即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生产和生活危机，而且，更重要的是，暗示了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即乡村与城市的真实关系。 比如，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农村，随着资本主义秩序取得主导性地位，无论是整体地区分工业阶级与地主阶级，还是简单地对立乡村英国与工业英国，都已然不再可能。关于这一点，霍布斯鲍姆在谈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乡村面貌和社会结构的显著变化时也曾指出： 相当一部分具有商业头脑的地主几乎已经取得了对土地的垄断地位，这些土地由农场主人雇佣无地或者小土地持有者来耕作，农村大量古老的集体经济残余，仍需藉由《圈地法》(Enclosure Acts，1760-1830年)和私人交易加以扫除。但是，我们已几乎不能再以法国农民、德国农民或俄国农民那种意义上的农民来形容“英国农民”了。市场已经支配着农场，制造业早已渗透到非封建性的农村。农业已经做好了在工业化时代实现它的三个基本功能的准备：(一)增加生产，提高生产率，以便养活迅速增长的非农业人口；(二)为城市和工业提供大量不断增长的剩余劳动力；(三)提供一个累积资本的机制，把资本用于经济活动中较为现代的部门。(17) 所以，在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作品中不难发现这一反复出现的意象：“鲜花与特权；工厂浓烟与民主。”(Country：196)然而，威廉斯指出，正如直接联系着科贝特、阿奇、艾什比、晚期的杰弗里斯和哈代的另一个传统所暗示的，隐匿在这一意象背后的是乡村的颓势、乡村劳工所饱受的剥削与屈辱： 回顾十九世纪初真实的英国乡村，的确很容易看到旧式生活方式被新兴工业体系的迅猛发展所遮蔽。国家经济中的决定性力量是工业和金融的总体发展与贸易危机，而乡村英国在某些方面就是承受最终冲击、付出最终代价的地方……1815年之后，乡村中劳工和穷人所遭遇的一切就如这个漫长的剥削和堕落的世纪的任何东西一样糟糕。对同时代大多数的观察者而言，情况似乎比他们所知道的任何东西更加糟糕。(Country：182) 进入维多利亚时代之后，英国乡村进一步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因此从过去的相互依存变为了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正如威廉斯在讨论作为当下主要工业社会隐喻的“大都市”时所言： 这一城乡模式的现代形式发端于英国。从很早开始，英格兰本土真实的城乡历史就是一种主导的资本主义主义发展模式渐渐将世界其他地区囊括进来的历史。这并非如今有时看起来的那样是一种此处“发展”、彼此“发展失败”的情形。城市或者“大都市”经济中正在发生的一切决定着并取决于乡村中正在被迫发生的一切——这个乡村首先是英国本土的内地，然后是之外的别国的广大地区。打那以后，英格兰所发生的一切一直在更大范围内、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与所有“不发达”却在经济上极为重要的国家之间的新的依赖关系中发生着，于是便有了我们现在所知的“城乡”模式的最新形式之一，即帝国主义体系。 大都市已然在主要工业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但威廉斯认为，这并非是工业社会内部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本质上讲，它可谓十九世纪国家内部的功能划分在当下的延伸。西欧和北美的“大都市”社会是“先进的”、“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是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的中心，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欠发达的”农业或者“欠工业化”国家。“大都市”国家通过贸易体系以及经济和政治的联合管控，从占据地球大部分地区、容纳地球绝大部分人口的“边远地区”获取原材料以及食物，其结果就是“经济和政治关系中的一种乡村与城市模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不但被视为一种世界模式，而且也被作为一种世界模式受到挑战”(Country：27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