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出版了许多香港、台湾及外籍华人作家的小说、诗歌、散文等集子。它们加强了海内外华人之间的文化交流，沟通了炎黄子孙间纯朴的民族感情。但是关于我们共同的文学遗产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作品、流派等的研究、回忆性的专著或选本，却还没有见到。前些时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港台、国外谈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一书，弥补了这一缺憾。
    该书收选了驰名中外的专家、学者、教授们和作家的亲朋好友们的论述和回忆性文章二十多篇。如林语堂的《鲁迅之死》、梁实秋的《旧笺抬零》、《忆老舍》、《忆新月》，叶公超的《关于新月》，郭沫若的日籍夫人佐滕富子的《怀外子郭沫若先生》，还有柳无忌的《与朱自清同寓伦敦》、《朱湘：诗人的诗人》，夏志清的《五四时代的亲情与爱情》，梁锡华的《徐志摩海外交游录》，还有饮誉环宇的英国汉学大师魏雷的《我的朋友徐志摩》等等。这些文章的作者，大都与作家同生活，共工作，掌握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因此他们的文章知识丰富，感情真切，材料翔实.见解独到，思路广阔。此外，风格多样，文采斐然，读来耳目为之一新。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文章的观点和我们可能不尽相同，但是，它正可以开文眼界，启人思索，引起争鸣。
    书首林语堂的《鲁迅之死》，对鲁迅的评介语言简练，见解独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与鲁迅的交往颇深，后来由于政见、文艺观之不同，只好分分道扬镳。但是鲁迅逝世后，他仍然怀着深厚的感情撰写了回忆性文章。文中他高度概括鲁迅的斗争精神说：“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短短几句话便活画了鲁迅勇于战斗的风格及其无比犀利的笔锋。鲁迅的笔锋对准些什么人呢！“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路见疯犬，癫犬，及守家犬’，皆“挥剑一砍”，毫不留情。鲁迅是个文化战士，他不仅战斗不已，而且还为人民而呐喊为民族而仿徨、叹息。林语堂写道：“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他“叹天地叹闻贤，叹豪杰，叹司阍，叹庸妇，叹书贾，叹果商，叹黯者，狡者，愚者，拙者……叹生人，熟人，雅人，俗人……叹穷鬼，饿鬼，色鬼，馋鬼……”待鲁迅“灵感至”、“乃磨砚濡毫”，“以刺世人”。由于“火发不已，叹兴不已，于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这里作者一连用了几十个排句，从而又活画出了鲁迅优国忧民，战斗至死的伟大精神。文中林语堂还借用德国诗人海涅的话：“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来比敬鲁迅，认为此话“足以语鲁迅”也。文中许多地方还表现了作者“始终敬鲁迅”、“终以长辈事之”的深厚情谊。一个曾经被鲁迅批判、与鲁迅斗争过的人，尚能如此敬重鲁迅、爱戴鲁迅、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同时也正说明了鲁迅的伟大与正确。
    该书第二篇，左舜生的《假如鲁迅还活着》，对鲁迅的评价也颇新颖。他认为鲁迅的全部著作所代表的精神，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假如用一句扼要的话来概括的话，便是“破坏因袭”。他说鲁迅对于中国旧社会因袭下来的许多病象，真可说是“暴露得毫发毕现”，“破坏得体无完肤”。他以他那“倔强的个性”和一支“锋利无比的健笔”，将这一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他高度评价鲁迅战斗的一生，说在中国这半个世纪里，“所有一切受过近代西洋科学和文艺洗礼的人们中间”，是“没有一个可以比得上的”。“他的这一工作，确实是为中共铺下了一条平坦的道路”。这里，不管作者的动机和立场如何，至少可以说明，连不同政治、不同文艺观点的同行，也不得不在客观上承认鲁迅对我国革命及其革命文艺事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左舜生对曹禺《雷雨》的评价，更为大胆。他断言中国自有新文学以来，以写戏剧著称，拥有多数读者与观众，而又确能博得广泛好评的，“大概要以曹禺为首屈一指”了。左先生十分欣赏曹禺的《雷雨》，解放前在上海，每有公演，他必去看，先后看了七、八次之多。左先生认为《雷雨》的故事结构，人物关系，实在是“太巧”了。由于太巧，从而使这个剧本能在“交织的五个三角关系中发展”。即蘩漪与周萍四凤之间，四凤与周家两兄弟之间，周氏父子与蘩漪之间，周朴园、蘩漪、梅侍萍之间，周朴园、梅侍萍、鲁贵之间等五个三角关系。他一般说小说、戏剧有一重、两重三角关系就已经够紧张了，而这个剧则运用了五重三角关系，而且十分紧凑，“把一般观众的情绪简直压得喘不过气来”。他说在中国小说中，善于制造多重三角关系的莫如《红楼梦》，但是曹雪芹后三百年，又出现了个曹禺。而曹禺的《雷雨》第三幕中，当周氏弟兄在风雨交加的深夜，先后跑到四凤家里，在万分紧张之际，蘩漪追踪而至，将窗子反扣起来的描写，实在是曹禺“最大胆，也是最有力量的所在”。在这里，可以说“曹禺已经超过了曹雪芹”。这么高的评价，真够大胆而新鲜了。
