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琼，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
    内容提要：女性创作的繁荣是英国文学的一大特色。本文比较系统地梳理了19世纪之前英国女性创作的情况，并对之进行了简单的评述。女性作家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世纪以来小说创作脱离现实的倾向，使其更加地贴近现实生活。同时，女性作家通过文学创作介入世界，展现女性的自我意识，也给后来的女性作家和女性创作以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英国女作家/中世纪/18世纪/女性意识

    19世纪以前的几个世纪里，英国女性已介入写作，初步而曲折地展现女性对世界的体验和需求。尽管她们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文学话语权，但她们的写作体验及成就对19世纪英国女性文学的勃发具有巨大的昭示与累积作用。
    英国女性创作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在《诺顿女性文学选集》中，记载了英国中世纪留下笔墨的两位女性：朱丽安（Julian of Norwich, 1342—1416）和玛格丽·肯普（Margery Kempe, 1373—1438），前者是修女，终身离群索居并潜心研究神学，而后者是献身上帝的信徒，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有着正常家庭生活的女性在当时很少可能从事文学写作。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把她们分别列在女性文学的第一位和第二位，这也足以说明她们在英国女性文学历史上的开创者地位[1]。
    朱丽安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用英语进行写作的女性，她的代表作是《上帝之爱的启示》，朱丽安将基督定义为母亲，哈佛大学中世纪研究专家尼克那斯·沃松认为“它是女性最早用英语书写的作品”[2]。肯普口述由修士代写的《肯普之书》，被研究者认为是第一部英语自传，其中对中世纪宗教和世俗生活的描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近年来，由于中世纪学及宗教学中对于女性及其命运的关注，她们的作品被逐渐纳入到对中世纪文学史整体框架的构建之中，并冠以“基督教神秘主义作品”成为经典之作。
    据目前史料，英国中世纪留下笔墨的还有生平事迹不详的朱利亚·伯纳斯（Juliana Berners, 1388—？）[1]。但是，这个时期英国尽管有少许女性进行写作，但现实中女性的地位很低，导致她们的自我意识相当模糊，所以被完全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就如肯普口述的自传，是男性代言人以第三人称方式记述，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居高临下的男性态度，中世纪女性的话语权失落由此可见一斑。她们的作品表达与上帝与玛利亚交往的神秘主义精神体验，很多内容因服务于神学教义而最终为男权统治所利用。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肯普的自传多少也是中世纪英国女性意识觉醒的记录，我们还是能感受到女性对平等权利的渴望，她们借助男性并希望获得主流社会的承认。
    文艺复兴时代是英国文学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但文学也是清一色男性的，写作领域依然是男性的世袭领地。留名于世的女性作家有：玛丽·锡德尼·赫伯特（Mary Sidney Herbert, 1561—1621）是第一位得到文学荣誉的女性，伊莎贝拉·惠特尼（Isabella Whitney, 1567—1573）是第一位发表非宗教作品的女诗人；艾米利亚·兰叶（Aemilia Lanyer, 1569—1645）则从女性角度改编了圣经中亚当夏娃的堕落故事，伊丽莎白·凯利（Elizabeth Carrie, 1585—1639）更是一位多产且具超前意识的女作家，诗剧《玛丽安的悲剧》（The Tragedy of Mariam）描写了女性面对婚姻和男权压迫的矛盾心理。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的文化修养极高，受过古典、历史、数学、诗歌和语言的教育，有很高的语言天赋。她本人也从事写作和翻译，亲自翻译了霍勒斯的《诗歌艺术》，她生前的演说和翻译作品一直流传至今[3]。从上述情况来看，这些女作家不是出入王室宫廷，就是和教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些场所正是当时提供给女性的唯一能够接受教育的地方。
