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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广兴，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 内容提要：乔纳森·弗兰岑是当今美国重要作家，其小说《自由》的发表，是美国文坛2010年度最重大的文学事件，弗兰岑本人也因此被誉为“伟大的美国小说家”。他的成功，在于创作了现实主义的“皇皇巨著”，不仅顺应了美国文学的现实主义转向，而且迎合了美国文坛的巨著情结。《自由》之“大”，在于其目标读者、社会呈现和主题表达的最大化。对此进行分析，有助于理解弗兰岑的“悲剧现实主义”的独特内涵，领略美国后现代之后的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特色。 关 键 词：乔纳森·弗兰岑/《自由》/现实主义/皇皇巨著 2010年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发表小说《自由》(Freedom)，引起美国文坛的轰动，成为美国本年度最引人注目的文学事件，弗兰岑也因此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并被赋予“伟大的美国小说家”称号。(Grossman)《自由》延续其上一部作品《纠正》(Corrections，2001)的风格，是一部现实主义“皇皇巨著”。《自由》的成功，是现实主义和“皇皇巨著”的双重胜利。 首先，《自由》顺应了美国文坛的现实主义转向。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勒贝因(Robert Rebein)撰文称：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至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被重新焕发生机的现实主义所代替”。(220)从后现代主义自身来说，各种游戏手段均已被反复使用，很难再推陈出新。同时，如罗斯(Philip Roth)所说：“文学需要一种思维习惯，而这种思维习惯早已丧失殆尽。它需要安静、某种形式的孤独，和面对神秘事物时候的持久的注意力。”(Remnick：86)而后现代主义小说纠缠不清的情节、臆造难辨的语言、随意倒错的时间、隐约浮现的典故等，都对读者有更高的要求。本来严肃小说在多媒体和通俗文学的围攻下，读者流失非常严重。为了挽留硕果仅存的读者，现实主义难免成为严肃小说家的首要选择。沃尔曼(William T.Vollmann)等后现代作家开始发表诸如《皇室家庭》(The Royal Family，2000)等现实主义小说，甚至后现代小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德里罗(Don DeLillo)也书写了明显带有现实主义特征的《地下世界》(Underworld，1997)。对现实主义的偏爱在美国已经蔚然成风，小说的评奖、学校文学课程的安排和主流媒体的书评均可印证这一事实。弗兰岑在其头两部小说《第二十七座城市》(The Twenty-Seventh City，1988)和《强力运动》(Strong Motion，1992)中使用了后现代手法，却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此后的创作又一再受阻。在经历艰难的抉择之后，弗兰岑终于转向现实主义，于2001年推出《纠正》，获当年国家图书奖。2010年发表的《自由》进一步强化了现实主义倾向。 其次，《自由》迎合了美国文坛的巨著情结。是否发表过大部头作品，是美国文学界定位一个作家的重要指标。大部头著作有更大的机会得到批评家的青睐，并载入文学史册。“皇皇巨著”(big，ambitious novel)是美国著名批评家伍德(James Wood)的术语，用来指华莱士的《无尽的玩笑》(David Forster Wallace：Infinite Jest，1996)、拉什迪的《她脚下的土地》(Salman Rushdie：The Ground Beneath Her Feet，2000)和品钦的《梅森和迪克森》(Thomas Pynchon：Mason & Dixon，1997)等后现代大部头著作。