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已经成为历史，渐行渐远。而在20世纪历经困惑与危机、不断战斗和开拓的比较文学则并未随20世纪一道“绝尘而去”。作为一门学科，比较文学没有在重重迷雾中走失，也没有在中外的“消亡论”判决中真的消亡，它幸存了下来，并正在营建现实的大厦、构想发展的蓝图。我们有理由为学科的幸存而稍感欣慰，但在此之际切不可忘记清理学科的历史，尤其不可忘记回顾近百年来学科曾暴露出的问题，因为学科的现实和未来建基于学科的历史，从而历史上悬而未决的许多问题也可能衍为现实的问题和未来的危机。有鉴于此，我们拟对20世纪比文学学科的诸多问题择其要者逐一清理。
    （一）
    曾对比较文学有过奠基之功的所谓“法国学派”应被首先提及，其深刻问题也不容回避。在清理法国学派历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几个颇有意味的问题：作为一门着眼于跨越界限（民族、国家、语言、文化等）、理应胸襟开阔的学科，比较文学为何曾在法国学者那里成了以法国为主体和重心、视野狭窄的轴心式研究？对比较文学这门研究文学的学科，法国学者的著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何不见“比较”、不见“文学”，只见“关系史”？作为追求实证、追求科学解释的法国比较文学研究，到底是如何在案头的“事实联系”与自由的文学精神之间确定解释的逻辑的？
    对后一个问题，韦勒克曾抓住其要害予以猛烈抨击：“（法国学派）这类研究中假设存在的中性事实好像有一条线与前面的事实相联系的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后来的艺术品没有前者可能无法形成，但却不能说明产生它的原因是前者。文学中这类研究的整个概念是外缘的，往往被狭隘的民族主义侵蚀，造成计算文化财富的多寡、在精神领域计算借贷的弊端。”[1]韦勒克的批评显然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新批评观念，但他的这番批评无疑道出了法国学派的致命弱点。基亚的“在德国、奥地利，乔治和利克等是由法国诗歌培养起来的”、“在俄国，小说大部分受启发于巴尔扎克、莫伯桑、左拉，这些小说所发挥的作用和在法国一样”[2]等断语在韦勒克的质疑下确实显得逻辑不严。这也启示我们：在文学的具体形态和案头的“影响证据”之间作出对应的解释甚至评断时应该慎之又慎。法国学派的因果解释常有简单和武断之嫌，这使得他们所谓的“实证”走向了反面，在一己的猜想中丧失了他们孜孜以求的所谓“科学的涵义”。确实，当我们谈论影响时，切不可把本为“之一”的某个来源扩大化为全部的因由，否则，原为“实证”的影响研究也将不“实”，沦为虚“证”。
    法国学派在20世纪前半期对文学性的忽视是由其理论原则决定的，恰如梵第根所言：“‘比较’这两个字应该摆脱了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的。”[3]如此一来，当然就会如上文第二个问题所言：既不见“比较”，也不见“文学”。但既然叫“比较文学”(Littérature compareé)，即使不面对“比较”一词，至少也“必须正视‘文学性’(Lierariness)的问题”[4]，必须有对文学自身的关注、探索和评价。如果离开了文学这个中心，则所谓的“事实联系”、渊源和影响、媒介和声望、公众舆论史、旅行报告、民族性格的概念等都将无所依凭而失去价值，引用一下“在这上面也花了多年心血”的法国学者艾金伯勒的质问便是：“这些难道是文学问题吗？”[5]而实际上，法国学派正是在这种一般文化史的叙述中掩埋了文学——正如今日的泛文化研究对文学的淹没（详后）。
    然而，我们显然不能基于上文的分析而径直说法国学派诸家均缺乏科学推论的严密性、缺乏对文学性的基本敏感，因为其中另有深刻的原因，这便是所谓法国中心论。之所以存在着上文所列的三个问题，细察之下，可谓“千里来龙，结穴于此”——正是法国中心论使得法国学派的研究重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与比较文学学科自身的要求颇不和谐。法国中心论是一种固执的民族主义情结，这决定了当年的法国学派从民族文学突破出去，研究了一圈后，终又回到民族主义的自我满足之中，致使法国学派作为比较文学的开创者却一度演变为比较文学进一步拓展的“拦路虎”。回首20世纪比较文学学科历史，我们看到，法国中心论、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使得比较文学的前行犹如参加一场障碍赛跑。如今，虽然这重重障碍表面上被跨越了，西方中心论作为一种“后遗症”却依然深刻地存留于东西方相当大部分学者的精神深处，影响着他们的观点、立场、方法和判断。