    郭沫若的日籍夫人郭佐藤富子的文章《怀外子郭沫若先生》，以极其深沉而诚挚的感情，朴素而隽永的语言，回顾了她和郭沫若自日本结婚，到抗战开始郭沫若回国的全部经历。文中对郭沫若弃医从文，舍家北伐，反戈倒蒋和别妻抛雏毅然回国的全过程，以及佐藤富子跟随郭沫若来到中国，特别是大革命前后在那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日子里，带着几个孩子辗转于广州、上悔、武汉之间寻找亲人的艰难情景，都作了具体的描迷。书中柳无忌怀念朱湘的文章《朱湘：诗人的诗人》，是一篇震憾人心的佳作。文章一开始就沉痛地写道：“在我认识的过去的作家群中，有好几位知名的人士，此中最使我悲怀追悼，在我的记忆里徘徊不能离去的，是我的朋友朱湘。”然后统观全文，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作者对朱湘那无限敬佩，无限崇拜之情。他佩服朱湘那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意志坚强的“咬菜根”精神：他崇拜朱湘作诗字字句句推敲斟酌的工夫，他称他为“一个完全的诗人”，“一个诗人的诗人”；他更敬仰朱湘那刚正不阿、处污泥而不染的高尚人格。他认为朱湘虽然已经与世长辞了，但是在适当的时侯，“会有下一代的作者，批评家，给与他们公正的评价，有力的提倡”的。近年来朱湘的文选，诗选的相继出版及回忆性、评论性文章的不断刊出，正说明了人们对他的深切怀念吧。
    书中关于老舍解放前在海外的资料特别丰富而全面。宁承恩的《老舍在英国》，对老舍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出国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研究所任教六年的工作、生活及创作生涯的开始，作了翔实的描述。宁承恩是老舍在英国的好朋友，他们曾组织六人读书会，对老舍很了解。文中他写的老舍生活之贫困——一套青色洋服四季不换，没钱取暖，室内冷若冰窖，吃汤面医治胃病等；写老舍写作之艰苦——三便士练习薄作稿本，写废了的纸撕下来又作记录稿纸以及在泰晤士河畔欣赏、记录落日景色等，都栩栩如生。使你如亲临其景，亲厉此事。一九二九年老舍离开英国到欧洲大陆，在巴黎住了三个月后，又到新加坡住了半年多才回到北京。闻堂的《老舍在新加坡》，王润华的《老舍在新加坡及其南洋小说》对老舍在新加坡的情况作了全面的介绍。特别是王润华的文章，则以新加坡的观点对儿童小说《小坡的生日》作了透辟的剖析，指出它通过轻松的童话，间接表现了社会生活的严肃主题。一九四六年老舍应美国邀请第七次出国。乔志高的《老舍在美国》生动地记述了这段生活的一些片断。乔当时受国民党驻华盛顿大使馆委托帮助接待老舍，对老舍的生活情况颇为了解。他所描述的老舍生活简朴从高级宾馆搬到一般旅馆，一天被一老者所骗的幽默故事，读后实令人捧腹。
    书中关于新月派、徐志摩的资料更为丰富而珍贵。亲自参加过新月活动，和徐志摩交谊很深的两员大将叶公超的《关于新月》，梁实秋的《忆新月》全系第一手资料。他们根据自己的经历全面地回顾了当年北京的新月社，上海的《新月》月刊，新月书店的详细情况，“原原本本，地披露了许多珍贵的资料。知名学者梁锡华的《徐志摩海外交游录》，是作者多年调查、访问、研究后而写成的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的徐志摩海外交游的实录。文中述及的徐志摩海外的朋友有二十多位，而且他们大都是一时俊彦，世界名流。如赫赫有名的罗素，泰戈尔，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开痕司，学者狄更生，画家傅来义，汉学家魏雷，文学家威尔斯、嘉本特·曼殊斐儿等等。而且徐志摩和他们的交往都很深，徐曾是罗素家中的座上客，泰戈尔庄园的贵宾。他第三次访英时，狄更生曾一城又一城地追逐，终于在马赛见到了徐志摩并依依握别，可见他们友谊之非同一般。徐志摩实不愧于“文化交流大使”的美称。另外，书中董保中、梁锡华两学者关于“新月”、“新月社”、“新月派”及其成员的文学主张等问题的激烈论争，也是很有意思的。通过双方针锋相对的论争，使读者对于有关“新月”的问题更加清楚明了。
    《港台、国外谈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一书中，许多精辟的论述，在国内的文坛上尚鲜为见到，许多珍贵而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也是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们尚未全部达览，连已故现代文学作家的家属们也未曾收齐的。因此该书的出版，对我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对海内外文化交流，都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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