(Wood，2005：178)这些作品内容庞杂，部头巨大，用后现代手法呈现当今社会的断裂感和多元化。这些作品均因“巨著”而成经典。与之相对，近年来欧茨(Joyce Carol Oates)和罗斯(Philip Roth)两位文坛老将频频推出新作，但因分量单薄，难以引起学界关注。弗兰岑沿袭该文学传统，书写后现代之后的现实主义“巨著”。 “皇皇巨著”之“巨大”，不仅指书本的实际厚度，而且指其包罗万象的开放性和延展性，其内容之丰富，绝非情节所能概括。用《时代周刊》著名书评人格罗斯曼(Lev Grossman)的话说：“《自由》不是关于亚文化，而是关于文化；不是关于微观世界，而是关于世界。”迈尔斯(B.R.Myers)也认为，弗兰岑遵循德里罗式文学传统，“在小说中塞入所有相关主题，然后寻找一个足够‘典型’的家庭把所有的事情拢起来。在书的前后封面之间塞入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越多，他就会被认为越雄心勃勃。”在迈尔斯看来，只要一部作品是“巨著”，人们尚未阅读，就会被定义为重要作品。(115)弗兰岑的《自由》就属于此种情况，尚未正式出版，就已经被媒体定义为重要作品，其现实主义“巨著”的标签功不可没。 《自由》长达五百多页，但其之所以成为现实主义“皇皇巨著”，却因其视野的恢弘和内容的博杂：在于其目标读者、社会呈现和主题表达的最大化。从这三个方面对《自由》之“大”进行分析，有助于理解弗兰岑的“悲剧现实主义”(Franzen，1996：54)的独特内涵，领略美国后现代之后的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特色。 一 与“边缘”身份写作不同，《自由》塑造了能够代表广大民众的人物群像，任何身份的读者都能够从小说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从而反观自身。美国文学的评奖、研究、教学，越来越注重作者的身份，特别是“边缘”身份。当代社会瞬息万变，似乎只有作者的身份成为唯一恒定的依赖。种族、阶级、性别成为身份定位的三项坐标。由于多媒体、通俗文学和非虚构写作的繁荣鼎盛，严肃作家都面临严峻的考验，难以选择写作的内容。而少数族裔作家、妇女作家、同性恋作家等传统的“边缘”人群，却因祸得福，拥有一块写作的专属领域和相同身份的读者群体。“身份政治”研究的盛行，更加助长了“边缘”身份写作。但由于“边缘”身份写作往往聚焦单一群体的生命体验，特别是“受压迫”的过程和“反抗”的经历，因此很难让群体外的人产生代入感。沃克的《紫色》(Alice Walker：The Color Purple，1982)是女性文学的必读书籍，描述了黑人女性可能遭受的所有困难。主人公的遭遇与其黑人、妇女、穷人的三重身份密不可分，虽然骇人听闻，令人同情，却并不具备普遍性。读者更多是隔岸观火，而不是感同身受。 弗兰岑是白人、男性、异性恋、中产阶级、政治开明，是个最地道的“主流”。《自由》中的人物也是最“主流”的人物。小说聚焦的伯格兰德一家，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中产阶级白人家庭，包括父亲沃尔特、妻子帕蒂、女儿杰西卡、儿子乔伊。此外，还有两个最重要的小说人物理查德和康妮，也都属于中产阶级白人。小说中虽然也有犹太人，但这里的犹太人绝非“边缘人”，早已被美国化和中产阶级化，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成员。小说中既没有同性恋，也没有种族冲突。这在身份政治书写和批评极其盛行的美国文坛来说，是比较罕见的。正如另外一个极力倡导现实主义的美国小说家沃尔夫(Tom Wolfe)所说，作家自然是“书写最熟悉的东西”，(52)弗兰岑塑造与本人身份相近的人物，也顺理成章。但这种顺理成章却实现了特殊的美学目的。书写主流人物，使人物摆脱了身份的桎梏，无须把每件事都与身份挂钩。这样人物命运就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物自身的行为和最普遍的社会状态。 