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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晏殊、欧阳修与“词达而后工” 明末清初的丘纬屏根据欧阳修“诗穷后工”的理论，提出“词达而后工”的词学观，论及晏欧诸人，可堪一读。他为同时期的曾灿词作序云： 诗余为诗之别派，与乐府歌曲为源流者也。诗之义，不专主于怨而非怨者不能工，其说盖莫详于六一居士之论梅圣俞也。至诗余，则作者大率多出于春花秋月，闺房怨恨之辞，如东野之寒、阆仙之瘦、梅翁之清绝，使屈而为之，或反有骨形牙聱之病，故予常欲反居士之言，谓必达者而后工也。(20)丘纬屏，其人不详。曾灿(1626-1689)，本名传灿，字青藜，号止山，江西宁都人。明亡后落发为僧，后漫游吴下。工诗词古文。著有《六松堂集》、《止山集》、《六松堂诗余》等。《全明词》收词86首，多惜春、游宴之作。丘文将词的源流上溯到古乐府，这是明代论词认祖归宗的普遍看法。诗穷后工，是欧阳修论梅尧臣诗时提出的著名诗论，意味诗人必处人生困顿偃蹇，方可写出感人心魂、致工致胜的诗歌。而词章大多数所写的是花前月下和闺妇离愁之类的内容，与诗歌关乎社会穷愁、关乎人生进退的诗旨有所不同。因此，丘氏认为如果唐诗学领域中有苦寒瘦硬风格的孟郊、贾岛，以及宋诗学中以“清绝”著称的梅尧臣，若将他们的诗学风格发挥到词学创作中，恐有“骨形牙聱”之病，与善写恋情与离人怨怼的词作极不协调，所以他才反欧阳居士之言，提出词“必达者而后工”。 为什么词学创作与诗学不同呢?或许与二者承担的社会功能和主题情调不同密切相关。苏轼以后所谓以诗为词、词的诗化得到加强，诗词基本除了形式的差异，在表情达意的主题上几无二致。在宋代前中期，词与诗的差别却是明显的。自从中唐以后诗歌的可歌性和音乐性基本转移到了词章。这个时期的词学创作对象集中于民间歌者或一般文人雅士，它的主要任务是“以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赵崇祚《花间集序》)，即是用来演唱倾听的。宋前期词体的功能依然没有改变这种“娱宾遣兴”和“聊佐清欢”的娱乐消费性，犹如当今流行的。KTV唱歌。不可否认，宋初的五十年，文人的写作意识里已经藏着诗词一体的想法，(21)而此后的晏殊、欧阳修等人在词的创作上尤增添了文人抒情言志的成分，然而总体上还是没有改变词体的传统功用和地位。对于真正关于国计民生或有关风教之类的命题，诗歌与散文才是他们的首选，所谓“诗余乃长短句谑浪游戏耳”就是他们自己的一般看法。这时词作的生态场因为主要集中于酒宴歌舞中，能够出入于此的人群当然也绝非一般的平民百姓，诸如晏殊、欧阳修之类的文学之士，又是朝廷股肱之臣，才极有可能是这些场合的常客。他们既是词体的主要创作者，同时也是主要的消费者、传播者。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产生于兹的词体，其所关注的主要命题当然是歌儿舞女的悲欢离合及其士大夫自身的某些生活感悟，表现出来的特色自然也是以婉约缠绵、细腻深闳的情词见长。当大部分人还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时，这些仕途非一般的达官文人已经开始懂得用词体来抒写、寄托他们的种种精神需求和人生感受，而且创作出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和佳句。所以，从此角度言，“词达而后工”是与“诗穷而后工”一样，在诗词发展的进程中都包含一定的认识道理，然而也不是固定的、僵化的规律或欣赏准则。正如丘氏自言甚喜欢的晏殊、欧阳修、寇准之人的词，可谓“达者而后工”之作，而对于有些人的词作却不能如此判定。像秦观、辛弃疾之类的词体创作基本可以用认为“词穷而后工”，因为这个时期的词人词作几乎与“诗穷后工”一致，作者个人的处世遭遇和词体发抒的忧时愤切之情紧密联系，相辅相成，且他们的最终成名也来自于词体，所以在他们心中，词体和诗体一样，尤其是辛弃疾，长短句成了他宣泄愤懑不平和个体穷愁遭遇的载体和管道，也成就一代词作领袖的辉煌。是故，“世终以为词之最工者，盖亦自怨生”也。 此文中，丘氏还指出晏殊、欧阳修等人词作对曾灿之词的影响，后者亦以工妍绰约、曲折柔婉的本色词为擅。为此，作者认为，曾灿的人生进退和遭遇与晏殊、欧阳修等人不同，所作词章却与他们近似，其间也有个人穷愁怨怼之音，这是为什么呢?曾灿提出的这种词学现象引起了丘纬屏对此前提出的“词达而后工”的进一步思考。他认为，诗词都是作者自我心胸情感的自然发抒和写意，所谓“穷”、“达”之论，实质是词体表达是否且到好处、词作艺术水平高低而已。其言下之意指出词体是否穷达与词作者之人生处境没有必然的联系，好言愁怨之作也不一定产生于人生困厄之时，就像晏殊、欧阳修之等人，时常借助词章来宣泄他们内心的抑郁与幽恨之情，而花前月下、闺妇离愁的描写也不是有意无意之间，因此，晏欧词中，并非全是豁达欢心之语。 丘氏于此文中提出所谓诗词穷达，关键地体现于诗词人的表达需要和文学表现是否工拙，至于人生处境困顿与否并非与诗词穷达、工拙一致。处境顺畅、乐观豁达者，亦有作穷愁之慨言；生活困厄、悲苦偃蹇者也会发闺房之情致。 四、结语 明代词学于整体成就衰微之中也包孕诸多的亮点，其中对宋代词作的研究与批评即是一例。从上述明人对晏欧三家词的考察与分析例子中，不难发现，明人批评宋词着眼于篇章字句的状况较为普遍，而对于词人历史地位及影响的论定亦是一大风尚，有的词人还能偷师诗学批评，借助相关批评话语并结合词学的实际状况，提出“词达而后工”的新颖看法，反映了明人在词学创作与理论发展的问题上的求变意识，而晏欧三家词在明代的批评与流传状况亦可一见。事实上，明代对包含晏欧三家在内的宋词研究与传播接受途径，还在于大量的词选词谱和其他相关词籍序跋以及追和词。本文限于篇幅仅例举一二端而已。不管如何，明人对晏欧三家等宋词的批评与接受，也为清代的宋词学研究与构建打下了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