    就在我们纵论由法国学派的法国中心论扩大而来的西方中心论时，学界所关注的所谓“全球化”进程又加剧了。我们感到有必要提这么一个问题：西方中心论与全球化进程有关联吗？当我们意识到全球化进程绝不仅限于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全球趋向，而更是以美国文化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发动的全方位、全球性覆盖时，全球化的西化、西方中心论等内涵已不言自明。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使西方的大众文化观念、形态操纵了全球的大众传媒和文化产品、进而操纵了全球的大众文化走向。而在严肃的（或曰精英的、经典的）文化领域，比如既往的比较文学领域，西方中心论的盘踞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样，文化从上（精英）到下（大众），从西到东的西方中心论操控极可能最终导致全球的文化生态单一化。对此种可能情形的忧虑迫使东方或有东方背景的学人积极寻求出路。譬如，杜维明主张追求“地方知识的普世意义(The global significance of local knowledge)”，以应对“西方的现代理论变成世界现代理论，西方的文论，西方的后现代主义，风行全世界”[6]的形势。一批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则倡扬“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希望能在现代性中融入传统文化的精神，捍卫全球文化生态的平衡，但却常被误解为搞“文化民族主义”。另有一批中国学者则热衷于站在岸边讨论“是非”和“原则”，论说中多的是“既不应……也不应……”的四平八稳指点江山的句式（注：如陶东风《中国当代后殖民批评之我见》，见《中外文化与文论》第二辑。），但偏偏不去探讨怎么办；考虑到早在10年前，就已经有学者谈到应“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盲目的世界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大地上建立起卓有成效的中国比较文学”[7]，则今日的这种对简单判断和原则指导充满热情而对躬身探索不感兴趣的状态委实算不得一种进步。乐黛云先生欢迎“在全球意识观照下文化多元发展的总趋势”，珍视全球文化各自“自身的特色”，担心“当差别越来越缩小，熵越来越增大，各个组成部分越来越混一，其结果就只能是静止、停顿，最后毁灭”。[8]——那么，中国学者，尤其是比较文学学者对本民族学术文化、文学精神的强调和现代转换、对汉语批评的倡导和追求岂可被不加思索地宣判为“民族主义”或“文化孤立主义”？恰恰相反，这种探索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它与法国中心论那种真正的民族主义和全球化进程中的西方文化独尊是有天壤之别的——中国学者的探索是在全球趋同的危险中维护文化的多元、寻求文化的互补。众所周知，森林之所以能存在上亿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保持了物种的多样性，那么，全球的文化森林又岂可丧失这种多样性？
    且回到关于法国学派的思考。其实，法国学派也还颇有值得效法之处，譬如艾金伯勒在学术路向上的“择善而从”，又譬如众多法国学者对其学术之“根”的坚持。孟华先生曾有感触：“与法国的比较学者们接触，你会发现他们的研究在不断发展，更新……但你总能从中清楚地辨析出‘事实的联系’这一‘光荣’传统来”，“他们从不肯舍弃自己的根而去一味追逐时髦”，“终于使他们成果斐然”。[9]如果暂时悬置对法国学派这条“根”的价值判断，我们发现法国学者们对其学术之根的坚守很有启发意义。由此，在考察毕法国学派的几个颇有意味的问题之后，我们不禁要向自己提出问题：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学术之“根”在何处？倘有此“根”，则有无坚持的必要？倘有必要，又如何坚持？
    （二）
