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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想象视角从根本上不属于经验意识的领域，因为理性分析的视角已不足以应对异化的世界。“频仍的世界战争的消息让人震惊：报纸头条和广播新闻如重锤一般接二连三地砸向我们，震天价响，而奇怪的是，引起的回声却很小。简单地说，‘人们无法理解事物’。所发生的一切超出了我们认识、思考和证实的能力。”当理性无法认知、语言无法解释周围的事物时，儿童“天真无邪”的视角便有用武之地了。(Bowen，1987：96)本雅明在《柏林日记》中就通过儿童的视角透视大城市的经验。他认为只有用儿童的眼光看待陌生的城市，才能捕捉其中的奥妙，体会其中的忧郁。儿童的眼光还没有受到惯习的亵渎，没有达到漠然和冷淡的程度，而仍然具有批判的锋芒。惯习导致僵化、无聊和遗忘。本雅明试图捕捉城市陌生的、值得记忆的形象。换言之，他试图恢复的是儿童对陌生事物好奇的凝视，那尚未形成惯习的纯洁目光。 鲍恩关注的不是习惯意义上的经验世界，而强调外在事物引发的想象的无意识领域。“它说什么并不重要，我只看到它让我看到的东西。”(2006：730)珀皮塔界定柯尔时放弃了经验的修饰语言，而诉诸幻想的形象表征。面对异化的陌生世界，以珀皮塔为代表的女性在想象中建构自我的“救赎世界”。同时，诉诸想象的女性视角和以事实为基础的男性视角形成对立。身为军人的亚瑟是战争时期普通男性的代表，他们相信“整个世界都已经探索过了，甚至包括非洲大陆的中心。所有发现的事物和地方都在地图上标注了；地图上没有的就不可能存在”，整个世界都是幻灭的。(730)当敌人的炮火摧毁了生活中一切坚固稳定的东西，亚瑟陷入了悲观的宿命论。“做人就意味着完全的迷失。”(739)即使亚瑟试图跟随珀皮塔进入她的幻想世界，首当其冲的任务还是建立家庭、维护传统。他依照现实社会的经验规则衡量想象中的柯尔，并没有摆脱父权社会的男性中心主义；他希望珀皮塔向他寻求心理安慰而不是沉醉于自己的幻想之中。 珀皮塔的确需要亚瑟，但亚瑟却属于她和城市自身。两人回到寄宿的朋友家，怀着无法排解的、被压抑的欲望，珀皮塔： 仍旧躺在床上，躺在贪婪的梦中，亚瑟是梦的源头，却不是终点。她同他一起在宽阔、空旷、无人的街道上穿过雕像、拱廊、柱子的阴影，这里看看，那里瞧瞧。她同他一起走到台阶尽头，四野无人，一轮皓月挂在当空。她同他一起走过泛着白光的走廊，爬到高塔阳台上，俯瞰装点着雕塑的广场和街道。他是密码，但不是答案：她最终的选择是柯尔。(739-40) 阴冷的月光给战时空荡荡的伦敦城增添了几分阴森的气氛。同亚瑟一起在城中游荡时，珀皮塔似乎掀开了城市神秘怪诞的面纱。“这场战争说明我们绝没有终结。你可以把整个地方炸平，你也可以在瞬间让它重现。……我们抵达终点的时候，柯尔也许是唯一留下的城市：永恒的城市。”(730)在想象和现实的城中漫步，鲍恩借笔下女性漫步者珀皮塔之口揭示了战时面目全非的伦敦城的奥秘。与废弃的柯尔一样，废墟掩盖下的伦敦是“永恒的城市”，街道的表象景观和社会机制或许已被炸毁，但想象和记忆中的伦敦却从未消失，时刻等待着废墟下的新生和荒芜过后的繁盛。 城市废墟是本雅明研究19世纪巴黎的巨作《拱廊计划》中一个重要的辩证形象。巴克-摩斯(Susan Buck-Morss)写道：“废墟的形象不仅象征了资本主义文化的短暂和脆弱，也表现其破坏性。”(164)日新月异的巴黎景象增添了波德莱尔无尽的忧郁，丰富了他“多产的回忆”；诗人感叹“城市的模样比凡人的心变得还要迅疾”。(210)在巴黎热火朝天的重建中，波德莱尔想起古代的特洛伊，想起怀着“寡妇痛苦”但“无限庄严”的“安德玛刻”①，“泥泞中前行”、“憔悴而干枯”的“黑女人”，被“遗忘在岛上的水手”、“囚徒”、“俘虏”和很多其他“一去不归的人们”。 伴随着“精神漂流”和“古老的回忆”，(波德莱尔：207-10)波德莱尔在现代的都城中看到了古老废墟的历史风貌。正如本雅明所说，“波德莱尔在诗中吟咏巴黎的时候能听到这座伟大城市的废墟和脆弱。”(44)无论是第二帝国豪斯曼的巴黎，还是空袭过后的伦敦，城市的历史都在毁灭和重建中循环。“灾难概念所代表的历史进程莫过于一个孩子手中的万花筒，每转一次，一切事物都瓦解并产生一个新的秩序。”(34)在这个意义上，毁灭和建设从根本上是两个相似的概念，是历史轮回中的必经之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