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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 要之，清谈在东晋极为盛行，其注重声音之美的特点与声情流转的吴声歌极相契合，这是东晋清谈士人能够超越雅俗隔阂，比较顺利地接受吴声歌的重要原因。吴声以五言为体，因此，对吴声歌的欣赏、学习，使士族士人重新关注五言诗，开启五言诗的创作风气，成为扭转玄言诗风的一个重要契机，对齐梁人变革艰涩的晋宋诗风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在玄言诗独盛的背景下，目前对吴声歌在东晋士人群体中的流行状况、原因及其意义，还缺乏清楚的认识，这影响了我们对东晋诗歌发展的准确判断，因此有必要对这段诗史进行相应的梳理。 参考文献： ①曹道衡《南朝政局与“吴声歌”“西曲歌”的兴盛》(《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2期)从社会、政治等方面分析了吴声歌在东晋时期得以流行的原因，可以参见。 ②赵敏俐等《中国古代歌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9页。 ③相对于“言约旨远”注重义理辨析的西晋清谈，东晋清谈在辞藻、声音上的审美追求是很突出的特点，参见拙文《从“得意忘言”到“言尽意”——论玄学“言意之辨”的发展及其诗史意义》(《国学研究》第31卷)。 ④刘义庆著，余嘉锡笺《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页。 ⑤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3页。 ⑥房玄龄《晋书》卷四三《王衍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册，第1236页。 ⑦范子烨《“清谈”词义考》，《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168页。 ⑧孔繁《魏晋玄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页。 ⑨韩经太《清谈 淡思 浓采——诗学与哲学之间的文化透视》，《中国诗歌研究》第1辑。 ⑩钱志熙《中国诗歌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9页。 (11)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87页。 (12)楼宇烈《袁宏与东晋玄学》，《国学研究》第1卷。 (13)关于东晋清谈的特点及其影响，可参见拙文《东晋清谈与阅读方式的发展及其诗史意义》(《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14)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六，中国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409页。 (15)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61页。 (16)李延寿《南史》卷三四《颜延之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册，第881页。 (17)蔡彦峰《元嘉体诗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5—66页。 (1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043页。 (19)沈约《宋书》卷一九《乐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册，第540页。 (20)张彦远《法书要录》，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351、391页。 (21)欧阳询著，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85页。 (22)郭茂倩《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吴声歌旧器有篪、箜篌、琵琶，今有笙、筝。”(第640页) (23)曹道衡《〈相和歌〉与〈清商三调〉》，《中古文学史论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30页。 (24)王运熙《论吴声西曲》，《乐府诗论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01页。 (25)曹道衡《谈南朝乐府民歌》，《文史知识》1986年第4期。 (26)翁其斌《“吴歌”“西曲”文人拟作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27)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54页。 (28)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7—88页。 (29)王运熙《论吴声与西曲》云：“我疑心民间歌谣的字句本来比较自由，经过了贵族阶级的删改和仿制，它们的格式就更整齐化起来。”(《乐府诗论述》，第416页)如果这个推测准确，那么东晋士族文人对吴声歌的接受，本身就可以说是一个学习五言体的过程。 (30)葛晓音《论初盛唐绝句的发展——兼论绝句的起源和形成》，《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31)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0页。 (32)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5页。 (33)萧子显《南齐书》卷五二《文学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3册，第908页。 (34)萧绎著，许逸民笺《金楼子校笺》，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66页。 (35)王运熙《中国中古文人对俚俗文学与时俗文学的态度》，《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36)锺嵘著，曹旭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76、631页。 （《文学遗产》2016年第2016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