    且说句套话：1958年教堂山上一声“炮响”，给比较文学送来了“美国学派”。“炮手”韦勒克以一篇《比较文学的危机》宣告了美国学派的诞生。与法国学派热衷的关系史追溯截然不同，美国学派第一次认真对待了“比较”和“文学”。在对学科的理解上，美国学者是基本一致的，如雷马克称：“比较文学是超越某一具体国家的局限去研究文学，研究文学跟其他知识和信仰的领域（诸如艺术、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其他科学、宗教等）之间的关系。”奥尔德里奇称：“比较文学是从超越一国民族文学的角度或者从与其他一门或几门知识学科的相互关联中，对文学现象进行研究。”[10]比较可知，就跨越国界而言，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相似。而就跨越国界后的研究方法而言，法国学派注重“事实联系”，崇尚影响考察，美国学派偏于文本比较，大搞平行研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超越了法国学风，使文学的价值、意义和结构得到强调，文学性被充分重视。但法国和美国的学者们跨越国界的研究本身是别有意味的，因为跨越国界的文学研究在西方各国之间方便易行，即使永远不注意东方国家的文学也无损于他们自称为比较文学的合法性——他们的定义只是跨国而已，本可不必跨越东西。由于文化的隔膜和学者的局限、狭隘或不可救药的优越感，这种有限的跨国研究深刻地蕴含着西方自足的观念，散发出西方中心论的刺鼻气息。直到近年，这种欧美价值优越感、西方中心论在不少西方学者那里依然顽固地存在，荷兰的蚁布思不就断言“欧美文化的整个原则系统”，乃为“众多价值中的最佳选择”吗？[11]在此情况下，当我们高谈法美学者跨越国界的研究时，大可不必急着彻底忘掉其根深蒂固的深层语义——西方中心论。
    美国学派的最大特色是所谓的跨学科研究。然而貌似风平浪静的跨学科主张却大有问题存焉。譬如，跨学科的同时是否跨语言、跨民族，是否应有形态和时间方面的基本规定？这是一个关乎学科范围、学科历史的大问题。但无论是在1961年还是在1999年，美国学派的权威雷马克谈到跨学科时都对跨语言、跨民族和进一步的规定不置一辞。[12]没有其他限定的跨学科概念使学科的历史有必要改写。譬如，《尚书·尧典》、《吕氏春秋·古乐》等中国古文献都言及诗、乐、舞三位一体的问题，当我们以美国学派的跨学科概念来衡量时，我们没有理由将这些古文献的表述拒于比较文学大门之外，至于后来苏轼“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一类表达，更成了“比较文学”。在西方亦是如此，且不说莱辛的《拉奥孔》，即便在柏拉图的文艺对话中，其论说不也常“跨越”文学、音乐、哲学吗？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也曾论及诗与史的区别吗？如此一来，不论中西，比较文学的上限都抵达了最早的文论经典。这样，早已存在的漫长的跨学科研究史和丰富的跨学科研究成果使得20世纪美国学派的跨学科主张连份“总结发言”都算不上。那么，跨学科是否应有进一步的规定呢？
    这还只是跨学科的一个小问题。我们发现，正如法国学派的断言往往背离了科学原则一样，美国学派的跨学科研究本身也经不住深入的质询。直到近年，尚有学者对跨学科不加反思、热情似火，还在站着说话腰不疼地大力倡扬“为了更好地理解文学，在借助多种社会科学学科的同时，也应转而利用种种自然科学学科的研究”[13]。但我们要问：在学科分工如此细密的今天，且不说隔行、就是隔专业也如隔山，一个文学学者一步跨入其他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他的比较研究结论可靠吗？如果有学者不顾当今的人类知识和学科分工背景，自己也不去身体力行地从事跨学科研究实践，只是在那里泛泛宣讲跨学科研究非常必要那样的颠扑不破、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们很难不怀疑其宣讲的学术价值、可行性甚至学风。事实上，在今天，即使是一个第一流的文学研究学者，他对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往往最多也不过知其大略，或者知其一斑，则其跨学科研究成果实在不宜作过高的估计。80年代中国治文学者所热衷的“新三论”、“老三论”到底被理解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值得反思；那时我们虽然也看到了林兴宅先生那样的较有说服力的研究，但更看到不少一知半解不明究竟的糊涂阐说。鉴于此，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难题：一方面通过跨学科而开阔视野，圆通学术；另一方面则要使跨越研究的结论可靠。