    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文坛上涌现出了大量反映资产阶级精神面貌，描写风俗世态的现实主义小说，出现了一个“反传奇”（Anti-romance）的写实主义文学运动。一大批匿名写作的女作家，曾经在这个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在《诺顿女性文学选集》中，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提到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奥兰多》中主人公的双性同体：奥兰多曾经是个不折不扣的男人，失恋后请缨出使土耳其，结果遭遇了君士坦丁堡的一场大火后变为女人。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把奥兰多的性别置换看成英国文学发展的一个比喻，它首先在文艺复兴时代以男性的姿态崛起于文坛，于伊丽莎白时代得到进一步发展，而在17世纪之后华丽转身，更多地具备了女性姿态和女性意识[1]。这充分说明从17世纪的英国文学开始，女性已经在文坛上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
    女性是“家庭的天使”，她们的生活来源应该完全依赖于身边的男性，这是传统伦理给女性的定位。但是在17世纪中后期，出现了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职业女作家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 1640—1689），可谓17世纪英国女作家的典范。阿芙拉·贝恩从1670年开始创作到去世，一共写过40个剧本，一卷诗集，不少富有创新的小说和译作，可谓当时女作家中的盛产者。贝恩最重要的小说是《漂亮的负心女，或王子塔昆和米兰达的故事》（The Fair Jilt or The History of Prince Tarquin and Miranda, 1688）。米兰达是个年轻美貌的贵族小姐，她爱上了一个僧侣但是求爱被拒，结果嫉恨之下反而诬陷僧侣调戏她，僧侣因此而下狱。后来米兰达嫁给了王子塔昆，她为了独霸家产，居然蛊惑丈夫联合他人谋杀其亲妹。最终阴谋败露，米兰达又利用自己的美貌逃脱了死刑。这一女主人公显然有悖于传统社会的审美道德，米兰达以自己的美色为利器，在男性世界掀起狂风恶浪。她亵渎宗教并操纵身边的男性。作品中的男性形象更加不是传统定位的充当女性保护者的强者角色，他们为美色所迷，成为情欲的奴隶。因此这部小说才发表即遭到评论家的一致诋毁。但这一切并没有妨碍贝恩成为一位成功的职业作家。此外，贝恩的小说《奥鲁诺克》被称为英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旅行小说，涉及了文化间的交流，文明和野蛮等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问题。
    17世纪较有影响的女性作家还有凯瑟琳·菲利普（Catherine Philip），她是英国第一个女性翻译家，也是出色的诗人。她的诗歌名篇《奥琳达》里面的女主人公，用女性的温柔和仁慈，“征服并超过了男人”，表现贞洁与友谊的主题。凯瑟琳·菲利普认为，女性不需要武力，利用自己的温柔和爱心就可以取得对男人的胜利，所以与她们柔和的女性特点相适应，应该建立“理智而温柔的帝国”，反对暴力和感情用事。凯瑟琳·菲利普的这些理念影响了18世纪的女性创作。
    在艾芙拉·贝恩等女作家的示范下，更多的英国女性作家开始走向职业化，出现了玛格丽特·卡文迪什（Margaret Cavendish, 1623—1673）等一批最早的女性职业作家。她们的写作道路大体相似，从诗歌和戏剧创作起步，后来转向小说创作。到了18世纪，英国女性终于凭借小说为手段，浮出了男性一统天下的历史地表。
    18世纪的女性创作，可以看做英国女性文学的开始，但还不是真正的女性文学，还不能称其为“她们自己的文学”。在女性刚刚从事文学创作的时候，处于对男性中心社会的依附，对传统文学规范的模仿，还不能形成鲜明的自我意识，也不可能以女性文学的特殊风格与传统文学分庭抗礼。那个时候的女性大多以男性化的笔名从事写作，她们在形式和语言风格上也尽量模仿男性文学，唯恐流露出女性的痕迹。这些特点在英国女性早期创作中非常突出。评论界把这一阶段的女性文学称为“模仿文学”。
