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末期，燕人卫满率移民进入朝鲜半岛，并于公元前194年推翻了箕氏统治，建立卫氏政权，称为“卫满朝鲜”。此时《论语》已经成书，很可能被卫满等人带入朝鲜半岛。从战国末期一直到南北朝时期，中原及辽东的多年战乱迫使大量中国人避入朝鲜半岛。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难民也可能将《论语》带入。但这些只是推测，直到汉四郡时期，《论语》在朝鲜半岛传播的证据才真正出现。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立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施行有效治理，史称“汉四郡”。当时《论语》虽不在“五经”之列，但作为记录孔子言行的典籍不可能被忽略，因而被列为“小经”。1992年平壤古墓出土的竹简上写有《论语》的《先进》、《颜渊》二篇的内容。经研究，这些竹简是汉四郡时期乐浪郡下层官吏的随葬品，时间为公元前45年，比河北定州竹简只晚了10年，是迄今朝鲜半岛发现的最古老的《论语》遗存。从竹简的磨损情况可以看出墓主人生前勤奋攻读《论语》，说明《论语》此时已经成为下层官吏的基础教养科目。
    朝鲜半岛在公元前1世纪逐渐形成了高句丽（前37-668）、百济（前18-660）、新罗（前57-935）三大政权，史称“前三国时期”。《论语》在这一时期传播的确切记录已经出现，在三个政权统治范围内的传播各有特色。
    高句丽建国初期开始用汉文修史。故国川王时期（179-196）的乙巴素任国相（宰相）之前曾经说：“不逢时则隐，逢时则仕，士之常也。”这句话与《论语·泰伯》篇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在句式、含义上很相似，由此能够看出他读懂并有意运用了《论语》。小兽林王二年（372），“立太学，教育子弟。”这是朝鲜半岛设立太学的最早记录。不过，《论语》未见于高句丽子弟所读书目，这说明在当时以《五经》为中心的儒家教育体系中，《论语》还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
    百济建国后不久也开始用汉字记事。日本史书《古事记》记载，应神天皇时期（270-310），百济博士王仁带《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赴日本传播儒家思想，很多学者认为这是《论语》在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次隆重登场”。2005年韩国仁川出土了公元3-4世纪百济时期的《论语》木简断片，“这一发现说明，在百济时代关于孔子经典著作的学术研究已经不仅局限于首都汉城，还传播到了周边地区。”武王四十一年（640）“二月，遣子弟于唐，请入国学。”《三国史记》“武官”条载百济设“孔子庙堂”一职，但设立时间和官职高低不详，应当是负责守卫孔庙乃至国学的武官，可见百济社会对儒家思想的景仰。较高句丽而言，百济的《论语》传播很有特色，在实物、制度方面都有令人信服的证据。
    新罗接受儒学以后，将儒家理论用于治国安邦，如《北汉山新罗真兴王巡狩碑》（韩国国宝3号，568年刻成）中有这样一段碑文：“是以帝王建号，莫不修己以安百姓。”其中的“修己以安百姓”一句就出自《论语·宪问》篇。新罗统一半岛前夕的几位国王都重视儒学，加强与唐朝的政治、军事、文化联系。如善德王九年（642）“夏五月，王遣子弟于唐，请入国学。”真德王二年（648）“冬，……遣伊飡金春秋及其子文王朝唐，……春秋请诣国学，观释奠及讲论。”
