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枫，祖籍安徽，曾在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攻读英语、法语、俄语以及英国文学。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后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翻译作品主要包括《狄金森诗选》《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十三天》《雪莱诗选》等。
    记者：江老师，首先祝贺您获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现在回过头去看，您在几十年翻译经历中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江枫：谢谢。这是我获得的第二个翻译终身成就奖，第一个为16年前所得，是“彩虹翻译终身成就奖”，那是由下而上逐级评选推荐的结果，这次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是由上而下的承认。颁奖，无非是一种提倡，是要让有志于文学翻译的从业人员特别是青年知道，要做点有益于国家民族的翻译工作，不可相信翻译可以不求忠实、随心所欲。
    一个人有点虚荣心，一生得一次终身奖也就满足了，因为总有一天要乘风归去。但我仍看重这个第二次，是想要利用这种重复突出其并非偶然，并仍然要说：文学翻译要形似而后神似。“离形得似”是有害的。
    记者：您是否可以具体谈谈您的主张？
    江枫：翻译是社会行为，只有忠实的翻译才有价值。文学是语言艺术，文学作品之所以是文学，不仅在于表达什么，更要看是以怎样一种方式表达。当李白抬头望月低头思乡，有感而构思，不论多么美妙也不是诗，直到出现语言形象：“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才成为诗。使某种构思得以物化成型，能够引发想象和联想的语言成分，就是一首诗的语言形式。
    记者：您怎么看待文本忠实？
    江枫：有人曾用德里达的“延异”和“文本意义不确定”说解构掉了忠实，我并不是很认同这种说法。不是某个外国人或某个名人说过，就可当做真理，作为立论的根据。如果“文本的意义不确定”，人类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文明！难道E=MC2也能通过口耳传承？如果“延异”是普遍而必然的现象，难道孔老夫子当年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表达的是完全不同的意思？其实，德里达自己也不相信“延异”，他相信文本意义确定。铁的证据是，他自己就在不断地书写文本。
    至于能否忠实到百分之百，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百分之百忠实的翻译是翻译的主流。比如说，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红色手推车》一诗：
    so much depends 有那么多要
    upon 依靠
    a red wheel 一辆红色手
    barrow 推车
    glazed with rain 被雨水淋得
    water 晶亮
    beside the white 在一群白鸡
    chickens. 近旁。
    我说这译文的忠实度不低于98%，这98%就是今天的100%。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追求理想，接受现实，但不止步于现实。这种忠实也许就是德里达所谓的：忠实的不忠实、不忠实的忠实，即现实的忠实。有人否定翻译能有定本，但如果不能以更好的一本加以代替，这就是定本。再如雪莱的：
    他们已死，死去的再不回还——苦难
    坐在洞开的墓穴旁呼唤遍了他们——
    苦难是个头发苍白、眼神憔悴的青年，
    他们，是亲人、朋友和情人的姓名，
    他呼唤，有气无力——他们都已离去，
    傻瓜，全都已死去！只有虚空的名字，
    只有这熟悉的景物，我的痛苦——
    只有这些个坟墓——依然如故。
    别再哭泣，哦苦难，我最亲爱的朋友！
    你不会听从劝慰，我毫不感到诧异！
    因为我曾看见，你和他们从你家门口
    一道观赏宁静的夕阳，而这场地
    也曾同样怡人、宁静，只是十分短暂，
    如今你的头发已苍白，你的希望已远，
    只有这熟悉的景物，我的痛苦——
    只有这些个坟墓——依然如故。
    动人的诗！这白发青年的痛苦岂是他一己的哀怨。如果对诗和译诗有正确的认识，有类似的文化素养、审美趣味和语言驾驭能力，每个译者都可做到如此。但是，诗只能由真正的诗人翻译，不止要能写，更要有正直善良的诗人品质。
    记者：您对我国当前的文学翻译现状有什么看法？比如说诗歌的外译中和中译外。
    江枫：就我所知是貌似繁荣，质量堪忧。比如最近出版的《狄金森诗选》某个翻译版本把In such an Earth as Ours 译成“在我们这个大地”，无论何时何地都把Earth译“大地”，就无从正确理解和译出这首诗。又如市场上还出现了一种“《鲁拜集》新译”，一开篇就别出心裁把意为“唤醒”的标题awakening，译成“梦醒时分”，更把这首诗译成了比原文难理解的：醒看旭日逐星淡，更兼黑夜出霄汉，晨曦一缕万丈光，投向苏丹塔楼冠。