    在写作体裁的选择上，因为女作家生活范围的局限，她们更多着眼于对女性生活的细致描写，但是经典的诗歌模式远远不能满足女作家对日常生活的精细描摹需要，而小说体裁却正是日常生活最好的表现方式。“当妇女成为作家时，所有的旧的文学形式已根深蒂固，固定难变。只有小说尚年轻，运用起来还柔软可塑。”[4] 鲁宾斯坦说：“实际上，18世纪最后25年的英国小说几乎完全为女性所垄断。”[5] 据另一位文学史家F.G.布莱克的研究和统计，在1760到1790年间，超过总量2/3的书信体小说出自女性之手。瓦尔特·司各特写的小说家夏洛特·史密斯的传记表明了，在这一小说的时代里，一大批天赋极高的女性在文学领域成了优秀人物。
    伊莱扎·海伍德（Eliza Haywood, 1693—1756）是18世纪初英国有代表性的女性小说家，被亨利·菲尔丁称作“小说夫人”。1719年海伍德的处女作《过渡的爱情》出版，大获成功，连连再版，很长一段时间是社会上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1720年海伍德翻译了法文的书信体小说《来自上流社会青年女士的一封信》，同样大受欢迎。接着，伊莱扎·海伍德的戏剧《迷人的俘虏》在“林肯小牧场”演出。此后，海伍德就一笔为生，偶尔也演戏。她在接下去的十年间连续出版了几十部，如《英国隐士》《阿达莲》《命运之谜》等等。其中海伍德于1720年出版的《无休无止的爱》（“Love in Excess”），它和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并称为当时最流行的三大小说。女主人公阿洛维莎（Alovisa），爱上男主人公德·埃尔蒙特（D’ elmont）后便主动大胆地示爱，最终赢得对方的爱情，获得了美满婚姻。但是海伍德塑造的主动出击，掌握生活的女主人公，无疑不符合传统道德给女性的定位，这样一来，连女作家本身不幸的婚姻生活也成了其道德堕落的罪证。斯威夫特形容海伍德是“无耻的、胡乱涂鸦的女人”，诗人蒲伯甚至攻击她有一大堆私生子。海伍德在重压之下愤然搁笔，沉寂了近20年后复出，后期作品风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妻子》（The Wife, 1756），《丈夫》（The Husband, 1756）等等后期小说常出现清白坚贞的帕梅拉式女主人公，她们凭借美德摆脱充满诱惑的爱欲世界，由此获得男性的尊敬而得到幸福。海伍德的声誉终于在18世纪中后期被修正，她以彻底颠覆过去的方式被男性主宰的文坛重新接纳。海伍德的遭遇展示了18世纪女性作家共同面临的困境。
    范尼·伯尼（Fanny Burney, 1752—1840）是早期英国小说家菲尔丁、理查逊与19世纪初的玛利亚·艾奇沃思、奥斯丁之间的桥梁。她继承菲尔丁的喜剧手法和社会视野，学习后者对情节的设置技巧，借鉴理查逊的书信体叙事形式以及近乎闹剧的喜剧手法，还继承了前者严肃的婚恋态度和女性受教育成长的主题。她的代表作《伊芙琳娜》（Evelina, 1778）副标题是《一个姑娘的涉世经历》，是一部用书信体写作的家庭婚恋小说。描写了天真无邪的少女伊芙琳娜的涉世并从中成熟的经历，很富有教育意义和指导性。伊芙琳娜作为小说塑造的典型人物，她是女性的楷模。她面对无数的诱惑，却能控制自己的冲动因而日益成熟。最终她与另一个完美典型奥维尔的结合正好符合读者的接受心理，成为小说畅销的重要内在原因。《伊芙琳娜》的一炮走红使范尼进入了伦敦的知名文人圈子，得到了约翰逊、伯克、斯瑞尔夫人等人的高度赞扬和支持。但是伯尼的创作因缺乏创造力而显得单薄，只有用虚构来支撑她的观察和经验，所以她的创作很快就进入低谷。比如后来的创作《塞西莉亚》（Cecilia）尽管内容繁复，但是效果不佳；在《卡米拉》（Camilla）的创作中极力模仿约翰逊文体。她的最后一部小说《流浪者》（The Wanderer），文体已经呈现出一种病态。
    安·拉德克利夫夫人（Mrs Ann Radcliff, 1766—1823）是18世纪哥特小说的集大成者。1789—1791年，她每年推出一部小说，并很快确立了她作为畅销小说家的地位。出版商为她的《乌尔多福的秘密》（The Mysteries of Udolpho, 1794）预付了空前的500英镑的版税。《乌尔多福的秘密》将感伤的情调和恐怖的悬念完美地结合起来，既有感伤主义的情感的渲染气氛，又有哥特式小说的神秘之处。拉德克利夫夫人善于营造一种朦胧的恐怖气氛，这种恐怖的气氛引导读者跟着她走，被故事的恐怖和惊奇所迷惑，在不知不觉中丧失自己的理性判断能力。她使用一种内外结合的叙述方法取得这种效果。有时从外部描写人物、景色，有时又以间接独白的方式展示人物的内心情感。