《自由》人物的普遍性，还在于他们不同于后现代主义小说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生活在柴米油盐、酒色财气之中的普通百姓。伍德在其批评后现代主义的文章中说，后现代小说人物形如漫画。如拉什迪的人物一出生就能在自己的肋骨上弹吉他；品钦的人物喜欢在地图上标出寻欢的地点，而这一地点随后总会成为德军的轰炸目标；德里罗的人物在新墨西沙漠里绘制退役轰炸机。在这些后现代小说里，人物仅仅是情节的工具，浩如烟海的故事才是小说的重点。后现代小说人物身上总是在发生无穷无尽的故事，这些故事又总是莫名其妙地结合在一起。(Wood，2001)然而，真正生活中的人，很难发生这么多事儿，如弗兰岑在《间或有梦》一文中认为，当今美国人整天就是电脑前工作、电视前休息、靠电话交谈，再就是睡觉。这样的生活，“有多少故事可言”?(Franzen，1996：43)另一方面，在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隔阂，电话、网络、随身听、掌上游戏机，更是将人与人进一步分离，很难像后现代小说那样把所有的人和物联系起来。 在《自由》中，人物很少受到意外事件的支配。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按照现实生活中的节奏在生活，家庭矛盾、邻里关系、感情纠葛是人物生活的绝大部分内容，和现实生活并无不同。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一些非常“正常”的人，他们中间没有天才，没有特异功能，没有精神变态。他们有缺点，有私心，但都是在大众想象的合理范围内。就拿感情为例，帕蒂明知丈夫沃尔特是个大好人，对自己也忠心耿耿，但就是难以抗拒对理查德性的渴望。她一方面做不到对沃尔特死心塌地，一方面也做不到对理查德刻骨铭心。乔伊差不多也是这样，他与康妮青梅竹马，中学时就已经同居，上大学后一直渴望一些性冒险，对富家美女詹娜垂涎不已。他一方面难以下定决心同康妮长相厮守，另一方面却也知道与詹娜难有善果。小说中的人物似乎直接来自生活，没有经过多少艺术提炼，并非现实主义经常说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自由》中的人物，就像我们身边的人物，我们很难对其进行定义，判定其善恶。阅读这些人物，读者自然容易产生共鸣。诚如弗兰岑本人所言：“写出无比真实的语言，让人们能够从中找到慰藉：这难道还不够吗?”(Franzen：1996，49) 《自由》中的人物摆脱了“边缘”身份的限制，也不大受到自然灾害、社会动荡、飞来横祸的影响，故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能够让内心得到充分展现。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1924)一文中曾宣布：“1910年12月左右，人性变了。”(321)她并非真的认为人性变了，而是认为文学如要反映人性，就应该更多关注人物的内心真实。《自由》中的人物就生活在各种心理纠结之中。人际纠葛自然是任何小说的核心，但《自由》中的人际纠葛更多存在于心理层面，而不是外部冲突。帕蒂和圣保罗的邻居相互不爽，沃尔特和湖滨小屋的邻居相互猜忌，但还不至于刀兵相见。沃尔特与父亲、哥哥之间隔阂很大，帕蒂与父亲和姐妹之间成见很深，但还不至于撕破脸皮。每个人都有些不得见光的小秘密，但却也不会有什么惊天阴谋。小说人物就在这种的鸡毛蒜皮之中丰满起来。 弗兰岑曾说，“我认为大多数小说创作，都试图在小说人物的生活和普通读者的生活之间建立某种联系。”(Connery：54)让每一个乱七八糟的人物，都携带着我们每个人的影子，透过平淡的生活表面，体察当今都市生活的无边欲望和深沉痛苦，“把读者置于人物的生活之中，使他们的痛苦成为我们的痛苦”，(Leo Robson：75)《自由》的确能够赢得当今读者的共鸣。 二 弗兰岑的目标是通过人物来反映社会，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小说人物总是与更大的美国视野共存。”(Connery：38)《自由》虽然聚焦一个家庭，但却透过家庭，绘制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画卷。 首先，这一社会画卷具有广阔的地域背景。