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反面教材的“黄皮书” 自斯大林逝世后不久就已露端倪的中苏意识形态分歧，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初公开爆发，1961年，赫鲁晓夫撕毁中苏合作协定，撤走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彻底决裂。与此相应的是，对苏俄文学作品的译介也突然中止，两国的文学交流也完全中止，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近20年。而在稍后开始的“十年浩劫”时期，不仅俄苏文学，就连整个外国文学，或者说全部的文学，都成了“革命”的对象，都成了被打入冷宫的“禁书”，除了几台样板戏和几部“高大全”小说，整个民族就再也没有任何文学食粮了。 可是，俄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恰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场面。从50年代的反右时期开始，在有关方面的授意下，原本对俄苏文学怀有崇敬之情的部分译家和学者，开始绞尽脑汁地在其译介对象中寻找旨在为国内政治斗争服务的“反面教材”了，50年代中期出现的苏联“解冻文学”以及其中的“人性”、“阶级调和论”等便成了“批评”对象。更为奇特的是，在1961－1966年期间，由作家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内部出版”了一批“供批判用”的外国小说，因其装帧简陋，只用稍厚的黄纸做封面，因而被称为“黄皮书”。苏联文学作品在“黄皮书”中数量最大，先后出版的有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山外青山天外天》和《焦尔金游地府》、爱伦堡的《解冻》和《人·岁月·生活》、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索尔仁尼琴短篇小说集》、阿尔布佐夫的《伊尔库茨克故事》、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艾特马托夫的《小说集》等。让决定出版这套书的人士料想不到的是，这套“黄皮书”在出版之后却成了非常抢手的畅销读物，在精神食粮空前匮乏的年代，这些苏联小说被悄悄传阅传看，人们或在灯下偷读，或逐字抄写，俄罗斯文学竟以这样一种非正常的状态保持了其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 回想那个年代，在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社会背景下，那些俄罗斯文学们在细心地推敲原文，精心地翻译，不时私下获得阅读的欣喜，可是在写作前言后记时，在某些公开的场合，却又不得不板起面孔，煞有介事地宣称：“要感谢日益堕落的苏修文学界，不断为我们的学习提供很有价值的反面参考资料。”而广大读者也同样故作厌恶地接过书来，暗地里却读得爱不释手，此实乃文学接受史上一个别有情趣的场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