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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具有超越时间和地域、族群的普世价值，而这种普世价值也不是只含有真理性。经典具有真理性，自然是其获得权威性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在经典所表现出的普世价值中，有的属于认识论的范畴，有的则属于道德论的范畴。道德虽然是对人的合理性规范，并且是个体的自我节制行为的规范，但它却是建立在个体伦理和情感的判断基础之上的，既不具有客观性，也不具有真理性，更不具有唯一正确性。对于这样的经典，如果按照传统的关于社会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很难说其具有权威性。因为伦理和情感的判断，不是客观的判断，是带有很强的主观性的判断。中国的经典著作《论语》所具有的思想就多属于道德论的范畴。周作人《论语小记》说：“《论语》二十篇所说多是做人处世的道理，不谈鬼神，不谈灵魂，不言性与天道，所以是切实。但是这里有好思想也是属于持身接物的，可以供后人的取法，却不能定作天经地义的教条，更没有什么政治哲学的精义，可以治国平天下，假如从这边去看，那边正是空虚了。”(23)顾颉刚也说：“我们读《论语》，便可知道他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24)譬如孔子关于“仁”的言说，是其思想体系中的核心部分。但是孔子所讨论的“仁”，表达的都不是什么规律，而是孔子所提倡的伦理价值观。《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25)这就是孔子著名的仁学思想的核心内涵。如果你要想成为一个有仁德的人，就应该具备爱人的仁慈情怀，这是孔子所提倡的仁者的品质。既是提倡，就不具有必然性，而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6)。这也是孔子所认为的仁者的伦理修养和情怀。仁者之心，就是把他人看成和自己一样的人，应该是推己及人的，自己欲立事，就要考虑别人也应该有这样的希望，以此而立人。自己想发达，就想到他人也会如此，由此而使他人发达。这还是一种倡导，还是给人提出一个达到仁者的方向。所以出自伦理的规范，是建立在个人自愿选择的主体性心理和行为之上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27)。这是人们的主动选择，而非被动的服从。一为或然，一为必然，这就是道德性判断和真理性判断的区别。经典的普世性价值，不仅体现在后者，也包容了前者。由此可见，经典权威性来自经典所具有的真理性的认识，是片面的。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仅仅就作品本身来讨论经典的权威性，而不考虑读者对于经典的接受，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显然是不现实而且没有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是否是科学，学界尚有不同看法，即使与自然科学同属于科学，它与自然科学也有着很大的差异。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就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不是客观的自然现象，而是人和人的行为本身，因此离不开研究者的价值判断。社会现象只有同研究者的价值观联系起来，才对研究者有意义。马克斯·韦伯说：“我们称那些按现象的文化意义来分析生活现象的学科为‘文化科学’。一种文化现象构型的意义以及这种意义的根据无论如何不能根据一种分析性规律(Gesetzesbegriffen)体系来指导并明白地表达，不管这种分析性规律体系是多么完善，因为文化事件的意义预先就含有一种对这些事件的价值取向。文化概念是一个价值概念。因为并且只有当我们把经验现实与价值观念联系起来时，它在我们看来才成为‘文化’。它包括那些且只是包含那些因为这种价值关联而在我们看来变成有意义的那部分现实。只有一小部分现存的具体现实被我们受价值制约的兴趣改变颜色，并且也只有它才是对我们有意义的。它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揭示了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些联系，而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与我们的价值有关联。”(28)马克斯·韦伯讨论的问题不是阅读问题，而是社会科学的特殊性，他认为，文化科学的决定性特征在于具体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者的价值关联。然而这个理论启示我们，经典的意义产生于经典的具体文本与读者的价值关联中。经典的价值不是自然显现出来，只有经过读者的接受才会产生意义。经典的意义，不在经典本身，而在于经典文本与读者阅读的关系中。就此而言，伽达默尔立足于诠释学对于权威的揭示，对于我们正确理解经典的权威性颇有启发意义。 从读者接受的视角来审视经典，其权威性又当如何理解呢？依照马克斯·韦伯关于社会科学的观点，无论经典含有多少关于世界的规律性认识，包含有多少真理，如果不与读者形成价值关联，也就不会产生影响和意义。在这里边，读者的价值观也是一种前见，只有这种前见和精神产品发生关系，才会产生阅读的意义。而在读者阅读中，经典权威性的确立，依照伽达默尔的判断优先性定义来看，主要体现在中国所说的“先见之明”。也就是经典中所表达的见解，是优先于读者的前见。或者是读者并未意识到的前见，或者是读者已经意识到、但是还未达到经典之深度的前见，或者是读者已经意识到、但是却无法用文字表达出来的前见。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中说到这样一种阅读经典现象：“一部经典不一定要教导我们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有时候我们在一部作品中发现我们已知道或总以为我们已知道的东西，却没有料到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是那个经典文本首先说出来的(或那个想法与那个文本有一种特殊的联系)，这种发现同时也是非常令人满意的联系。例如当我们弄清楚一个想法的来源，或它与某个文本的联系，或谁先说了，我们总会有这种感觉。”(29)卡尔维诺所描述的阅读经典的感受，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判断性优先，或曰前见。这种前见，也可能是对事物规律的认识，也可能是对社会人生的一种情感反应，是否有真理性不仅无法涵盖其前见，而且也不能决定其是否权威。读者阅读时，经典权威产生的关键，首先在于经典的前见与读者的价值观接近或吻合，读者与经典在价值观上达成了杜威所说的“共识”，或者是经典的前见与读者的价值观相左，但是经典说服了读者，认同了经典的价值观，这是读者承认经典的见解和判断超出自己的前提，没有价值观上的接近和吻合以及读者被经典说服这个前提，没有读者对于经典价值观的认同，就会产生读者对经典的拒斥，因而也就谈不上认可。然后才是判断优先的认可。即读者在阅读经典过程中，认识到自己见解的局限，承认经典的判断比自己先行一步，而且比自己的见解更加完善。总之，经典的权威性来自读者在阅读经典时对于合于自己价值观的前见的承认和认可。如果一部经典在历代读者的不断阅读和评价中，都得到了承认和认可，就形成了杜威所说的“集体理智”，或曰“共识”，因此具有了权威性。 (责任编辑：admin) |