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身居美国的华裔学者，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却有着与一般中国学者不同的主客观条件——西方文化的长期浸润与熏陶，虽然难以完全改变她根深蒂固的中华文化基因，却不可避免地在对待中国传统学术文化问题上，要带上染有西方色彩的东西，以异域的独特视角看待属于传统东方中国的文化和文学，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是恰恰能显示其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况且她本是个教养有素、学识渊博的女性学者。大约正由于此，在美国，她被誉为将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性别相结合作研究的开风气之先者，与人合作主编了英译《中国古代女诗人作品选》(斯坦福大学出版)，该书是迄今为止美国第一部大型的英文版中国古代女性诗人的诗集，是当今最重要的英译汉籍资料之一，同时她还与哈佛著名学者斯蒂芬·欧文教授一起共同主编英文版《剑桥中国文学史》，这将是一部用西方人的眼光研究和介绍中国古代文学的具有独特风格特色的中国文学史，相信问世后，必定会让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的中国学者们感到别具一格而富有参考价值。
    以下，我们试从西方学者如何看中国文学和文化以及文学中的性别之研究两个方面对孙康宜的研究作些探讨。
    如何看中国文学和文化
    孙康宜本人是华裔，她做学问或看问题或许多少会带上些中国色彩，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纯粹的西方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如何看中国，如何看待中国文学，尤其是那些专门研究中国文化或文学的汉学家们，我们就比较感兴趣，因为他们的看法，肯定与我们中国人是不一样的，即便是对待同一部文学作品——这就是眼下西方和中国比较文学界比较流行的话语，所谓“他者”和“文化误读”，孙康宜对此作了专门的介绍和评论。
    首先是如何对待所谓的“古典”与“现代”。众所周知，国内学术界在研究中国文学时，有按时代为文学史划段的，习惯上，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称为古(近)代文学，之后称为现(当)代文学；更细些，则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为古代文学，1840年之后为近代文学，1919年至1949年为现代文学，1949年之后为当代文学。当然，这些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观念的开放，对文学史的分段产生了不少新的看法，提出了古今贯通(即所谓古今演变)、打破现代和当代的区分、注重20世纪百年文学史之类，这另当别论。这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所谓“古典”与“现代”的区别，即传统中国的“古典文学”，和现代中国的“现代文学”。西方人——具体地说乃是美国的汉学界，对此有自己特别的看法。孙康宜告诉我们，当今美国汉学界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兴趣有着十分明显的偏重“古典”而忽视“现代”的现象，这是如何造成的？其原因，孙康宜认为，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说的是出于对“他者”的迷恋(一般西方人对非西方世界的普遍认识，是将非西方世界看作“他者”，在其逐步认识的过程中，构建出“他者”的形象)，具体说是对中国古典文学迷恋，而对中国现代文学缺乏迷恋——因为中国的现代文学由于时代的缘故已经被西化或现代化了，丧失了“纯粹的中国性”[1]78。孙康宜指出，这并非问题的实质，其实真正的原因乃在于文学研究本身所强调的“经典准则”问题，即古代的文学作品由于经过漫长时间的考验，已经成为了人们公认的经典，如早期的《诗经》，后来的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及戏曲等，而现代中国的文学由于时间较短的原因，还没来得及进入经典之作的行列，故而自然被人们忽视了。这个情况其实在西方文学批评界也是一样，孙康宜认为，即便像爱尔兰的乔伊斯、美国的惠特曼等一流的作家和大诗人，他们也是在经过了较长的时间考验，得到人们的公认后，才被列入经典行列而进入大学课程的。孙康宜觉得，所谓“经典准则”，就是经得起时空考验的准则，符合这个准则被人们公认的伟大的作家及其作品自然会登上经典的宝座，而二三流的作家及其作品终究要被排斥在经典之外，这是毫无疑问的客观规律。这里自然牵涉到一个对经典准则的解释和定义的问题。①因为不同的学者对此会有不同的标准，特别作为文学作品，它会牵涉到社会与政治因素，例如所谓“权力准则”在西方就比较盛行，如果文学也完全按此准则办，恐怕是比较麻烦的。