    正确理解是正确翻译的前提，也该是正确评论的前提。对于中译外，也有个理解问题，对原作和译入语都一样。由于国家的提倡和促进，近年来中译外活动空前活跃，不断有成果问世，但是“译外”毕竟是供外国读者读的，不能满足于关起门来自封老大。数量有了，质量如何，就成了最近一次典籍翻译研讨会关注的议题。恰巧，会前我应邀从台湾讲学归来，在台湾师范大学遇到的朱纯深教授向我推介一篇文章，正有助于了解外国学者对我国典籍外译质量的评价。作者是英国汉译英教授和翻译家Brian Holton，他认为：难得有几个中国翻译家对英语细腻处能理解到写得出可被当做英语作品读的译文。Holton教授在原文中还说：The egregious……is one of the worst offenders: though he has the impudence to style himself ‘the greatest living Chinese-English translator’,he is the worst possible role model and a pernicious influence on younger scholars and students in China……In one of the quoted examples, what does his ‘mirrored hair’ mean,exactly?Are we tallking about brilliantine here? Holton还引“少年不识愁滋味”译文为例：
    While young, I knew no grief I could bear
    I’d like to go upstair
    I’d like to go upstair
    To write new verses, with a false despair。
    他说，译文荒谬。这是押韵至上的译文，而这批评，对我们每一个运用非母语工作的翻译者都有警醒意义。
    译文质量堪忧的原因是多样的，除了神似论，还有一些可以商榷的论点，如“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最根本的特点是改变了原作者赋予原作的形式”，“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正是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才使得一部又一部文学杰作得到了超越时空的传播”。事实是，译诗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且屡试不爽。
    记者：有人说“诗是在翻译中丢失的东西”，对此您怎么看？
    江枫：诗，恰恰是翻译过后除了表面信息还留下了美和言外之意的那种东西。弗罗斯特是说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原话并没有错，问题是把意为“换种说法”的translation错译成了“翻译”。在同一种语言里，确实没有完全等同的同义词可说，但在不同语言之间，倒一定会有。是的，“诗，就是换一种说法就会失去的那种东西”，这强调的正是诗对于语言形式的依存，所以，文学翻译必须用与译入语尽可能对等的词语再现原作语言形式，形似而后神似。
    记者：几十年翻译经历中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江枫：还是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有道理。一个文学翻译工作者，不必多，一生留下一部能够传之久远的译作就不虚此生。每当我看到《诗经》有些名句像“如可赎兮人百其身”译成If he could live again,/Who not have been slain?“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译成Are you not battle-dressed?/Let’s share the plate for breast，都会觉得遗憾。如果没有质量，即使是书销中外几千本，诗译万国惟一人，又有什么价值？
    译 文
    哦，船长！我的船长！我们险恶的航程，已经告终，
    我们的船安渡过惊涛骇浪，我们寻求的奖赏已赢得手中，
    港口已经不远，钟声我已听见，万千人众在欢呼呐喊，
    目迎着我们的船从容返航，我们的船威武，而且勇敢，
    可是，心啊！心啊！心啊！
    哦，殷红的血液，在流泻！
    在甲板上，那里躺着我的船长，
    他已倒下，已死去，已冷却。
    哦，船长！我的船长！起来吧，请起来听听这钟声；
    起来——旌旗，在为你而招展——号角，在为你而奏鸣，
    为你，两岸挤满人群——为你，无数花束、彩带、花环
    为你，熙攘的人群在呼唤，转过他们多少张殷切的脸；
    这里，船长！亲爱的父亲！
    你头颅下边，是我的手臂！
    这是在甲板上的一场梦啊，
    你已倒下，已死去，已冷却。
    我的船长，他不作回答，他的双唇惨白，寂静无声，
    我的父亲不能感觉我的手臂，他已没有脉搏、生命，
    我们的船，已安全抛锚碇泊，航程已完成、已告终，
    胜利的船从险恶的旅途归来，我们寻求的已赢得手中。
    欢呼，哦，海岸！轰鸣，哦，洪钟！
    可是我，却轻轻移动悲伤的步履，
    在甲板上，这里躺着我的船长，
    他已倒下，已死去，已冷却。
    ——江枫译惠特曼诗《哦，船长！我的船长！》

责任编辑：孙宝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