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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蓝袜子女士”的身份 拜伦在《唐·璜》中一直对蓝色耿耿于怀。他对“蓝色”接二连三的揶揄、嘲讽、挖苦甚至取笑，不禁引发细心读者的好奇与思考。例如在第一歌篇的第二零六节的杂议部分他奉劝读者：“你等不应像‘蓝袜子’那样作伪证”。再如当唐·璜来到英国，他必须学会同一群“blues”(蓝色的)女士周旋，只见“娇弱的蓝女士部落，习惯对十四行诗长吁短叹，/用上一期《评论》的纸页/塞满头脑或风帽，/此时却披戴着眩目的亮蓝款款而来”(第十一歌，第五十节)。又如，就在主人公被押上贩奴船的空隙，叙述者对“蓝”女士突然大发议论，“噢，‘暗暗的，深深的，美丽的蓝’/恰如某人于某地这样赞叹天空，/而我则用在你们这些饱读女士的身上；/有人说你们的袜子是这个颜色(天知道为什么，这样的袜子可不多见)”。(第四歌，第一百一十节)其实有关“蓝袜子女士”的描述和评论在《唐·璜》中还可以举出不少。虽然比较零散，但是熟悉《唐·璜》嬉笑怒骂、“仿英雄体”风格的读者都不难发现，拜伦对蓝袜子女士极为不恭。在他的笔下，这些出入上流社交场合的淑女名媛，一个个不过拿腔作调，背诵十四行诗，用最新的文学评论充当谈资，来掩饰内在空虚。面对这样一群装腔作势的女士，诗人真有些厌恶，必然要对她们冷嘲热讽。而当“蓝袜子”同“博学的女士”被不断联系在一起时，诗人的倾向愈发明朗。 唐·璜母亲伊内(Inez)是一位博学的女士，也是出现在叙事部分的首位女性。精通格致之学，尤喜算术，超凡的记忆力更让她熟知基督教世界古往今来的语言，但诗人表面的溢美之词无时无刻不夹杂着调侃和讥讽。一方面说她精通多国语言，但实际上不过是拉丁文的祷词，希腊语的字母，而法语的发音也不甚纯正，对本族的西班牙语更了无兴趣。虽然是调侃式的奉承，伊内(Inez)还是被渲染成一位“无与伦比”的母亲，“完美”的化身，历代的圣女同她相比都黯然失色。最后叙述者这样戏弄这位“非凡的女士”：“一句话，她是会走路的计算器，/像从艾基华斯小姐小说的封面走下来，/或者来自托墨夫人的教育书籍，/抑或是寇勒博探寻的妻子，/她是道德古板的化身，/就是‘妒忌’也难寻丝毫的瑕疵。/‘女人的谬误’都摊到别人份上，/因为她就不曾有过——这岂不更糟”(第一歌，第十六节)。 这一诗节提到的三位女作家及其作品足以说明伊内是一个以英国“蓝袜子女士”为原型塑造出来的典型。其实也正是这幅肖像描写让拜伦的出版商极为不安，因为书商怀疑诗人正不怀好意地嘲笑他离异的妻子安娜贝尔·密尔班可(Annabella Milbanke)，因为这位女士同伊内一样，只对所谓数学和完美的道德感兴趣。就在这一诗节里，诗人毫不掩饰对她们的不屑，还无意中揭示了妇女与知识文化问题的潜在意义。这就构成两个问题：1)“蓝袜子女士”到底身为何人?2)拜伦所处的英国社会，对于女性阅读或者说女性智识的发展持怎样的态度，而这又会对《唐·璜》杂议和叙事的理解产生怎样的影响? 显然，拜伦借伊内这一形象试图嘲笑的并非西班牙女性，而是他再熟悉不过的英国上层女性。以上的诗节提到的三位女作家及其作品，反映了当时英国贵族女性的文化生活。玛丽亚·艾基华斯(Maria Edgeworth)(1767-1849)是畅销书作家，她同父亲理查德(Richard)合作出版的《实用教育》(1798)是当时流行的“行为书籍”，大力倡导对儿童尤其是女童进行现代科学教育。撒拉·托墨(Sara Trimmer)(1741-1810)是改良主义者，通过小说创作突出中产阶级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寇勒博寻妻记》(Coelebs in Search of a Wife)出版于1809年，作者汉娜·摩尔(Hannah More)(1745-1833)是位宣扬清教徒美德的畅销小说家。三位女作家共同捍卫的是中产阶层家庭的核心道德观，然而如果将清规戒律贯彻到生活中，就像伊内那样没有任何变通，这位母亲便成了苛刻、拘谨、死板、甚至伪善的道德木乃伊。然而像这三位女作家一样的蓝袜子女士们已经成了不可小觑的社会势力。 十八世纪五六十年代，“蓝袜子女士”在伦敦逐步形成，其成员大多是富裕有闲阶层的知识女性。由于厌倦在无休止的打牌和探亲访友中消磨时光，同时也渴望融入能言善辩的文人清客的圈子，这些女子模仿欧陆都市例如巴黎、柏林和罗马组织时尚的文艺沙龙。