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强力诗人的“自我”主体 叶芝的写作生涯也是不断探讨他命途多舛的国家命运的过程——爱尔兰面临着即将到来的现代性、帝国主义的占领和宗教冲突等种种威胁。在叶芝的写作中，交织在一起的身份问题与民族主义问题不仅仅在他诗歌创作的内容之中，同时也在他诗歌表达思想的方式里有所表现。叶芝是一位自我意识很强的诗人，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在他的诗歌中，牢牢确立着“我”这个概念。他将自己作为祖国和一个确信的“自我”的代言人，这个立场似乎是无需证明的。但是，为了这个强力的“自我”主体，叶芝使用了各种手段以实现其合法性。首先，“介于二者之间”的诡谲身份给他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利的位置，他可以立于双方而又不被任何一方所约束。 以叶芝早期诗歌《致时光十字架上的玫瑰》为例，这首诗是他于1892年出版的诗歌集《玫瑰》中的第一首诗①。该诗总起全集，是叶芝走向诗人之路的宣言书。起始两行为：“红玫瑰，骄傲的玫瑰，我一生的悲哀的玫瑰!，请来到我近前，听我歌唱那些古代的故事。”诗人在此呼唤爱尔兰缪斯赐予他诗情的灵感，誓言“歌唱那些古代的故事”。这朵柏拉图式的、永恒的、神秘的、女性化的玫瑰是精神性的所在，很明显，它象征着爱尔兰民族间以及基督教的手足之情。在此呼唤中，诗人从古老爱尔兰乡间文化里获得了诗歌的力量；与此同时，也从他的盎格鲁继承身份中积累了文化资本：读者很快就被他极其浪漫优美的诗句所吸引(如第7行：“脚趿银屐在海面上舞蹈”)。作为强力诗人的主体，叶芝既与爱尔兰民族传统紧密相连，又有着盎格鲁的美学特征，在两者中同时获得了合法性证明。如卡斯特尔所示，盎格鲁—爱尔兰复兴主义者占据着一个十分模糊的社会地位，既作为占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又作为民族主义者自我确认的反对派。在伊格尔顿所说的、由古老和现代所构成的张力所统治的社会里[17]2，这样一种社会地位给予他们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在此意义上，他们的身份在政治和美学上似乎更是一种祝福而非诅咒。 批评家们已经注意到了叶芝的一个无法化解的困局——“民族排他性与民族自我充实间的冲突”[15]218，认为这是他写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史密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解构主义的解读。他在“补充性”(supplementarity)的意义上分析了冲突双方的关系： 真实的民族经验必定为一种“补充性”所占据，这种“补充性”将为盎格鲁—爱尔兰在当代爱尔兰中确保一个位置。在政治意义上，这种补充性被认作是都市的一个必要维度，以抵制地方性和孤立性的邪恶。在美学意义上，它意味着与风格、技巧和真正的艺术——道(例如与戴维斯式的宣传鼓吹相对立)，批评(criticism)被列为真实民族经历的组成成分。该概念中的根本矛盾在于，叶芝一方面坚持自己的生活与自己的艺术应该等同，而另一方面却否认源自于批评对象的批评的真实性。或否认引起自身批评的艺术。批评一定通过与其文化客体发生关系来确认盎格鲁—爱尔兰经验，这既统一又有差别。[14]75 在叶芝民族特性的建构中，“自我完满”的(基于乡村的)爱尔兰身份的中心性却诡异地需要由“都市的一个必要维度”来补充。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说，鉴于其介于二者之间的身份，叶芝自我确认的主体也需要有其他外来资源作为“补充”。如上所述，他既有对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忠诚，又从盎格鲁都市美学中得到了主体合法性的确认——从后者中获得的诗学文化资本“补充”了他对建构真实的“爱尔兰性”的执著追求。 在哲学层面上，叶芝的文化民族主义中的内在二元性不仅可以追溯到他模糊的身份，也可以上溯到从柏拉图以来根植于西方形而上学中的二元主义，古代哲学中本质与形式间的张力转化为现代的主体与客体间的张力②。这种本质上的二元主义深深地系于西方思想中对主体的根本确认。叶芝的矛盾同样源于他自我意识强烈的身份与主体问题，它只是这种分裂一种特例的展现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