但更多的时候她综合使用这两种方法，使场景和事件激发起读者的情感，又反映人物的情趣，同时保留了作者对事件作出评判的权利。这部小说的成功，不仅使哥特小说在英国一跃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而且还深刻影响了之后很多作家的文学创作，例如狄更斯和勃朗特姐妹，甚至德国和美国的文学创作。至今拉德克利夫夫人和她的作品还是哥特小说的代名词。1797年，拉德克利夫夫人出版了她的小说创作中最著名的《意大利人》（The Italian）。作者接受了恐怖故事的结构体制，但把它同感伤情调和具有感伤气息的风景结合起来进行描写。维瓦迪爱恋埃兰娜，但是维瓦迪的母亲不同意。神父谢东尼是个卑鄙的小人，维瓦迪的母亲和谢东尼合谋想除掉埃兰娜。于是谢东尼挟持埃兰娜到一个修道院。埃兰娜与维瓦迪一起逃亡，谢东尼追踪，逮住他俩，将维瓦迪交给宗教裁判所，同时准备谋杀埃兰娜。正欲举刀杀害的时候，谢东尼发现了她的项链系的小盒子，知道了埃兰娜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于是不忍心下手，他改变心思，帮助这一对爱侣逃亡，因此之故，他步入了宗教裁判的法网。谢东尼这个凶恶的神父是拉德克利夫夫人创造的最突出的人物，后来成为拜伦诗篇中常见的英雄恶汉最早的模型。拉德克利夫夫人的小说还有《阿兹林与丹班的堡垒》（The Castle of Athlin and Dunbayne, 1789）、《西西里罗马斯》（A Sicilian Romance, 1790）、《森林罗马斯》（The Romance of the Forse, 1791）等。
    玛丽·沃尔斯顿克拉夫特（1759—1797），是18世纪以争取妇女教育平等和社会平等而闻名的英国女作家。出身于一个普通市民家庭，她的家庭生活很不幸福，父亲酗酒成性，母亲愚蠢无能，不仅使她生活困苦，而且使她得不到家庭温暖和良好教育。她在受过一些初等教育之后，不得不离开家庭自谋生路。她先后做过小学教师、护理工和家庭女教师。不愉快的家庭生活和谋生的艰辛，不仅磨炼了她的意志，促使她勤奋学习，而且为她走上写作道路创造了条件。1786年，她从撰写《对女儿教育的意见》开始陆续发表著作，1792年的《为女权辩护》奠定了现代女权主义的基础。她的小说《玛利亚或女人的不幸》，讲述一个女性的骇人经历，她的丈夫为了摆脱她，把她关进一座疯人院。小说开头贬义地参照了那时流行的哥特小说，她说，那些充满幽灵的城堡的恐怖，与女主人公所处的“绝望邸宅”的恐怖相比，总之与生活本身的恐怖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
    此外，德拉里维尔·曼丽（Delarivier Manley, 1663—1724）在1714年的小说《莱薇拉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Rivella）中，以自己的经历和生活体验为基础，创造了一个富有激情充满个人色彩的主人公莱薇拉的形象，开创了女性自传体小说的先河。夏洛蒂·史密斯早年就有文学抱负，14岁时就向《女士杂志》投递诗稿，她的诗歌连续再版。她也写了《埃塞琳达》、《老庄园主的住宅》等许多小说，很受欢迎。佩内洛普·奥本（Penelope Aubin）的《德·贝尔蒙特夫人的生平》（The Life of Madame De Beaumont）和玛丽·戴维斯（Mary Davys）的《改过自新的风情女》（The Reformed Coquet），作品塑造的道德型女主人公形象，明显影响了理查生的道德题材小说。
    英国爱丁堡大学英国文学讲师简·斯宾塞在《女性小说家的兴起》中列举了大量18世纪后期的女性小说家。“代替古代孤单的萨福，在我们这个小岛上，可以列举出许多作家和她们的卓越成就。她们的才能并非仅局限在狭窄的抒情诗范围，在散文和诗歌两个领域，在其他特殊的、多样的体裁领域里，她们也都处于领先地位。”[6] 凯瑟琳·科克伯创作剧本创作，也撰写哲学著作，伊丽莎白·辛格·罗擅长写宗教诗和散文，伊丽莎白·蒙塔古是当时文化沙龙的中心人物，更是有名的才女，伊丽莎白·查特是个翻译家，卡特·米尔斯·查波妮的散文有浓重的说教气，汉纳·莫尔写剧本和诗歌，安娜·利蒂希娅的小品文十分出色，安娜·西沃德和玛丽娅·威廉姆斯则几乎称雄于诗歌领域。到18世纪末，女性小说传统已经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此外，在文学批评方面有些女性小说家们也力求形成一种风格流派。