伊丽莎白·蒙太古(Elizabeth Montagu)和伊丽莎白·韦兹(Elizabeth Vesey)是其盟主。她们邀请像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大卫·盖里克(David Garrick)这样的社会贤达出席她们的活动[4](P178-93)。对于“蓝袜子女士”来说，智力探询是无穷的，她们相聚一起讨论道德问题，翻译经典著作，开展文学评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研究者斯图阿特·居兰(Stuart Curran)认为：“蓝袜子女士”这个群体的出现说明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有关社会礼仪和人文价值的讨论和思考已经延伸到部分女性当中[5]。可以说“蓝袜子女士”是18世纪后半期英国文化生态的重要一环，独特的社会身份使她们享有一定的文化特权，能结成相当规模和层次的文艺网络，专注于人文精神和艺术理想的追求。她们是启蒙运动在伦敦都会人文荟萃条件下的衍生品，对十八世纪末的英国文坛有相当大的推动力。 “蓝袜子女士”的出现标志着英国女性开始扮演新兴阅读市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角色。艾基华斯在《致文学女士的信》中这样描述：“近来从事文学活动的女士比过去几年大大增加。她们成为一个阶层，吸引公众的视线，由此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影响和性格。”[2](P92)这里所提的文学活动更专指小说创作。女性不断加入到小说创作的队伍当中，通过写作获得社会身份和某种意义上的独立。这一现象对文化生态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女作家可以和男作家一样精确地把握日常细节，另一方面，也使小说成为“女性化”的文体，同诗歌对立，并日益突出诗歌是上流社会男性专有的文体，折射出门第出身、文化教养和贵族品味[4]。小说的兴起标志着女性日益介入公共话语，大众阅读活动也蓬勃发展。邓肯·吴(Duncan Wu)认为：“典型的十八世纪的读者受过相对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社会教养，具有内在的文化归属感，而在八十年代，这样一位读者极可能是女性。”[5](P91)需要补充的是，蓝袜子女士仅是这个大众文化塔尖的华丽亮片，下面还有大群的普通女作家和家庭教师。 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职业女作家的增加使“女性化”写作迅速成为突出的文化现象，引发了男性权威的不满。1801年时任皇家学院院长的亨利·富斯里(Henry Fuseli)在题为“论当下的艺术，以及妨碍其发展的原因”的演讲中这样说，“我们所处的时代同往昔相比，并未给伟大的作品保留多少适宜的环境，这也正是为何巨作寥寥无几的原因。雄心，公共活动与精神，萎缩成室内布局的琐碎细节。我们周遭私密的一切变得舒逸，狭隘，零碎和微不足道。或许大家并未因此感到伤心，但是想指望从自私的鸡零狗碎的事务上建立恢宏的艺术系统，如果没有彻底的革新，即使不是疯颠也是有点狂妄的。”而在另一处讲演中，他更是将庸俗繁琐的社会氛围归咎到新兴女性。富斯里认为自己处在一个阴盛阳衰的时代，而“在奢侈的时代，女性拥有品味、主见，可以发号施令；在奢侈的时代，女性渴望发挥男性的作用，而男性退缩到女性司掌的范围。太监的时代势必也是河东狮的时代”[2](P96)。富斯里其实表达的是男性传统权威受到挑战的集体焦虑。柯尔律治(Coleridge)对于女性不自觉推动的文艺平民化也是心存芥蒂，因为公共性阅读的普及损害了作家神圣的话语特权。1798年，理查德·坡韦的小说《无性的女性》(Richard Polwhele’s The Unsex’d Females)更是一本厌女情结的小说，女作家被诬蔑成社会的怪物，不容于世俗想象。但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这个时期最畅销最受好评的作品，均来自女作家。拜伦在《唐·璜》中所表现的倾向显然与此有关，却被评论界所忽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