孙康宜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在今日复杂的社会条件下，文学经典的研究不可能完全与权力无关，但将文学作品是否被纳入经典行列一概视为是权力运用的结果，那也是错误且非常危险的。她感到，对于西方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偏见，并非完全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体现，而应该考虑现代中国文学是否已建立了一个成熟的审美体系的传统，我们自己(指包括孙康宜在内的美国批评界人士)是否在努力提高自己对文学艺术准则的认识？客观的事实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些作品，其实已经在走向经典化——它们正被或已被译成英文在美国(西方)出版，并获得了美国批评界的好评。为此，孙康宜说：“过去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被忽视，并非由于第一世界西方歧视第三世界中国，而是由于现代(包括当代)文学的批评运动与准则尚未定型，而文学作品本身也还在不断成长与被发现的过程中。”[1]2笔者以为，孙康宜的这一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看法比较实事求是，我们一方面固然应该认识西方确有一部分对中国不友好的人士，会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和中国文学，甚至以霸权主义对待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但也应看到，还有相当部分的西方友好人士，尤其是那些华裔学者，他们并不完全持有偏见，他们力图实事求是地客观评价和看待中国和中国文学，只是因为就中国文学本身而言，确实古代文学的经典化要远远胜过现当代文学(试想，当代中国的许多作家和作品哪能与屈原、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和《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红楼梦》相比！)，这就很自然地会造成在美国文学批评界(其实还应包括世界范围的汉学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评价要远远高于对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的评价，对此，每个清醒的中国人都不会表示异议。而如何才能使文学作品真正成为经典，孙康宜的说法也是有道理的，这当中既有批评家应提高对经典化认识的问题，也有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和文学性的问题，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准确地把握好这个度。
    在如何对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孙康宜提出了一个对西方学者来说属于非常大胆甚至可以说具有突破性意义的观点——她认为，历来西方学者总以为，只有西方批评理论才会给中国文学研究带来新视角，忘了或根本不会想到中国文化也可以影响西方，中国的批评理论也会给西方的文学研究带来新的认识。这是一个非常大胆而又实事求是的看法，也是完全正确而又合乎常理的观念，对于长期身居西方(美国)的学者来说，能提出这样的看法实在是很不容易的。须知，在西方世界，欧洲(欧美)中心主义、西方霸权主义、西方文化高于一切、中国(东方)是西方的负面与“他者”的观念和理论乃是极为流行且习以为常的，人们不能想象，传统的西方人会把落后愚昧的东方人和东方文化放在眼里(这样说当然不是一概而论，这些年的情况已经有所改观，特别是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强盛，对中国的看法已有不少变化)。而华裔美籍学者孙康宜却明确地说：“我以为，今日研究汉学的学者们，在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特色之同时，他们更应当努力显示中国研究到底能给西方甚至全球文化带来什么样的广阔视野？如何才能促进东西文化的真正对话？如何才能把文化中的不同化为互补的关系？”[1]266她的这些问话应该说问得太好了，完全切中了问题的实质要害，这些问题正是今天的西方汉学家们应该引起重视的，而对于东方的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者来说，这些问题也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他们可能会感到这些问题离开他们的实际能力稍微远了些，但孙康宜上述发问其实同时包含了对中国学者的提醒和呼吁——“一般来说，无论是台湾或是大陆的性别研究都有‘全盘西化’的缺点，常常不假思索地套用西方理论，以为只要是西方的理论，一定是愈新愈好，于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解读也变成了西方理论公式的重复借用。”