美国历来就有中部地区与西部沿海的对立，前者代表落后与保守，后者代表发达与时尚。同《纠正》一样，《自由》的大部分故事发生在美国中部地区和西部沿海。女主角帕蒂来自纽约，男主角沃尔特来自明尼苏达州，帕蒂在她的生活中贯彻资本主义的竞争机制，而沃尔特则奉行严谨的清教伦理。两人与各自的地域紧密结合在一起。小说重要人物来去两地，展开各自的故事。《自由》中的地域绝非随机的、抽象意义上的空间，而是与人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紧密相关的文化范畴。故事不仅仅局限在美国，而且延伸到世界各地，形成一幅全球化地图。乔伊一个人就足以体现资本的跨国漫游。他为了获得卡车零件，先去东欧，后去拉丁美洲，然后将零件送往伊拉克。他追求富家女詹娜，而詹娜的男友则在新加坡工作。乔伊的姨妈声称要借助犹太血统，前往以色列定居。人物的命运越来越多地与全世界联系在一起。 与广阔的地域背景相对应，《自由》几乎涉及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经济、教育、卫生、营养、家庭、媒体、环保、人口、科技等。作为美国读者，自然能够从中印证自己的感受；而他国读者则能够从中认识美国社会。就政治方面而言，荦荦大者，有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布什政府、奥巴马竞选等。文化方面，有流行文化，摇滚音乐、戏剧行业、绘画、文学创作。经济方面，有网络经济、战争经济、官商勾结、经济与腐败、经济与市场运作等。教育涉及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也得到揭露，例如小说讨论了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密切的关系；人口的激增，加大了能源的消耗，导致了争夺石油的伊拉克战争和挖掘煤炭的环境破坏。但替代能源却又具有极大的局限，《自由》对核能的潜在威胁进行了揭露，小说发表半年后，日本就发生了严重的福岛核泄漏事件，殃及全世界，不得不说弗兰岑的眼光犀利。而风能似乎很干净，零排放，但对鸟类却是致命的威胁，况且大片的风车，无疑是极其糟糕的风景。 有人批评弗兰岑的小说仅仅蜻蜓点水般地触及一些诸如全球化经济和科技消费主义等话题，(Hutchinson：198)但弗兰岑本不以说教为己任，他不会离开人物，纯粹地阐释某个重大主题。与后现代主义小说不同，《自由》对全球化时代的美国社会进行全方位刻画，但这种刻画不是空洞抽象的概括，而是通过小说人物的生动展示。例如乔伊与父母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描绘了美国的家庭关系和家庭教育。乔伊在中学时卖小饰品，大学时分包政府订单，毕业后从事咖啡生意，间接地揭示了美国的经济性质。从沃尔特的经历中，我们可以了解美国的环境与生态状况。从理查德身上，我们可以获得对美国通俗文化、流行文化更深的理解。即使抽象如政治，也是通过乔伊、沃尔特和理查德等人得到展示。由于家庭出身和教育的影响，沃尔特是典型的民主派；一直受宠的乔伊很懂得如何利用现有的形势，因此成为铁杆的共和党拥护者；理查德因音乐人的职业关系，必须处处显示自己的反抗姿态，但在实质上却是无政府主义。他们拥有迥然不同的经历，与各种人群接触，面临不同的事件，体现不同的政治立场。而美国的政治格局也在这种具体的生活中得以呈现。 现今读者阅读小说，不再是获取信息。因此小说不需要像报告文学一般，对一个具体问题进行集中探讨。以新新闻主义成名的沃尔夫，最终转向了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是因为他意识到现实主义小说可以帮助读者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世界，这是任何新闻报道所不能够代替的，“现实主义在塑造人物时，能够把人物置入与社会的微妙而紧密的关系中”。(Wolfe：50)对世界的描绘，一方面为小说人物提供真实的场所，另一方面引起读者共鸣，激发对世界的理解。虽然弗兰岑反复强调，在新闻资讯极度发达的今天，文学决不能以信息提供者自居，(Franzen：1996，42)但通过人物反映社会，却也是现实主义小说应有的题中之义。 