    可以说，18世纪英国女性的写作从业余趋向职业化，但是，家庭毕竟是女性活动的主要舞台，家庭生活和感情生活是女性作家熟悉的题材，也是她们特别擅长的主题。因此，女性小说家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扭转了盛行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初期的浪漫传奇故事矫揉造作的文风，把小说创作从漫无边际的虚幻冒险引向了具有现实性的现代小说题材。另一方面，女性小说以细腻描写家庭生活和日常琐事见长，不少作品流于琐细，常常具有明显的自传色彩和自我表现倾向，从而使得作家和人物、情境往往难以拉开距离，导致小说成为女性作家宣泄个人情感的场地。由于生活范围的相对狭窄，很多女作家远离火热的现实生活，也很难站到一定的高度去俯瞰人生，提炼出人生的哲理与诗意的内涵。同时，她们以排遣和释放心灵的郁结为写作目的，对不少作品很难作出篇章结构上的深究，女作家普遍缺乏对文体的自觉，也缺乏在艺术形式上有所建树的信心，这也导致历来的文学批评大多从社会学的角度，而很少从文学结构本身探讨女性文学的得失。
    19世纪以前英国女性通过文学创作从而介入世界，朴素地展现女性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觉醒，这对后世女性作家和女性文学传统有着深远的影响。女性作家通过阅读而彼此熟悉，她们特别注意潜心研究同性所写的作品，取长补短，共同建构一种独具品质的女性文学传统，所以，女性作家之间的相互吸引与前承后继是非常明显的。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正是由于阿芙拉·贝恩勇敢地跨出了女性成为职业作家的第一步，此后的女性作家，诸如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特略等才相继成为英国女性文学传统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女性作家在建构文学传统时曾经遭遇和仍旧面临的种种问题、困境以及因此而引起的精神体验，也同时构成了实际上的女性写作传统。伍尔夫说：“伟大的作品不可能单独地无缘无故地诞生，它是成年累月共同思考的结晶，大家都做过努力，单个声音的背后隐藏着大众的才智。”[7] 这也正是本文梳理19世纪以前英国女性写作的主旨所在。
    参考文献：
    
    [1]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Literature by Women [M]. the Tradition in English. Second edition, Gilbert. Sandra M., Susan Guber. New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Inc. 1996.
    [2] Watson, Nicholas. Julian of Norich.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edieval Women's Writing [M]. ed, Carolyn Dinshaw David Walla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210.
    [3] Silver Poet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M]. Douglas Brooks—Davies, ed. Rutland, Vermont: Everyman's Library, 1992. P290.
    [4] Virginia Woolf. A Room of One's Own [A]. Mary Eagleton.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C]. Great Britain: Norwich Basil lackwell, 1987, P8.
    [5] Annette T. Rubinstoin, The Great Tradition in English Literature From Shakespeare To Shaw [M]. New York: Modern Reader Paperbacks, 1953.
    [6] 简·斯宾塞．妇女小说家和文学市场[J].刘晓文，译．新疆教育学院学报，1991(1).
    [7] The Epistolary Novel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A Descriptive and Bibliographical Story [M]. Eugene: University.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