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女性作家的消失与回归 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的女性写作却从十九世纪开始的英美大学的“浪漫主义”文学教材中消失了，这种缺失体现了男性意志和话语的仲裁。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麦甘出版的《浪漫主义意识形态》(Romantic Ideology)一书和由此引发的“历史学转向”，才将女性写作从历史的故纸堆中挖掘出来。随着十八世纪英国女作家越来越吸引学人的目光，她们的文字迫使文学史家对“英国浪漫主义”进行重估，她们的存在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版图，同时提出了有关文学史重写、公共话语以及男性话语霸权等一系列问题。可是传统观念的霸权地位仍然牢固，目前在英语系的文学教材中，英国浪漫主义“六大头”(Big-six)，即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骚塞，雪莱，拜伦和济慈仍是通用的版本。但历史的真相却是，男作家中只有瓦尔特·司格特和拜伦才能与当时如艾基华斯这样的女作家相抗衡，而不是如现在所描述的清一色男性作家。就读者接受的效果而言，雪莱和济慈的诗歌极少有人问津。因此，蓝袜子女士代表的女性写作不应被忽视，甚至是难以绕过去的读本。 出于对女作家被文学史忽略的不满，罗杰·隆斯戴(Roger Lonsdale)出版《十八世纪女诗人》(1989)一书，希望补上文学史图的缺陷。他注意到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选集极少收录女诗人的作品，例如对十八世纪诗歌研究影响较大的罗伯特·安德森(Robert Anderson)，以及亚力山大·钱默斯(Alexander Chalmers)分别于1792年和1810年编撰了多卷本诗歌选集，均未收录任何女作家的作品。他认为在“浪漫主义”的历史话语中，蓝袜子女士们失去了“作家”的身份，这是极为不公的。他甚至认为“这是当时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作家和读者那里抢夺诗歌的阵地”[4](P92-93)。 可见，“蓝袜子女士”及其女性写作是不可忽视的。《唐·璜》中大量存在的有关“蓝袜子女士”的诗行，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浪漫主义时期存在的女性写作，对其声音的缺失加以反思，也可以说明拜伦是如何同当时女作家们产生历史互动，她们是否是男性话语的潜在对手。假如十八世纪末女作家真是所谓男性经典话语霸权的牺牲品，那么拜伦的评论或许揭示了一位历史在场者的真实感受。 文本的盲点往往是在不经意的对照中发现的，无论是宏大的历史话语，还是具体作品中的吉光片羽，都拥有平等的叙述地位，并不因其中一方，由于特定文化语境中相对的强势而获得更多的合法性。《唐·璜》对于“蓝袜子女士”的记录至少说明拜伦并未刻意隐瞒什么，其中透露的不满更可以烛照时光长廊中的死角。与拜伦同时代的托利党人约翰·罗卡特(John Lockhart)在读了《唐·璜》之后，放弃党派的成见(拜伦是辉格党)，这样评论拜伦：“你的确了解英国社会，既了解英国绅士，也熟悉英国女士，这种洞察是宝贵的。”[6](P189)事实上，正是出于历史的坦诚，拜伦才多少同经典英国“浪漫主义”有些格格不入，他的存在无时不逼问着华兹华斯式的“神秘的隐遁”、“想象”和超越世俗困扰的浪漫品格，让我们质疑这些是否有真实的历史出处，还是后世学者的臆想与杜撰。其实面对世俗的“女性化”公共空间(当然也有其它原因)，男性日益感到不满和无能为力，如果承认这一点，很多形而上的建构就是多余的。接下来，本文将以蓝袜子女士为基点，把论述的重心转移到文章开头提出的叙事和杂议的问题上，对拜伦的创作动机加以勘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