    统一半岛之前的新罗，主要借助“世俗五戒”和“花郎道”思想来传播《论语》，特色鲜明。“世俗五戒”即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临战无退、杀生有择，与《论语》的主旨基本吻合。正是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新罗人在特定场合能够恰当引用《论语》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如624年百济大举入侵，沙梁郡人讷催引用《论语·子罕》篇曰：“阳春和气，草木皆华，至于岁寒，独松柏后凋。今孤城无援，日益阽危，此诚志士义夫尽节扬名之秋，汝等将若之何？”“花郎道”坚守“世俗五戒”，是新罗培养、选拔优秀人才的一种独特模式，融三教于一身。人们在贵族子弟中“取美貌男子，妆饰之，名‘花郎’以奉之，徒众云集，或相磨以道义，或相悦以歌乐，游娱山水，无远不至，因此知其人邪正，择其善者荐之于朝。”著名的“花郎”有仇梨、钦春、官昌等人。“花郎道”这种传播《论语》的独特方式在新罗统一半岛后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统一新罗的历代统治者均重视教育。682年，神文王（？-692）设立国学，并效仿唐朝，将《论语》和《孝经》指定为必修课程，从国家制度的层面确保了《论语》的传播范围、力度及效果，这是《论语》在朝鲜半岛传播史上的重要坐标。圣德王十六年（717）“秋九月，入唐大监守忠回，献文宣王、十哲、七十二弟子图，即置于太学。”惠恭王十二年（776）“二月，幸国学听讲。”景文王九年（869）“又遣学生李同等三人随进奉使金胤入唐习业，仍赐买书银三百两。”这些措施都促进了新罗儒学教育的发展，也有力推动了《论语》的传播。统一新罗还推行了“三品出身制”，以文才选人，《论语》仍是考察的基本项目之一。朝鲜半岛的儒学教育由此形成了新的局面，而《论语》已经被明确列入重点学习、考察的经典行列，其影响力越来越大。
    这一时期的士人更加深入地学习儒家经义，在日常生活中进一步体悟《论语》“内圣外王”的哲理，很多人能够自由运用《论语》来抒情言志。如《三国史记·金庾信列传》载其言曰：“吾闻见危致命、临难忘身者，烈士之志也。”其中“见危致命”一词出自《论语·子张》篇。《百结先生列传》曰：“岁将暮，邻里舂粟，其妻闻杵声曰：‘人皆有粟舂之，我独无焉，何以卒岁？’先生仰天叹曰：‘夫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其来也不可拒，其往也不可追；汝何伤乎？’”其前两句话分别出自《颜渊》篇和《微子》篇。更重要的是，这时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很多《论语》元素。崔致远（857-？）被誉为东国文宗、汉文学之祖，年轻时入唐学习，其诗《长安旅舍，与于慎微长官接邻》曰：“上国羁栖久，多惭万里人。那堪颜氏巷，得接孟家邻。守道惟稽古，交情岂惮贫。他乡少知己，莫厌访君频。”其中“颜氏巷”就源自《论语·雍也》篇。回国之后，他在两篇碑铭的《序言》中也引用了《论语》中的词句，《智证和尚碑铭序》云：“其具体则身仞余，面尺所，仪状魁岸，语言雄亮，真所谓‘威而不猛’者。”“威而不猛”一词引自《论语·述而》篇。《真监和尚碑铭序》云：“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吾岂匏瓜，壮龄滞迹？”两句均引自《论语·阳货》篇。尽管引用的数量不多，但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论语》就正式走进了朝鲜的文学作品中，其词章、义理成为文人表情达意的依据和基础，被使用的频率更多、发挥的空间更大了，《论语》的传播也随之更为广泛。
    《论语》在朝鲜半岛的早期传播跨越了千年。在传播过程中，历朝历代都看重《论语》中的伦理思想对社会、人生的重要指导意义，强调对“忠”、“孝”思想的体悟、践行。因为当时还同时存在着原始宗教、佛教、道教等思想，所以《论语》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并没有成为朝鲜半岛这一时期唯一的指导思想。
    总之，《论语》在朝鲜半岛的早期传播是《论语》魅力逐渐展现的一个过程，它提高了朝鲜半岛的儒学水平，为《论语》在朝鲜半岛的继续传播做了充分的准备。这也是儒家文化圈里的一件大事，它开启了“东亚汉籍之路”，奠定了儒家思想域外传播的重要基础，是研究儒家文化圈的构成、儒家文化影响的重要证据。

（责任编辑：孙宝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