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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心雕龙》的“化感” 《文心雕龙》中的感，大多是指人心为外物所动，所产生的是情感，而感物所生之情变动不居，如《神思》篇讲“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谐隐》篇称“心险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欢谑之言无方”，云云。感呈现为变化不居的样貌，刘勰遂以“化感”的方式，对其加以规范，使之合于正道。 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来处理“感”?要回答这个问题，须先厘清《文心雕龙》对“感”的运用和阐释。《明诗》篇论诗歌的发生，谈到了“感”与文学作品的关系：“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这里用了《礼记·乐记》篇的典故：“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22)值得注意的是，《乐记》篇对感的诠释，具有一正一反的特点：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23) 在《乐记》作者看来，感既有本乎性情、自由生发的天然，也有不守礼法、放任自流的散漫，利弊交织，瑕瑜互见，故有必要扬长避短，妥善处理。通过借鉴《礼记·乐记》篇的感观念，《文心雕龙》同样揭示出感的两面性：“自然”，是指情感起于人的天性，并被视为诗歌创作的内在动因；与此相反，“化感”是对情感的泛滥加以规范，有导引人欲、净化风气的作用。 如此看来，《风骨》篇的“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意义应为：“(《诗经》的风)既是纠正情感、教化民心的(文学)起点，也是个体志气的具体呈现。”这种解释的先声可追溯到《毛诗大序》：“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孔颖达正义曰：“变风之诗，皆发于民情，止于礼义，言各出民之情性而皆合于礼义也。又重说发情、止礼之意。发乎情者，民之性，言其民性不同，故各言其志也；止乎礼义者，先王之泽，言俱被先王遗泽，故得皆止礼义也。”(24)《诗经》的风“发乎情”，能表达民众的内心情感，“止于礼义”，是对人的情感表达加以约束，使之合乎礼法制度，这正是《文心雕龙》“化感”说的理论来源。 又《乐府》篇赞语称：“岂惟观乐，于焉识礼。”句中“观乐”使用的典故，出自《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 对于其中的“歌《豳》”句，杨伯峻先生解释道：“《豳》风则西周所作，故此‘周公之东’杜预解为征东。”(25) 揆诸文本，刘勰对“观乐”有独到的见解。《时序》篇称：“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豳风》乐而不淫。”分号前的文字直接承袭了季札的“周文盛德”说，之后的部分则不然。有研究者指出：“‘《豳风》乐而不淫’者，谓《七月》《东山》之诗，《七月》述农田之乐而不及于私，《东山》述远征之归，有室家之好，而情止乎礼，皆乐而不淫意也。”(26)这种解释比较符合刘勰的原意。《文心雕龙》并未把《豳风》的“乐而不淫”同周公东征之事相关联，而是论以周族太王对民风的“化淳”；刘勰对《诗经·豳风》的意义采择，同样侧重于本于人情、止于礼法的教化意义。 总的来看，《文心雕龙》中的“化感”，化和感的所指对象与表达意义存在明显差异，化主要是施动行为，对客体施加教化矫治，促进事物向积极方面转化；感主要是人心为外物所触动，属于受动的行为结果。化与感之间不仅存在内部联系，而且双方共同参与建构了“道—圣—文—用、通”的关系链。对于这个问题，下文主要是结合“文之枢纽”的五篇文章，(27)来进行必要的论述。 《原道》篇称：“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在这句话中，刘勰提出了四组重要的概念：道—圣—文—用、通。其中，道、圣、文分别对应了《原道》、《征圣》、《宗经》三篇文章题目的核心名词，(28)三者的内在关联性不言自明。“道沿圣以垂文”，意思是道经由圣人之悟，垂示经典；“圣因文以明道”，犹言圣人感通了天地之道后，把他的深刻体悟写入经典，使其昭明晓畅，不为所蔽。 既然如此，那么《原道》篇通、用的具体所指又是什么呢?《征圣》篇讲“陶铸性情，功在上哲”，“先王声教，布在方册”。在刘勰看来，上哲先王制定的明道之经典，要被用来化感，塑造民众的性情。《宗经》篇开宗明义，为经典的定位下了全面而翔实的断语： “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 经典被用来“制人纪”，整饬纲纪，“洞性灵之奥区”，教化苍生，化感民众，这正是“经”被称为“不刊之鸿教”的原因所在。 “道—圣—文—用、通”四者的关系，可以用《原道》篇中的一句话加以概括：“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依本文的论述，可作这样的一番阐释：天地间不为人知的至道，为“玄圣素王”所悟，成为“道心神理”，付诸笔端，谓之“创典述训”；再拿来“敷章设教”，潜移默化，化感万民。 从历时性的角度看，这种由体道而化感的理念，至少可以追溯到《易·咸·彖》之中： “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正义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圣人设教，感动人心，使变恶从善，然后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者，结叹咸道之广，大则包天地，小则该万物。感物而动，谓之情也。天地万物皆以气类共相感应，故“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29) 以上内容大意是说：圣人感通天地至道，再结合他的体悟，设置教化，化感民众，因而从圣人的感悟中，能够体察到天地万物的情状。《彖》辞中所蕴含的这一理念，正与《文心雕龙》的“化感”说相契合，也表明刘勰通过实际行动，彰显他对原道、征圣、宗经三者的内涵界定与价值判断。 《文心雕龙》在具体论述中或称“化感”，或将这两个概念分开来，单独使用，词汇的不同搭配方式，反映出刘勰多种文学理念的交汇，前面各部分的论述可用简表作如下概括：  《文心雕龙》所涉及的化与感，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上表仅是从相关语例中得出的结论，并不是该书化、感观念的全面梳理和展示。尽管如此，也可以看出这些语例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所形成的理论格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