    跨学科研究由于跨越之后重心落点之不同还会引出一个大问题。如果重心仍在文学，则所跨越所参照的学科便是他山之石或一面确证、反观文学自身的镜子；如果重心移到了其他学科，则称这种研究为比较文学之前不妨再三思之。自觉的比较文学学者都注意把重心放在文学上，但界限并不容易把握，于是不少谨慎的学者面对这种跨越时，都主张捍卫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性质，雷马克在此问题上的观念是有代表性的，直到最近，他还说：“只要比较释义主要的两极之一仍然是文学，是具有文学性的文学，我就会促使扩大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范围”，而反过来，比较的目的是“促使我们更清楚地，而不是模糊地，理解各种文学现象”。[14]中国学者中，王宁先生也曾经持有这个观点：超学科研究的“起点是文学，经过了一个循环之后又回归到文学本体来”，以“丰富和完善文学学本身的学科理论建设”。[15]当然，现在王宁的观点似乎已有所变化。刘象愚先生坚决指出：“研究者无论在不同文化和学科的领域里跨出多远，研究的立足点应该在文学上”，比较文学“绝不应消灭其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本质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说，强调‘文学本科中心论’对于保持比较文学的生命力无疑是至关重要的”[16]，比较文学在跨越各种疆界时，“必须固守文学本位的立场，必须把文学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警惕把文学研究变成其他学科研究或者文化研究的潜在危险。”[17]
    确实，比较文学在跨学科研究中怎样保持学科的文学研究本质、不致在种种迷雾中晕头转向不知何往，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晚近的理论化、泛文化热潮中，这个问题尤其突出——
    （三）
    威斯坦因曾经指出：“我还要再次强调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但我仍将坚持自己的观点，即认为批评和理论，不论新旧，都是比较文学的工具和技巧，而不是内容。”[18]视理论为工具，比较文学则另有研究内容。但是，自70年代以来，理论非但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具和技巧”，而且还争得了自足的地位，甚至构成对比较文学的有力冲击，正如孙景尧先生所说，近年来，“在西方，比较文学界热衷于泛理论和泛文化研究的同时，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对比较文学学科新发展的理论和特点的研究”，“现在不是比较文学‘消解’文论，而是比较文学存在被文论‘消解’的危险”。[19]这不是危言耸听，譬如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重新审视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的关系”之时，即宣布“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已经过时”，“我们从此应把翻译研究视为一种主导性学科，而将比较文学作为其有价值的分支”。[20]面对此种现状，最近，雷马克感慨地说，“我不曾估计到各种理论的猛烈冲击，这些理论包括符号学、解构主义、新弗洛伊德理论、性别和性别取向研究、时间编码论、巴赫金的对话讨论模式、类型批评、女权主义、新阐释学、互文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过去20年里，我曾多次深感窘迫”。[21]——之所以有此“窘迫”，是由于在雷马克看来，泛理论大潮对比较文学的冲击，甚至使比较文学“被压在理论的冰山之下”[22]，乃是他的比较文学定义中跨学科带来的结果[23]。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我们确实不妨将理论“吞噬”比较文学的势头部分归因于跨学科导致的重心偏差。在这滔滔泛理论大潮面前，我们应当思索应对之策。简单地像从前一样继续视层出不穷的理论为一般的方法、工具和技巧显然并不十分妥当，然而，舍此又能何为？这又是一个问题。
    近年来泛文化倾向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冲击力度似乎超过了泛理论。“泛文化”成了国际比较文学的一个基本趋向，譬如，1994年在加拿大埃德蒙顿召开的第14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的主题便是“多元文化与多语种社会中的文学”，会后有学者指出，这届年会“给人最深的总体印象就是文学研究被文化研究所‘淹没’”[24]。到了1997年，在荷兰召开的第十五届年会的主题是“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其研究导向是“文学与目前和过去世界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诸如殖民、反殖民的进程，新兴国家、民族国家的诞生和发展，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历史性接触，联邦政体的创建和发展，欧洲部分国家的解体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联合）以及文学和性别的文化研究关系”。