[1]297这里，孙康宜在指出西方学者思维偏颇的同时，实际上也鞭挞了中国学者中的“全盘西化”论，中国学者的这种现象在当今的中国实在也是一个应当引起重视的问题，确实，中国人的“洋奴哲学”和“月亮也是西方圆”的观念从清代以来就一直比较顽固，可以说，直到今天21世纪，这种观念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孙康宜的这一棒喝，应该说是击到了问题的要害，很值得我们反思。笔者认为，值得推崇的是将东西方文化放在同等的平台上，作平等条件下的比较，从中寻找其中存在的契合和差异，这才是值得肯定的。与此同时，在指出这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的时候，孙康宜还直接点出了产生这种问题的根源。她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原因是文化上的“他者”的盲点——在许多西方人看来，中国文化乃属于“他者”的文化，而“他者”的文化，乃是把东方和中国看作是西方的对立面，看作是边缘文化，自然不会在被看重的范围之内；另一个原因是，在一些西方人眼中，传统中国离现代十分遥远，因而与今天所谓的“现代性”自然不会有关系，这便导致了西方人对东西方文化之间关系的认识多为只是西方文化向东方的单向输出并产生影响，而不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双向交互影响。[2]
    从孙康宜上述观点可以见出，她提倡中西文化并重，提倡要具有广阔的视野，反对褊狭的眼光，反对站在西方至上的立场上看问题。她认为，无论中国和西方，互相之间都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应该互取所长，互为补充，西方的文化理论固然会为中国文学研究带来新的视角，而中国的文学研究也能为西方的批评界带来新的展望。笔者以为，孙康宜的这一认识是正确而又全面的，她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美国的美籍学者，有这样的认识实属难能可贵。
    文学中的性别之研究
    在文学的性别研究方面，孙康宜显示了她作为女性学者所具有的独特眼光，她花工夫撰写了一系列的论文，如《阴性风格或女性意识？》、《摆脱与沉溺——龚自珍情诗细读》、《西方性别理论在汉学研究中的运用与创新》、《传统读者阅读情诗的偏见》、《何谓“男女双性”——试论明清文人与女性诗人的关系》、《寡妇诗人的文学声音》、《末代才女的乱离诗》、《柳是和徐灿的比较：阴性风格和女性意识？》等，同时还在她的专论中国古代诗词的著作中。如《六朝诗歌概论》，对涉及女性文学的题材和艺术表现手法等处有意识地作了一定的阐发。一般来说，研究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或由女性作家创作的作品，以及在该作品中所体现的女性意识，男性学者的解读和分析有时常会令人感到隔了一层，难以说到点子上，因为他们毕竟没有女性人物的体验、情感和特殊感受，而女性学者这方面就显示了长处，她们的解读，则往往可以由表及里，把问题说清楚(当然，这样说，也不是完全绝对的)。孙康宜正是从这一有利条件出发，对属于文学中的性别问题(包括人物、题材、艺术表现手法等)作了专门研究，在美国学界被誉为最擅长以女性主义观点阐释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位别具一格的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性别相结合的著名学者。
    《传统读者阅读情诗的偏见》一文应该说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孙康宜的文学性别研究的主要见解。她首先对阐释古代诗歌中的情诗提出一种说法：在一般人看来，阐释一首情诗，似乎是约定俗成的，往往取决于其作者的性别，男性作者总是借恋歌比喻政治遭遇，把男女爱情比作君臣关系，因为习惯上总以为政治情感的性质类同于男女爱情，都强调始终不渝的痴情，都可能陷入令人失望的痛苦，于是，政治背景的解读也就成了阐释这类情诗的依据(情诗成了政治托喻诗)；而女性作者的情诗，大多与政治寓意无关，因而这类情诗自然成了女性作者直抒真情的自传诗，阅读这类诗歌，人们体会到的也就是这些女性作者本人的身世经历和情感。但是，孙康宜指出，这种现象并非绝对的，男性作者也有抒发真情的恋歌，女性作者也有虚构诗中角色或以诗做代言人的情况，我们不可将一般化的现象说得太绝对，并由此将阐释的法则推向极端，这方面的例子，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不少。为此，文章举了一些个案加以说明(典型的如唐代武则天的《如意娘》、唐代张籍的《节妇吟》、宋代朱淑真的抒情诗等)。有意思的是，孙康宜在文中提出了一个概念，谓之“性别面具”，其意为通过虚构的女性声音建立的托喻美学——即诗篇的作者藉女子之口吻抒发情感，他表面上说的是失恋之情，实际上表述的是自己政治上的失意，这种诗实际上是一首托喻诗，系男性作者借女性的口吻和遭际来发抒自己政治上的不幸遭遇。