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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中的胡姬:被塑造的“他者”形象(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 邹淑琴 参加讨论

    此诗一方面抒发了诗人感叹时光飞逝、年华易老,另一方面表现出诗人心胸旷达、意气高昂的情怀。胡姬形象更是独一无二、卓然出众,胡姬、美酒、诗,三者同时出现,映衬出诗人超脱流俗的理想境界,如入仙境,不愧“诗仙”之称。此诗对胡姬形象的塑造明显流露出诗人的情感倾向和理想人生境界。另外,《少年行二首》中也提到胡姬:
    击筑饮美酒,剑歌易水湄。经过燕太子,结托并州儿。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因击鲁勾践,争博勿相欺。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21)
    显然,这里抒发了诗人的少年游侠情怀。诗人一副意气风发的形象,满含英雄壮志,豪迈而不拘世俗功名,自信昂扬。笑入胡姬酒肆,则更强化了这种形象的魅力。这里的胡姬形象显然被诗人看作是与游侠少年同类相对的内容,表达出对异域文化的崇尚。
    初盛唐书写胡姬形象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岑参。岑参往往被称之为唐代的边塞诗人,他的诗有很多涉及到西域文化的内容,如写西域的冰天雪地的景观、雪海沙场的壮烈、边塞鞍马风尘的征战生活等内容。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歌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玉门关盖将军歌》等等,其中对西域雪景的描写也极富地域特色和浪漫美感,如“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玉门关盖将军歌》),“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岑参也有数首诗作专门描写了胡姬与胡舞等内容,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中“琵琶長笛曲相和,羌兒胡雛齊唱歌”等,这是以写实的笔法对当时招待席上的情景所作的文学性的记录。当然,这类诗作多是一些应景之作。从这些诗作都可以见出诗人对西域文化的熟悉。在唐代,一些新登科的士人尚未进入仕途,他们受到儒家思想影响,不甘于一些平庸的小官职,而是往往想通过主动申请去边塞建功立业来实现自我的仕途上的进取,于是他们往往投身军幕。岑参三十岁才被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自然希望能以投笔从戎的方式去边塞建立功业。在安西的生活,使岑参对西域的人和事物有了真正的接触和了解。
    岑参一生两次来到西域赴任,途经河西走廊的各州郡县府,官方大多要招待一番,以略尽地主之谊,接待宴饮时一般以当地的歌舞助兴。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等。在这类诗作中,岑参对胡姬形象的描写也与李白类似,都是带着欣赏、赞叹的情感来书写的,对之所持的往往是正面的肯定态度,是以一种文化尊重的立场来书写异域形象和异域文化的。如《送宇文南金放后归太原寓居,因呈太原郝主簿》:
    归去不得意,北京关路赊。却投晋山老,愁见汾阳花。翻作灞陵客,怜君丞相家。夜眠旅舍雨,晓辞春城鸦。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为问太原贤主人,春来更有新诗否。(22)
    这首诗约作于安史之乱前天宝十二年间(753),当时岑参39岁,已经从安西回到长安,为国效劳的壮志未酬,诗中自然流露出人生不得意的失落之感。此诗中,胡姬被塑造成一个能与自己共同品诗饮酒的形象。诗中流露出诗人的某种情感倾向,这种情感是建立在诗人自我的个人经历、西域经验和中原文化背景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暗含着其对自我人生的感叹。当然,以诗、酒来进行自我释然,这也是唐代文人的一贯风格,在这一点上,岑参与李白也可说是大体一致的。
    由于岑参结交友人很多,迎来送往也必定是常事。因此,岑参写下了不少送别诗,诗中不乏“胡姬”形象,如《青门歌送东台张判官》:
    青门金锁平旦开,城头日出使车回。青门柳枝正堪折,路傍一日几人别。东出青门路不穷,驿楼官树灞陵东。花扑征衣看似绣,云随去马色疑骢。胡姬酒垆日未午,丝绳玉缸酒如乳。
    灞头落花没马蹄,昨夜微雨花成泥。黄鹂翅湿飞转低,关东尺书醉懒题。须臾望君不可见,扬鞭飞鞚疾如箭。借问使乎何时来,莫作东飞伯劳西飞燕。(23)
    这里的青门,本名霸城门,汉代指长安城东南门,因其门色青故称其为青门。门外有霸桥,汉代时,人们送客至此桥,并折柳送别。后泛指京城东门,为送别之处。此诗最后一句“莫作东飞伯劳西飞燕”有种伤感和无奈的气息,毕竟是送别友人前往征途,感慨之情自不必说。由此诗可知,岑参是在胡姬酒店设宴送别友人的。诗中的胡姬与美酒并提,虽只是全诗的点缀,但如乳一般的酒表现了诗人与朋友间浓厚的情义。在这里,胡姬和酒都是诗作者的情感铺垫物,表达的是诗人对友人离别的留恋。诗作中的胡姬作为一个异域文化符号,其中也隐含着作家的某种人生失意的情感内容。
    李白和岑参代表着初盛唐对异域文化书写和关注较多的诗人,他们诗作中的乐观与失意也代表着唐代文人们的集体心理特征。初盛唐是个政治、经济、文化空前发展、交流融合的时代,反映在文学创作中,自然表现出气势磅礴、蒸蒸日上的进取之姿。唐代继续沿用隋代开创的科举制度,来自社会中不同阶层的士子们只要通过努力读书,考取功名,就有机会进入社会上层,从而实现“达则兼济天下”的抱负。“学而优则仕”,极大地鼓舞了文人士子们的进取心和自信心,通过科举取得一官半职,从而能够实现“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这几乎是当时所有文人的想法。但在现实中,却又并非人人都能做到。因此,一方面,他们都想在现实中成就功名,另一方面,他们失意时又纷纷取向道家的处世哲学,在不能融于现实、功业难成的境遇中,往往以诗、酒抒怀,会因政治、仕途的失意而遁隐。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们共同的心理特征。这种文化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于西域文化的整体看法,具体表现在作品中,即是对文化他者的集体效仿甚至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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