虽然会后佛克马的“思考”中屡屡谈及“文学的形式”[25]，但泛文化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全面包围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的情形也是这样。90年代在北京举办的几次学术讨论会，如“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国际学术研讨会、“‘平行研究’与‘话语建构’”讨论会、“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国际研讨会等等，都表明中国相当一部分比较文学学者也加入了“泛文化”研究的“国际大合唱”。从学者个人学术选择的角度看，泛文化的取向无可厚非；但从比较文学学科的角度看，这种情形却让人忧虑。正如谢天振先生所说：“比较文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研究，它是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但比较文学归根结蒂是一种文学研究，它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应该是文学。”比较文学中引入文化研究，“是为了丰富和深化比较文学的研究，而不是为了淡化甚至‘淹没’比较文学自身的研究”[26]。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则认为，如果将比较文学扩大为全球文化研究，就会面临自身身份确认的危机，因为“照此发展下去，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将会大得无所不包”[27]——显然，当一个学科发展到几乎“无所不包”之时，它也就在这无所不包之中泯灭了自身。既然什么研究都是比较文学，那比较文学就什么都不是。这种“泛文化”化，必然导致比较文学学科的危机，甚至导向比较文学学科的消亡。那么，比较文学如何超出无边无际的“泛文化”泥沼的包围而获得拯救和进一步发展呢？
    （四）
    在20世纪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上，有两大发现应被反复强调：其一是文学的发现，即在作为正式的学科产生了数十年之后，人们忽然发现比较文学应该是一种文学研究，应该直面文学性这个中心问题，正是基于此次发现，美国学派的“造反”便师出有名，并成其功；另一个发现是中国学者在兼跨中西的研究中蓦然醒悟，原来自己生长于斯的土地迥异乎西方，在这里，文学的含义、类型、美学形态、价值模式、艺术传达方式等等都与西方大异其趣，这次发现，催生了所谓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关于中国学派的理论特征和方法论体系，已有学者撰文探讨过[28]，在此不做全面复述，只清理并更进一步思考与中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实际很有关联的阐发法、“X与Y模式”、跨文化研究等问题。
    按台湾陈鹏翔等人的说法，中国学派提出之际，其最初的方法论基础便是所谓阐发法。其实，阐发法是对20世纪中国学者普遍奉行的一种研究方式的概括，即是“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阐发中国文学的宝藏”[29]。但显然这种单向度的援西释中里面并无比较之义，因为在这种阐发之中，“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如解牛之刀，而“中国文学的宝藏”则如被解之牛，其间唯睹刀的锋利，哪见牛的发言？尽管援用之时，“西方的理论与方法”被“加以考验、调整”[30]，但这种考验、调整式的援用似乎并不真正构成比较的基础。阐发的两端并不对应、对等。我们很难说奥地利的弗洛伊德、法国的雅克·拉康、英国的欧内斯特·琼斯运用欧洲大陆土产的精神分析方法对英国出产的《哈姆雷特》所作的阐发为比较文学（尽管其阐发亦多有对精神分析理论的“考验、调整”），则我们何以要将我们这种援西释中的阐发看作比较文学？查阅文献可知，台湾及大陆学者的许多“阐发”式论文每每为迁就“西方的理论与方法”而强做附会之解（注：譬如，在王靖献对《公无渡河》的分析中，为使作品适于结构主义式的解读，河、何被直接视为同一却无令人信服的解释。杨牧（王靖献）：《公无渡河》，见《传统的与现代的》，台北志文出版社1974年出版。），这已不是“考验、调整”西方文论而是将西方文论定于一尊、定为教条并转而“考验、调整”中国既成的作品了——岂只“失语”，亦且“失据”。何以阐发法会遇到这种方枘圆凿的难堪？也许，在西方文论与中国作品各自的知识谱系、文化背景中潜藏着个中消息。