孙康宜这样解释“面具”的意思：男性文人的这种写作和阅读传统包含着这样一个观念，即情诗或政治诗是一种“表演”，诗人表述是通过诗中的一个女性角色，借以达到必要的自我掩饰和自我表现。这一诗歌形式的显著特征是，它使作者在铸造“性别面具”之同时，可以借着艺术的客观化途径来摆脱政治困境，通过一首以女性口吻唱出的恋歌，男性作者可以公开而且无惧地表达内心隐秘的政治情怀。[1]303这种现象，对于作者来说，乃是“性别跨越”，或称“性别越界”，这个表现手法，其实最早的创始人应该是伟大诗人屈原，他在长诗《离骚》中首创了以男女恋情比喻君臣关系的艺术表现手法。诗篇的上半部分，主人公以女子身份向男子求爱，试图博得男子的喜爱，而到了下半部分，诗篇主人公又成了男子，在漫漫的长途上求索爱女，这上下两部分的男女角色，其实是作者化身爱情的角色以借喻君臣关系。这是屈原空前的一大艺术创造，开创了中国文学(诗歌)史上“性别越界”的先河，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孙康宜在文中所举的一些类似例子，应该是屈原这一艺术首创之后的延续性表现，包括后代诸多的宫怨诗、闺怨诗、弃妇诗等。为此，孙康宜在文章的最后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文学中的模式与创作实与男女彼此的社会处境息息相关。所谓“男女君臣”的托喻美学也同样反映了中国传统男性文人的艰难处境。从成千成万的托喻政治诗看来，许多文人的政治处境是极其女性化的：他们的性别是男性，但心理却酷似女人。通常的政治情况是：上自宰相，下至百官，所有的人只为了讨好一个共同的皇帝，这与后宫里的后妃宫女们互相争宠的情况如出一辙……每当言论极其不自由的朝代，这种政治托喻诗尤其风行……由此不得不令人想到，无论是“男女君臣”或是“女扮男装”，这些一再重复地以“模拟”为其价值的文学模式，乃是传统中国文化及历史的特殊产物。[1]303
    孙康宜的上述这段话可谓说中了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的实质性要害，这是她将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和社会性别，与文学研究相联系后得出的十分精辟的结论，它完全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也非常切合古代文学创作的实际。
    不仅如此，孙康宜的文学性别研究还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个现象也很能说明中国文学的实质性问题。她说，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话，这话历来被以为是男人们发明的，但其实很可能是由女人先说出来的，而且说这话的女人一定是被人认为缺少才气的女人，她们为了捍卫自己、打击有才气的才女，维护她们的脸面和地位，便说出了这个话——“女子无才便是德”；反过来，从男性来说，他们倒是很看得起那些有才气的女子，会有意识提拔她们，给她们以相当的地位，会为她们出版文学(主要是诗歌)作品并加以品评和嘉誉(明清时期大量出版和传播女子作品，致使大量才女涌现的现象，很大程度上便是男性文人这种重视和鼓励的结果)。这是因为，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就流行表彰才女的风尚，世界上恐怕没有比中国更注重女性的文才了，历代的皇帝对才女都格外奖赏，并不因为这些才女是女人而对她们另眼相看，而那些才女们也会很自然地认同男性文化，她们写下的作品本身，就是掌握了男性文化之后问世的产品，“总之，中国文学从头开始就没有把女性排除在外，所谓诗歌的世界，其实就是男女共同的园地……中国文学里的声音有一种男女互补的现象，我曾在另一篇文章里把这种现象称为cross-voicing(声音互换)，以与时下流行的cross-dressing(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的说法相映成趣。”[2]古代中国的这种男女互补的现象(或谓如传统中医的“阴阳互补”)，应该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型本义，它与西方的男女对立的性别战争(或谓性别理论的差异)显然不同，这大概也就是为何现代西方女作家会有强烈的女权主义产生，要为女性争得与男性同样平等的权利和地位，而中国的女作家则一向不同男性文人为敌，也很少觉得她们的权利会受到男性文人的威胁或侵犯。孙康宜为此还引述了一位西方汉学家由中国传统中医的理论而提出的阴阳协调的观点(“阴阳互补观”)，以说明中国人有一种有别于西方人的人体观和宇宙观，这种观念能给西方人士以很大启发。[3]在这个基础上，孙康宜提出了一个值得引起人们重视的看法，即，可以用中国传统的“阴阳互补观”来比喻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犹如男女阴阳，唯有互补才能各取所长、各补所短，从而达到阴阳互补，而那种忽视互相交流的唯单向化观念及其做法，实在应该予以摒弃——不论是西方的美国，还是东方的中国，其实都存在有这类的偏向。孙康宜的这一看法很正确。