三 对“人性”的探讨，一直是文学的职责之一，在当今社会，显得尤其重要。格雷夫认为，海明威和福克纳并非一开始就为美国读者所推崇，而是直到从两人的作品中解读出人性的内容，才得到批评界的认可。(Greif：11—30)当前的批评界，身份政治盛行，批评家忙着寻找差异性，对“人性”多弃如敝履。后现代主义的崛起，特别是利奥塔提出的“宏大叙事”概念，使批评家对“人性”这样具有普遍性的“宏大叙事”唯恐避之不及。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前言中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认为“文化就其宽泛意义而言，是人类肉体生存的永恒需要”，人类的生物属性必然导致一些超越历史的“人性”。(8)由于媒体资讯和非虚构文学的发展，严肃小说很难如辛克莱(Upton Sinclair)和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那样依赖素材本身而赢得读者。由于通俗文学、影视娱乐的泛滥，严肃小说很难成为读者娱乐的首选。同时，后现代主义的游戏手段使很多读者望而却步。因此，用现实主义手法，塑造真实可信的人物，探讨普遍的人性，是严肃小说吸引读者，拯救自身的途径之一。 《自由》探讨了人类所固有的悲剧性。弗兰岑把自己的小说定义为“悲剧现实主义”，认为人类的任何进步总是以一定代价为前提，悲剧现实主义使我们能够观察成功者梦想背后的灰尘、科技自由背后的人性困难、流行文化麻醉剂背后的伤心，总而言之，让我们关注我们生命边缘的一切不顺心。弗兰岑用尼采的悲剧思想来解释自己的“悲剧现实主义”，认为“用美学的形式再现人类的痛苦具有拯救意义”。(Franzen 1996：52)《自由》中的人物大多生活在痛苦之中。伯格兰德一家四口、帕蒂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沃尔特的父母和兄弟、其他与伯格兰德一家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康妮、理查德和拉里萨莫不如此。虽说不幸的人各有其不幸，但是这些人的不幸却有共同之处：他们的痛苦不是直接来自外界，而是源于内心。小说中没有社会动荡，鲜有意外事故，小说人物基本上都生活在一个相对从容安定的空间里，拥有一定选择行为的自由。虽然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性，但《自由》的人物却无一例外地走向痛苦。 弗兰岑在采访中曾说：“根据我的个人体验，每天的生活，甚至每一小时的生活，都是不断的冲突和分裂。”(Connery：37)悲剧的本质，就在于内心的冲突和分裂。《自由》中的人物，其痛苦也往往以内心的分裂为特征。例如帕蒂一方面深爱着沃尔特，另一方面又垂涎理查德；沃尔特深爱着帕蒂，却也被年轻漂亮的拉里萨所吸引；乔伊一方面难以割舍青梅竹马的康妮，另一方面寻花问柳，追求更漂亮富有的詹娜。在经典的悲剧作品中，悲剧人物总是面临着激烈的价值观冲突，必须经过艰难的抉择，例如英国小说家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作品中人物总是陷入社会道德和个人利益的二元选择中。然而《自由》中的人物虽然也有分裂，但激烈的价值观冲突消失了，艰难的抉择也不见了。人物并不是在两者之间选择其一，而是希望鱼和熊掌能够兼得。帕蒂既想要沃尔特给她的温暖的家，也想要理查德给她的性刺激。乔伊和她母亲如出一辙，既想要康妮给他的踏实生活，又想要詹娜能赋予的浪漫与虚荣。人物的分裂在摇滚歌手理查德身上表现得最为充分。他必须时时处处表现自己对社会的反抗，但这种反抗是他为了维护其职业形象的手段，只是一种表演。 难填的欲壑，揭示出道德的真空。资本主义在大力解放劳动力的同时，也让社会陷入对利益的疯狂追求中。这种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渗透进千家万户，蛀蚀着每个人的灵魂。小说中的人物虽无大奸大恶之辈，但却普遍缺乏道德底线。帕蒂是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而她就是一个典型的自私的人。她背叛丈夫沃尔特，仅仅就是为了能够和理查德风流一回，甚至从未想离开沃尔特，也明白理查德不适合过家庭生活。