    如果说阐发法所遭遇的问题是西方的“解牛之刀”常常不适于解中国的“待解之牛”的话，那么，中国大陆比较文学界曾大量存在的“X与Y模式”的比较则碰到了“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X与Y模式”是一种基于表面相似（甚至这种相似也常是主观臆断）的、东拉西扯的牵强比附，既缺乏理论的深刻把握，也毫无有价值的结论，徒作“风马”与“风牛”的肤浅比较，未能明辨“马”、“牛”更深刻的异同。那么，如何避免这种情形？早在20年前，钱钟书先生即已指出，作品的比较应当“与产生作品的文化传统、社会背景、时代心理和作者个人心理等等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虑。换言之，文学之间的比较应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中进行，考虑到文学与历史、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及其他各门学科的联系”[31]。确实，对文学进行文化的探源比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由不同文化模式所产生的文学上的许多误解、隔膜与歪曲。然而，另一个偏向近年也出现了，检视资料，我们发现不少比较文学论文渐渐对“文化”解读发生了兴趣，却又简单化庸俗化待之，或以尽人皆知的文化概括（如西方是海洋文明，中国是农耕文明，西方文化主动，东方文化主静，等等）作为其比较研究根本性的、最重要的言说逻辑，或在一番比较之后，得出上述尽人皆知的结论，做出一篇又一篇“第二次发明车轮”(reinvent a wheel)的论文——很难说这种似乎有了“文化”的比较有何价值。这不过是“X与Y模式”的一种变体而已，与真正严肃的学术性的比较文学研究无关。
    当我们谈论比较文学学科的一些难题时，常寄解决的希望于跨文化的研究。但是“跨文化”本身亦有许多问题有待厘清。我们自己曾主张通过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来推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32]但是当看到不少有了“文化”的比较文学论文依然浅薄不堪的时候，我们感到，必须对我们的跨文化主张中的“文化”增加新的规定：首先，文化有其时序，有“通”亦有“变”，对中西文化均不能作教条式的把握，如果说中西文化的古典形态由于各自发展的相对独立还带有鲜明的特征性、本质性从而具有相对的静态性的话，到了20世纪，文化的交流、融汇、冲突、变形则使中西各自的文化形态（尤其是中国的文化形态）不再只有古今相“通”的纵向一致，而“变”得错综复杂、不复纯粹了，在此情形下，对近世的文学作比较研究时，有必要防止两种解读方向，一是依然固守文化的古典形态、“通”的一面，并以之为解释的逻辑，此则类乎刻舟求剑，二是只重横向传播的“变”、只重外来文化解释，此则类乎无根浮萍，对民族性、对自身根性熟视无睹。两种偏向都只能导引出偏颇的结论，体现出的倘非思维的惰性，便是论说的武断。其次，既有的文化结论的解释效能是有限的，即便我们作跨文化比较的对象是中外古典文学，单纯地以一般文化概括去解释具体文学现象也是非常危险、非常庸俗的，相反，我们必须作历史还原（尽管在当代新历史主义者看来这种还原很可笑），充分考虑其时其地文化背景的丰富、复杂和特殊，这样，解释方可能最大限度地周延，而其结论对比较文学也会有所贡献，而非单纯地重复。然而这等比较，何其难哉！
    如今，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在理论探索方面越来越深入了，但是，理论、主张之外尤为重要的是比较文学实践。当我们批评既有的“X与Y模式”一类肤浅的比较研究实践时，真正深刻的实践（作家作品比较、文学现象比较、诗学比较等）却并不多见。钱钟书先生多年前即曾呼吁有志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实际去从事于具体的比较研究，而不要停留在谈论比较文学的必要性和一般原理上”[33]。迁延至今，也许我们应当承认，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这个“实践”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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