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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初时期托尔斯泰作品的译介路径、原因及其误读(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 高荣国 参加讨论

    
    清末民初懂俄语的翻译人才简直是凤毛麟角,而且那时对俄国作品的翻译大都从英、日、法、德等文字转译,转译本身就为译者理解、阐释原作的意义带来了困难。而且,早期的俄国文学翻译者过分追求译作的“中国化”,盲目将译介对象与中国文化“联姻”的做法也很常见。特别是因中国当时社会斗争的需要,我国研究者在介绍俄国文学时,赋予其过多的社会和政治使命。受以上几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当时的译介者对俄国文学的误读也在所难免。
    寒泉子在对托尔斯泰“抛弃教权教会教仪,排黜骄奢虚伪残酷无慈悲无正义无公道之文明”,走上“衣驼毛,束皮带,食蝗虫野蜜”之路进行评述时,引用了《庄子·胠箧》中的“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摘珠毁玉,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争”这一段话来解释托尔斯泰的自我忏悔的心理动机,认为“托尔斯泰之思想,有与此近焉者矣”。⑤事实上,老子认为人们只要抛弃现有文明,社会就进入“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境地。而托尔斯泰放弃土地所有权,放弃家产和版税,并身体力行,布衣素食,从事体力劳动等行为有鄙视贵族生活方式的诉求,但他更多的是求得良心上的自慰,是其追求“道德自我完善”的具体体现。从宗教层面来看,托尔斯泰鄙视奢侈糜烂的地主生活,是希望按照上帝主张的方式去生活。其倡导的是宗教意义上的有序。庄子则是抨击“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强盗逻辑,同时也批判了法律的局限性,其根本思想是对儒家圣人治国主张的否定,是要回到原始文明状态,其倡导的是一种原始性的无序。显然,寒泉子不仅混淆了托尔斯泰“回归上帝的自然”与庄子“回归原始的自然”两种思想的本质区别,也没有细察它们的出发点与归宿。
    寒泉子在论及托尔斯泰宗教思想中的“实行宗旨”时,再次对托尔斯泰躬行践履式的平民化之举进行了拔高,称之为“代表斯拉夫民族之特性,而亦不失为世界之一伟人也”;其道德水准已经达到了中国古代伊尹的水准,“今世之人,非托尔斯泰其谁当此”。紧接着,作者在论及托尔斯泰宗教中的社会宗旨时指出,托尔斯泰“对于社会理想之淳古粗朴,岂与初代期之基督教徒相似而已,抑亦夺许行之席而入庄周之室矣”。⑥我们认为,托尔斯泰最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他的平民化行事方式和淳古粗朴的社会宗旨,而在于其高超的艺术创作手法及其作品的思想价值。晚年的托尔斯泰的确在精神探索中有了觉悟之机,梦想摆脱世俗的“共同世界”,但他“又在这个‘共同的世界’卖劲地活着”,其平民化只是“通过放弃问题和回避任务,去战胜生活的谎言”(弗洛罗夫斯基 474)。从这一层面来说,托尔斯泰此举远未达到伊尹和许行的道德水准。此外,托尔斯泰藐视地主阶级的特权和谴责寄生生活,主要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按上帝的意旨生活。因为在他看来,“‘按照上帝的意旨生活’,这才是他的精神家园,才是他的理想的‘天国’”(任子峰 422)。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托尔斯泰确实追求精神生活,但是,他的追求被他强烈的唯理论思想引入歧途,并且夭折了”(弗洛罗夫斯基 470)。因此,从行为的结果层面来看,托尔斯泰与伊尹、许行的高尚情操及其精神水准相差甚远。
    又如,1904年,王国维翻译了“脱尔斯泰之近世科学评”一文。这篇文章本身强调的是,不要迷信科学,因为科学并不能增进人生之幸福。王国维在译文前附了一则短评,介绍了原作者写作此文的宗旨:“盖伯爵欲令世人注意于道德,而勿徒醉心于物质的文明也。”⑦虽然王国维在这里并没有评说原作的“是非”,但其倾向性则是显而易见的。但事实上,托尔斯泰虽重视道德完善,但并不排斥科学,晚年时他还专心从事教育和科学事业,甚至还说过“科学事业就是为人民服务”之类的名言。王国维在这里之所以全盘接受“脱尔斯泰之近世科学评”原文作者的观点,实际上是典型的“误读性接受”。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晚清民初时期中国译者在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时,不太注重尽可能地保存和再现原作的风格和异国情调,在翻译人名与书名方面过分追求政论色彩。例如,在1907年香港礼贤会出版的《托氏宗教小说》中,绝大部分小说名字被故意改动:“主与仆”被译成“主奴论”,“蜡烛”被译成“以善胜恶论”,“二老人”被译成“二老者论”,“人依何而生”被译成“人所凭生论”,“鸡蛋大的谷子”被译成“论蛋大之麦”,“教子”被译成“善担保论”等等。此外,译者随意在译本中塞进自己的评论,有意对原著的内容进行删减、改写,随意地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改成第三人称,将作品的章目改成章回体等等,都是当时通行且被普遍接受的翻译方法。上述做法导致研究者无法准确理解原作而出现了误读。类似这一类低层次的误读,我们必须及时加以纠正。
    晚清民初我国对托尔斯泰的译介是中国接受俄国文学初期的特例,这为五四时期的“俄罗斯文学热”开了个好头,为托尔斯泰作品在五四运动后大量出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当时译介者在解读托尔斯泰方面出现了某些误读,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误读不仅为托尔斯泰作品在中国的经典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也为我们分析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俄国文学的心理动机和期待视野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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