她从未想过自己的行为会给沃尔特造成什么伤害。乔伊总是想离开康妮，却也明知詹娜根本不在乎他。康妮在他的反反复复下，几乎郁郁而亡，他却甚少关注。尽管如此，帕蒂和乔伊并非小说中最差劲的人物，因为帕蒂也曾全心全意相夫教子，而乔伊也为养家糊口而四处奔走。《自由》中有一些责任心全然缺失的人物，集懒惰与自私于一身。沃尔特的父亲和哥哥就是这样，帕蒂的弟弟和两个妹妹亦是如此。他们没有生活目标，不愿意靠劳动养活自己，只想不劳而获，且丝毫不以为耻。而这些人，也不出所料地成为生活最窘迫、精神最压抑的人。小说中有很多因抑郁而酗酒的人，而这群人占了大部分。 小说的标题为“自由”，很显然作者想借小说对此加以阐发。自由与责任的关系，本来属于常见的主题，如同钱钟书所说：“道理往往粗浅”。(钱钟书：7)人类的大道理本也不多，而且不大容易变化。《自由》中人人都想获得自由，但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如果不能在享受自由的同时，遵守必要的规则，那么自由也就成为伤人害己的利器。好在小说不需要干巴巴地讲道理，而是通过活生生的例子，通过小说人物的兴衰际遇，让读者领悟道理。小说的操作手法往往是惩恶扬善，通过人物的命运对其行为进行褒贬。帕蒂不甘于平静的生活，追求自由而至于放荡，结果被丈夫扫地出门，居无定所。这是对过分追求自由的惩罚。后来她学会了克制自己的欲望，关注他人的需求，终于和沃尔特重归于好。这是对承担责任的奖励。小说中那些完全缺乏自律和责任心的人，无一例外地陷入悲惨境地，这是对恶的惩罚。 小说对人性的探讨，与美国的现状息息相关，与人物的性格紧密相连。弗兰岑曾说，他“每天都面临一种内心的困境：我的痛苦是来自某种灵魂的内在缺陷，还是来自于社会的缺陷?”(Franzen，1996：36)《自由》中的人物大多很痛苦，他们的痛苦既具有时代特征，也源自人类固有的弱点。《自由》发表后不久，就成为点石成金的奥普拉(Oprah Winfrey)读书会的一时之选，小说深沉的人性关怀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现代主义追求创新，后现代主义强调游戏。但对普通读者来说，现实就是现实，而不是幻象或谎言，无需用游戏和虚构进行解构。洛奇(David Lodge)说，现实主义小说“认为在个人和通常的可感知世界之间具有某种有意义的联系”。(16)人类总是需要通过探索与世界的关系，来理解生命的意义。因此，如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所说，现实主义一直经久不衰，而且十分强大。(13—25)二战后历史的沉重压力促使人们对战争和政治进行反思，形成了西方现实主义小说的高潮；当今各种严峻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经济危机导致的生活水平的下降，引发人们对现实的关注和思考，现实主义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美国文学的主流形式。然而时代在发生变化，现实主义文学也在调整自身。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和网络化时代，单子般的个人生活业已不复存在，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联系日益紧密的网络之中。气候恶化、经济危机、能源危机、恐怖战争等全球性问题，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日益相关。同时，经过了后现代主义的现实主义，已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必须对小说的建构性和真实性进行思考。弗兰岑用现实主义书写“皇皇巨著”，不仅能够真实地描绘全球化时代的美国社会，而且能够有效地避免现实主义小说形式所面临的尴尬。《自由》的成功，再次肯定了弗兰岑的尝试。 参考文献： [1]Bradbury, Malco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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