    有意思的是，孙康宜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中国明清时期的文人中，男性文人广泛地发展着女性化趣味，而女性文人则纷纷表现出男性文人化的倾向——前者是因为男性文人对才女的认同，特别对薄命的才女有一种怀才不遇的认同感，致使他们从这些薄命才女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或者说薄命才女们的遭遇恰是他们自身遭遇的翻版，于是他们对女性化趣味产生兴趣，对女性产生关注，这就自然而然在其创作的作品中表现出了女性化的倾向；后者则是女性文人的生活艺术化和对俗世的超越性表现，她们喜好吟诗填词、琴棋书画、品茶养花、游山玩水，她们与男性文人一样地强调写作的自发性、消闲性和分享性，一样地讲究作品的重自然、非功利和互相酬唱——孙康宜将此种现象称之为“男女双性”，即所谓的“性超越现象”，这是中国明清时期文坛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在西方文坛上也很少见(与上述类似的现象还包括女性文人的喜好女扮男装、女性书痴多、女性文人早夭多，和早寡守节多等)。②值得注意的是，孙康宜还专门对早寡守节的寡妇诗人作了探讨，她指出，明清之前，同情寡妇、在文学作品中描写寡妇形象、撰写代言体寡妇诗(此所谓“为文造情”)的都是男性文人；而到了明清，情况起了变化，撰写寡妇诗的人变成了寡妇诗人本人，她们“为情造文”，重在自我抒情，毫无保留地展示或发挥自我内心世界，由于她们是社会中最痛苦、最孤独的人群，经历最凄惨、精神最寂寞，而感情非常丰富，对人生的感受极为真实、且体验真切，因而写出的作品也就最能饱含生活的艰辛，特别能打动人心，也就特别能体现“穷而后工”的诗情哲理。由此，孙康宜将明清的寡妇文人从性别理论的角度称其为“性别遗民”，认为她们类同于男性的“政治遗民”，由于人生遭遇的不幸而发出了超越性别的文学声音，这种声音不同于传统的调子，却丰富了传统的文人文化，这应该说是她们——明清时代的寡妇诗人们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和文学的一份独特的贡献。③
    应该说，孙康宜结合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的性别研究，给我们以很大启发，对我们深入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的内在机理，特别是认识中国明清时期的女性文学，很有帮助。她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值得一说的贡献，即她对于西方的性别理论和美国的汉学研究关系作了比较系统的阐释，这对促进中西文化的会通无疑会起一定的作用，《西方性别理论在汉学研究中的运用与创新》一文便是这方面的代表论文。文章先谈了西方性别理论的兴起和演进的状况，介绍了西方性别理论渐进的发展过程，继之，谈了性别理论在美国汉学领域的应用，特别探讨了文学中男性和女性在“声音”主题上的贡献，为此，孙康宜列举了当代西方论坛上大量涉及女性主义的论述，及其与汉学研究的关系，突出了性别研究的特殊性和理论意义，在此基础上，她总结说：“由以上的讨论可知，目前的文学史、艺术史、医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所持的崭新的性别观都对传统中国文化的研究产生了举一反三的效果。尤其是，性别研究在汉学研究中的应用显然已挑战了传统的文本阅读。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都开始把大量的精力花在涉及性别关系的课题上。但这一领域还需要持续的耕耘，如果我们把性别理论和传统中国文化视为两个相关的知识领域，那么我们不仅要进一步探求两者如何相关，而且要弄清那个关系如何成为一种文化构成。”[1]265-266孙康宜的这段总结应该说不仅说清了性别研究与汉学(文学)研究的关系，也指出了这两个相关学科今后如何发展，这对于我们认识这两个学科的关系，并在日后研究中清楚地把握它们之间的文化构成和促进它们互相之间的相辅相成，应该会有一定的作用。
    注释：
    ①对于文学的经典及其“经典化”问题，孙康宜在《文学经典的挑战》一书中有专门一辑论及(第一辑“经典的阅读”)，可参读。
    ②③参见《文学经典的挑战》中之《何谓“男女双性”》。
    【参考文献】
    [1]孙康宜.文学经典的挑战[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
    [2]孙康宜.从比较的角度看性别研究与全球化(上)[J].文史知识，2004(11).
    [3]孙康宜.从比较的角度看性别研究与全球化(下)[J].文史知识，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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